主题：江青诬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江青诬邓小平是"谣言公司总经理"
人民网 [微博] 薛庆超2013-09-17 21:37我要分享 1
[导读]“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人民出版社，2008.11



周恩来辞世后，国务院总理之职不可久悬。“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早就觊觎着国务院总理的职位。“文化大革命”以来，他费尽心机，疯狂地影射、攻击周恩来；策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斗争矛头指向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无不包含着篡夺国务院总理职务的“祸心”。然而，张春桥却打错了算盘。1976年1月21日和28日，毛泽东先后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中共中央通知》，正式向全党通报：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这个文件的下发，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表明，毛泽东已经决心用新的接班人华国锋，来取代他自1973年以来所委以重任，寄予信任，重点培养的接班人邓小平。从此，由华国锋代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

按照毛泽东的这一决策，虽然国务院总理的职务没有交给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寄予厚望的邓小平，但是也没有交给“四人帮”。这就为以后的历史发展留下了机会，使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的斗争能够较为顺利地进行。

华国锋，山西交城人，生于1921年2月，1938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任交城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中共阳曲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以后，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向华南广大地区进军时，华国锋是“南下干部”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华国锋历任中共湘阴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县委书记兼县人民武装部政治委员，中共湘潭地委副书记兼湘潭地区行政公署专员，中共湘潭地委书记。由于湘潭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因此华国锋的工作情况开始受到毛泽东的注意。以后，华国锋被提拔到湖南省委工作，任省委统战部长。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因被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而遭到撤职。中共湖南省委因此而改组。经毛泽东提名，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同时兼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毛泽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多次到湖南视察工作。华国锋或汇报工作，或陪同视察，与毛泽东的接触日益增多，在毛泽东的头脑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初期阶段，华国锋也曾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很快在1968年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的代表”参加了“三结合”，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华国锋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又相继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代主任、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成为集湖南省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于一身的重要人物，是湖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

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毛泽东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准备，在视察大江南北时，曾在长沙对华国锋谈过关于林彪的问题，表示了对华国锋的极大信任。湖南以外的中国人和外国人第一次知道华国锋的名字，主要始于毛泽东在1970年12月18日同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一次谈话。毛泽东在谈到家乡湖南的情况时说：“湖南省的人物也出来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老人”，是指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是湖南省委的负责人之一，是过去湖南省委的“老人”的意思。当斯诺把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因其中谈到中美关系和尼克松访华等极为敏感的国际问题，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震动。华国锋的名字亦开始被外国人所注意。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的武装政变后，国内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先后下发了几批内部文件，向党内外广大群众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的谈话纪要》，即为其中之一。于是，中国人也从中知道了华国锋的名字。

“九·一三”事件后，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被调入中央工作，先后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组长。1973年5月，华国锋和王洪文、吴德一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政治局的工作。1973年8月，华国锋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国务院代总理，一下子堵住了张春桥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路子”。张春桥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朝思暮想、日夜盼望的国务院总理的位置一下子落到了华国锋手里，虽然气急败坏，但是又无可奈何。联想到197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春桥气不打一处来，非常愤恨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则《有感》，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重要决策的强烈不满，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

张春桥这样写道：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在《有感》中，把自己打扮成一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样子。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的所作所为，丝毫也没有代表人民的利益，丝毫也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丝毫也没有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相反，他始终代表着“四人帮”的利益，为“四人帮”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四人帮”一边，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为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或出谋划策，或下达指令，或直接指挥，对党和国家犯下了累累罪行。

周恩来逝世以后，人们曾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此被打断。然而，“四人帮”却倒行逆施，逆民心而动，企图用“反击右倾翻案风”冲淡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悲痛气氛。1976年1月13日，姚文元连续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他还指责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要求以后唁电版面要往后放。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举行的前一天，由姚文元一手策划于1976年1月14日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以通栏标题刊登《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的长篇文章，胡说什么：“近来，全国人民都关心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公然信口雌黄，伪造民意。

在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的同一天，“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不去反映中国人民的悲痛心情，却又抛出“梁效”的黑文《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止息”。

1976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孔丘之忧》的文章，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把悼念周恩来逝世的中国人民诬蔑为“哭丧妇”。这篇文章写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其手段之卑鄙，令人发指。“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2月份，在“四人帮”的策划下，以《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人民日报》发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起点，“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次掀起新的“浪潮”。针对1975年的全面整顿，矛头对着邓小平和在各个领域主持整顿工作负责人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抛了出来。一时篇篇黑文犹如滔滔浊浪翻滚而来，大有排山倒海、铺天盖地之势。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再度“升级”。

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范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文件。

2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的多次谈话。

在这次会议上，已经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于2月25日代表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要求与会的领导干部“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

针对当时与会的许多领导干部，对批判邓小平很不理解，难以接受，思想上转不过来弯子等问题，华国锋要求大家，“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

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要求到会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华国锋还说：“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

会议期间，张春桥多次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

江青于会议期间，在3月2日擅自召集十二省、区领导干部会议，并发表长篇讲话。她拉开架势，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大放厥词，集中攻击诬蔑邓小平。同时，吹捧武则天、吹捧吕后，借古喻今，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江青说：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4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从4月底一直斗我到6月。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

“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

“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

“据这次揭发，他家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就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

“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

“别人造谣说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

“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

“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从李世民到李治的能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

江青的讲话，不仅肆意攻击了邓小平，而且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在1975年春天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翻案、为自己在1975年5月和6月间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会议的批评翻案。有人把她的讲话内容汇报给毛泽东以后，引起毛泽东极大的震怒，他愤怒地斥责说：“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开十二省讲话。”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多次谈话。同一天，中共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从此，“批邓”问题在党内正式公开了。

就在中央召开会议期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势头更加猛烈。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文章诬蔑说：“‘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文章不点名(但实际上已经点了名)地攻击邓小平，说“‘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来的。”“‘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批林批孔运动的。”

此文一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一词，就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报刊上的一个“专有名词”——专门用来指邓小平，成为一种“不点名”的“点名批判”。

对于“四人帮”通过《评“三项指示为纲”》散布的歪理邪说，广大干部、群众极为反感。在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的一次会议上，为李宗仁先生归国作出了贡献，并与李宗仁先生一起归国的程思远的发言就很有代表性。

程思远说：“这些日子，有一个多月了，对新近开展的批‘三项指示为纲’、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处于非常困惑、思想紊乱的状态。有理论问题、认识问题，更有实际问题，我都迷惑不解。在理论上，有个问题我感到糊涂。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党内有思想斗争，这毫不为怪。但党内思想斗争是否会一下子扩大到篡改党的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呢?是依据哪些条件而由思想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呢?一个人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提‘三项指示为纲’，而没有提‘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人是否就一下子上升为敌我矛盾，成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呢?我实在弄不清楚。第二个问题，‘三项指示为纲’里的三项指示都是毛主席的话，我过去认为很好，现在的‘文件’、‘社论’又告诉我，‘三项指示为纲’错了，而且是严重的方向性的政治错误，但是‘三项指示为纲’的错误其要害究竟是什么?我实在搞不明白，这个思想弯子不容易转过来。第三，毛主席、周总理在去年四届全国人大，对国家领导机构已做了人事交替的安排，这是一件大事。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国内政治局面仍不安定，特别是自周总理病逝至今，明确开展了这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国风起云涌，再度陷入混乱。像我这种不了解内情、心中有事放不下、神经又脆弱的人，真是经受不了啊，我的血压也由原来长期正常的130/80，升到160/90，那是夜不能寐的恶果啊!我家小孩子从外边抄回来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最大走资派一百例》，说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纲领，我看了又看，就是看不懂，理解不了，何以它成了反革命的纲领?我还听来人讲，最近四川省大字报上街，炮轰中共四川省委，公开点了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名，而且指名邓小平是后台，提出再度打倒邓小平。我听到这些消息，很不理解，心里非常难过!”程思远讲到这里，竟然热泪长流。

尽管广大人民群众对“四人帮”诋毁全面整顿、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胡说八道不屑一顾，但“四人帮”仍然全力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与《评“三项指示为纲”》这篇毒汁四溅、暗藏杀机的黑文相呼应，接连抛出了一大批长篇理论文章。

3月1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2月12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在同期的《红旗》杂志上，还发表了初澜的《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

3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以本报记者名义写的《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文章。

4月1日，《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苗雨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

同期的《红旗》杂志还发表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在这些文章中，“四人帮”除了肆意诬蔑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文化大革命的账，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诬蔑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以外，还提出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动公式。根据江青关于“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的旨意，公然论证道：“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

“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公开明目张胆地叫嚷：“现在革命的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就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戴红领章、红帽徽的‘走资派’”等等；妄图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四人帮”逆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志而行，全盘否定1975年的全面整顿，肆意攻击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了巨大成绩的邓小平，在报刊上影射诽谤周恩来，这种种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

面对“四人帮”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阵阵恶浪，中国人民勇敢地发出了正义的呐喊。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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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打击谣言50年：人海战术逼退“割蛋”恐慌
读天下张珍2013-09-18 07:55我要分享 10
[导读]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以及小孩子的肠子。中国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者化身为和尚、老道、商人、农妇……



网络配图

1950年7月27日至8月8日这13天时间内，河北张家口地区，发生了多达166起群众无故乱喊相互惊扰事件。

一切异常皆源自于一个令人“蛋疼”的谣言。而这不仅仅是新中国发生的第一起引起大范围骚动的造谣事件，也是新中国“谣祸”的开始。

1950年代：“割蛋”引发的恐慌

这则被网友们戏称为“蛋疼”的谣言，实则是1950年在中国流传颇广的“割蛋”谣言。这起谣言的大致内容，中山大学政务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李若建教授曾有如下记述：

“苏联要造原子弹，其原料需要男人的睾丸、女人的乳房和子宫，以及小孩子的肠子。中国答应供给苏联，于是派便衣部队到全国各地割这些东西送给苏联。割蛋者化身为和尚、老道、商人、农妇，都经过专门的训练，能够飞崖走壁，白天侦查，晚上动手。”

李若建调查，“割蛋”谣言最早出现于1950年4月的内蒙古省陶林县一带，后迅速传播开，波及整个华北北部地区，流传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为遏制谣言，政府派出干部，深入基层宣传辟谣，但效果不佳。部分群众甚至连基层干部认为，政府是在放烟雾弹，为其派来的“割蛋”人做掩护，捉住“割蛋”的送到公安局也会被放了。所以民众捉到疑似“割蛋”者，选择将其活活打死。

“割蛋”事件，只是上世纪50年代早期流行的众多谣言中影响较大的一起。如华东地区有“毛人水怪”谣言，另外各地的投毒谣言，形形色色的“仙水”“神药”等谣言事件也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广为祸延，造成局部恐慌，对新生政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950年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镇反“灭谣”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割蛋”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后来被政府锁定为北方最大的会道门组织“一贯道”。据公开资料，一贯道曾制造过“国民党打不了，八路军长不了，将来是一贯道的天下”、“天时将变，世界大战将起”等谣言。

随着镇反运动的开展，一贯道成员被大规模抓捕。1951年1月14日，北京中山公园水榭，北京市公安局还举办了题为《一贯害人道》的一贯道罪证展，参观者众多，一贯道也逐渐被铲除，而与一贯道有关的谣言得到一定的平息。

其实，在开展镇反运动之前，即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在相关文件中提出，“报纸应当把建立和领导通讯员网和读报组的工作当作重要的政治任务”。一张巨大的宣传网铺陈开来。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1年全国建立起6万个读报组，宣传员192万多人，党的报告员5万多人。宣传配合镇反，使得谣言所带来的阴影和祸患也逐渐消退。

1950年代早期谣言，大多利用部分群众的无知和迷信思想攻击新生政府。在19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出现的“放卫星”现象：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等。这些谣言，是被当时刮起的“浮夸风”刮出来的。到1959－1961年间，谣言也因三年经济自然灾害的发生而消停。


1960年代：苏联逼债“圈鸡蛋”

“中国运到苏联抵债的鸡蛋和苹果，苏联要用圈圈一个一个地套，套进去的小的，不合格，退回不要；黄豆要一粒一粒地挑选，一公斤保证不能超过多少粒，三次数粒过秤不合格，一车皮黄豆都退回去等各种版本。”

这是1960年代初流传的“苏联逼债”谣言，其影响之深广，好多人记忆犹新。

据2013年4月26日的《新华社每日电讯》披露，1960年，中国曾向苏联口头提出，在贸易方面所欠苏方20亿卢布，可能要在5年内还清，遭到苏外贸部部长帕托利切夫的批评, 认为中国未与苏联协商, 片面地把还债时间确定为5年，并以中方违约为由，宣布短期内不向中国提供汽油。

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在民间引起议论。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复杂，国内又处“三年经济自然灾害”时期，在这种背景下，“苏联逼债”的谣言在民间传播开来。

这起“谣言”应该是对苏联官方态度的“误会”。据公开资料，当时的苏联对中国还是较为人道的，1961年2月赫鲁晓夫曾致函毛泽东, 表示愿意借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蔗糖, 帮中国渡过困难。后来中方接受了50万吨蔗糖。

事实上，当时中央致苏共的公开信和政府声明中,从没提到过有“苏联逼债”一事。当年，即便在困难时期，中国每年主动援外费用数额远高于向苏还债数额。“苏联逼债”言论不攻自破。

除“苏联逼债”外，当时还流传过“帝国主义放原子弹”的谣言。据河北省档案馆一份等级为“特急”的密电所记，1963年10月至1964年4月间，河北衡水深县王家井等50多个村庄，连续发生了27次程度不同的地震。很快，谣言出来了——

“地下空了，再震这一块就要塌陷下去了”、“这是帝国主义在地下搞核试验，放原子弹哩！”地震加谣言，导致人们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衣服，有人还想到野外搭窝棚住。

发现这一情况后，当时的衡水地委一方面派干部下灾区，慰问群众，解决群众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及时求助河北省委派相关专家来宣传“辟谣”，通过相关地震知识，控制住了谣言的蔓延趋势。

1960年代早期的谣言多与灾害有关，幸运的是官方都能及时发现，并极好地控制了谣言的扩大化。


1970年代：“总理遗言”骗翻国人

1966至1976年的“文革十年”，是新中国谣言盛行的时代。谣言甚至牵涉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中1976年一则“总理遗言”传播最广——

“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要保持那么一股劲，要多请示主席，多关心同志，多承担责任。”

事后调查证实，这是民间伪造的“总理遗言”中的一段。袁敏的《重返1976：我亲历的总理遗言案》一书中，对伪造的“总理谣言”有详细记录。而且“总理遗言”有两份：一份是周恩来写给“主席、中央并政治局诸同志”的，另一份是周恩来写给“小超（邓颖超）”的。

这两份“遗言”，最后酿成“文革”时期最大的一起“反革命谣言”案件，即所谓“总理遗言”案。

此“谣言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袁敏在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6年2月的一天，离周恩来去世已有1个月。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学徒工“蛐蛐儿”参加朋友聚会时，谈到周恩来逝世的问题，受到了“瓜子”等朋友的启发，回家没过几天，他就模仿周恩来口吻编造了上面两份“总理遗言”给他父亲李容看。

“蛐蛐儿”的父亲李容看完后，说很像真的，嘱咐儿子不要外传。但“蛐蛐儿”未听嘱咐，将两份手写的“总理遗言”传播出去。“文革”十年，人们已习惯了“小道消息”，“总理遗言”旋即被传抄开来。

在传抄过程中，有人将“蛐蛐儿”的手抄本变成油印件。到1976年4月份，全国各地除了新疆等少数几个边远省份，全都知道了这两份“遗言”。

“遗言”在全国快速地传播时，也触动了“四人帮”的神经。很快，事情被定性为有蓄谋的“反革命谣言”，于是，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彻查。

1976年5月5日，“遗言”的制造者“蛐蛐儿”，被当时的国家副主席王洪文一手提拔到公安部的上海造反派祝家耀抓进公安局审查。之后，其朋友和亲人等相关人员也被抓紧公安局被轮番审查。给“蛐蛐儿”的审查言论是：他造的谣言“流传全国，政治影响极坏，并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

1977年11月，“蛐蛐儿”“瓜子”等造谣者被释放。

需要说明的是，文革中类似的“谣言案”还有很多，如“梅花党”谣言案，在当时也十分流行。


1980年代：“气功灭火”广为流传

进入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文革”的阴影刚散去，又有谣言来袭。这一时期的“大谣”，多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功有紧密关系，层出不穷的“大师”把全国人民都“忽悠”了。

最轰动的是，“气功大师远程灭掉大兴安岭森林火”谣言，谣言的主角是当时闻名全国的“气功大师”严新。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发生特大森林大火。据传，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灭火邀请”。随后，严新在距离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之后预测：3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大兴安岭火势确实减缓，不久被扑灭。事实上，这只是巧合，乃火场官兵全力奋力扑救的结果，而非气功的作用。

但在当时一些媒体的渲染下，“气功灭掉大兴安岭大火”的谣言不胫而走。严新因此牛气十足，还曾公开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

据了解，在19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民间对于所谓“气功大师”的崇拜，形成了一股猛烈的气流，席卷全国。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练气功的人达到6000余万人，有关气功期刊就有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气功表演会遍地开花。

那时像严新这样的有名“气功大师”，还有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的张宏堡、“香功”创始人田瑞生等。其中，田瑞生自称拥有多种特异功能，能治愈百病，发气时芳香飘飞，出现七彩光环。

这样的迷信谣言与科学精神相悖，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和警惕。1994年，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破除伪科学。之后轮番讨伐之下，修练气功狂潮以及与气功有关的谣言才有所消退。


1990年代：“打绝育针”恐慌背后

1990年代也有“谣言在飞”。这一时期的谣言与群众对政策的误解有关。如“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便为不少人不理解，当时在社会上，影响比较大的“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现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襄樊市作协主席的段明贵，对“打绝育针”谣言印象十分深刻，曾撰文回忆：“1991年10月, 我在看通讯员稿时, 发现有个县反映, 社会上正传言学校请外国人给中小学生打绝育针。闹得人心惶惶, 有的学校已被迫停课。”

199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增长的决定》，当时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广以宫内节育器和绝育手术为代表的长效避孕等措施。“打绝育针”的谣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计划生育还是控制不了。所以国家要强制在青少年打一种‘绝育针’，其中男的打在太阳穴，女的打在肚脐。不适应的人就会马上死去。”

这是一位名叫“达摩流浪者的日记”的豆瓣网友有关“打绝育针”谣言的回忆。

这“打绝育针”谣言也是全国性的，当时从福建到广东到广西到海南，从安徽到湖北到湖南到江西，从河南到四川都有流传，而谣言所过之处，一片恐慌，没几所小学能正常开课。

当时学校要给小学生接种卡介苗疫苗，也被说成是要“打绝育针”。

后来，在官方媒体和各级政府官员以及各大中小学的宣传和教育之下，“打绝育针”谣言才逐渐平息。


新世纪：谣言插上网络翅膀

纪元到了2000年代，人类进入网络时代，微博、电话、手机短信、QQ、论坛等多种传播平台成为谣言的主要载体。

其中特征是，谣言往往与突发事件、重大事件相伴——

2008年，一条通过短信发布的“蛆橘事件”，让全国柑橘严重滞销；2010年2月20日山西一些地区要发生大地震的谣言，通过短信、网络等渠道疯狂传播，使得山西数百万人街头“避难”；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海岸发生核泄漏事故后，有人在QQ群里发消息，称“食盐中的碘可以防核辐射”，引发全国“抢盐风波”等。

2013年的“秦火火”造谣传谣事件，更是将网络谣言推上高潮，从2011年动车事故至今，网名为“秦火火”的秦志晖造谣传谣多达3000余条，被媒体封为“谣王”。

类似的网络谣言不胜枚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就此称，“网络谣言已成社会‘毒瘤’。而我国的网络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网络谣言很容易成为引发社会震荡、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

网络谣言给政府、家庭和个人都带来严重的影响。2013年8月19日，北京警方率先开始网络“灭谣行动”。

但是，一场“灭谣行动”能保证以后没有谣言吗？这引起了全民思考。

从新中国的谣言事件形成来观察，自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到如今的网络时代，谣言始终没有断过，虽然谣言的内容和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其产生都与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对称相关联。

“谣言止于智者，更重要的是增加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密切关系公众安全方面的信息，让老百姓信任政府自觉抵制谣言，不信谣，不传谣。”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肖重斌对媒体如此表示。 返回腾讯网首页>>

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 被传遭北京警方控制

更多 来源:羊城晚报　　发表时间：2013-09-18 05:21

羊城晚报讯 记者 余姝、通讯员杨学义报道：昨日，微博传出曾举报“表叔”杨达才的网络红人“花总丢了金箍棒”被北京警方控制的消息。世界奢侈品协会中国区主席欧阳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证实了此事，并称自己作为受害人已向警方做了指证。另据媒体报道，北京警方称不便回应此事。

据欧阳坤介绍，“花总丢了金箍棒”真名吴东，福建建瓯市人，去年曾经发布了很多针对世奢会的负面新闻。昨天到公安机关指证时，他详细描述了“花总”向公司发出的敲诈邮件以及具体联系情况，“他用50个人给公安机关发信，投诉公司地址虚假以及诸多问题，工商局迫于舆论压力吊销了我们的营业执照。我们很多活动被迫搁置，每月损失两百多万，现在累计损失已上千万”。

欧阳坤表示，他在公安机关还听说一些地方官员也来京指证，“这些人都曾被‘花总’鉴表，并受到威胁，乃至把他当做意见领袖，由害怕变为妥协，以致最后给‘花总’送礼”。

“花总丢了金箍棒”去年8月曾在微博上为前陕西省安监局长，即“微笑局长”杨达才做“手表鉴定”，最终导致杨达才落马。今年9月5日杨达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没收全部受贿及来源不明赃款。

[18 10:08] 捣: 花总丢了金箍棒
[18 10:08] 捣: 搬到杨达才那位笑表哥的专家
[18 10:10] 赵兄托你帮我: 金箍棒丢了,那还不完蛋
[18 10:10] 雄起广州7万入库: 我以为你说股评花荣，这个我不知道
[18 10:12] 赵兄托你帮我: 抓股评,那也应该抓程定华吧
[18 10:12] 捣: 程定华说真话，为什么要抓
[18 10:13] 捣: 要抓先抓黑嘴

[18 10:13] 赵兄托你帮我: 他说的那叫真话?
[18 10:13] 赵兄托你帮我: 每次都瞎忽悠
[18 10:14] 赵兄托你帮我: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18 10:14] 捣: 呵呵，每次忽悠的都对
[18 10:14] 捣: 郭输清那次不是忽悠对了吗
[18 10:14] 赵兄托你帮我: 对个P
[18 10:15] 捣:
[18 10:15] 赵兄托你帮我: 就是一买办
[18 10:15] 捣: 买办是替外国人办事的，他是为自己公司办事的
[18 10:16] 捣: 乱扣帽子
[18 10:18] 雄起广州7万入库: 我告诉你，花总那个，搜索不到，说是关键词不符合法律规定，我先把你的话复制起来，要说，也是你最先说，我听你说才知道的，你不要想幸灾乐祸
[18 10:18] 赵兄托你帮我: 花总果真被请去喝茶了
[18 10:19] 捣: 靠，全名---花总丢了金箍棒
[18 10:19] 雄起广州7万入库: 没有一点良心和智商，我哭豺狼笑
[18 10:19] 捣: 搜吧
[18 10:19] 赵兄托你帮我: 昨完各大网络霉体都很兴奋

环球时报评网友花总被控：不应动辄怀疑警方办案的动机
来源：环球时报| 2013-09-18 10:15:45| 赞 赶快成为第一个赞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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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互联网上昨天一度盛传知名鉴表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与外界失去联系，并已被警方控制。“花总”曾在微博曝光“表哥”杨达才时成为网上“鉴表专家”，并在之后网上反腐案中“鉴表”，有了一定名气。

　　网上称他因涉及多起网络谣言而入案，但警方到昨晚没有表态。一些人发帖突出惊讶态度：连花总也被抓了!不难看出其中一些帖子是要表达对官方近一段行动的不满。

　　近来有多名大V或者有一定网上名气的人吃官司，一些人士将它们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官方在“整顿网络”。有些过去说话激烈的自由派人士显出一定紧张。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当前的情况作出一些厘清。

　　第一，官方在加强网络管理是事实，一些官员的讲话和撰文、“两高”发布《解释》都是清晰信号。依法管理网络确有必要，打击网络谣言是正义之举，用不着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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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警方迄今对几名网络名人的控制与“管理网络”是什么关系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警方行动是否严格依法。只要警方确实是依法办案，被抓的几个人都确实触犯了法律，那么警方就没做错。一些人有“管理网络”的集中联想，感觉受到了某种威慑，这未必就是坏事。

　　第三，被抓的人既是网上名人，也在线下有着不同身份。公众熟悉的只是他们的线上表现和形象，它们往往被塑造得挺成功。对这几个人在线下都做了什么，是否违反了法律，人们并不清楚。认为警方的行动都是冲着这些人的线上形象去的，这一总结太简单化，薛蛮子案已经提供了大V在线下触犯法律而被拘留的先例。

　　第四，中国法制建设已经实现历史性跨越，今天为了政治目的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制造冤案是难以想象的事。认为警方在集中制造一批冤案，这种想法尤其是高度偏执的。

　　应当对警方将依法公正办理这些案件有信心。打击造谣、诽谤就是要维护法律秩序。对官方任何管理都做“打击言论自由”的有罪推定，这是一部分人在网上推动的意识形态攻略。

　　前段互联网上的一些现象有些失度，对此大多数人都心中有数。少数人清楚自己有些自我放纵了，只是当时觉得那样做无所谓，甚至对自己有好处。这样的放纵如果也影响了部分人的线下行为，这应该不是什么意外。

　　并不是说吃官司的人在网上都没做过好事。比如“花总”，至少对杨达才落马有功。但功过不能相抵，这是最基本的司法原则。我们并不清楚“花总”的涉案情况，但如果他有违法行为，依法追究他就是应当的。就像有些贪官也曾做出过贡献一样，他们犯了罪必须受到惩处。

　　互联网对推动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并不是说它就是干净的，为保护它的积极一面，它上面的活跃角色就应受到特殊保护。法律一是一，二是二，各种违法行为，无论它们是直接在互联网上发生的，还是在线下发生的，都没有逃脱的权利。

　　我们也在此希望警方针对公众的关切提供必要信息，帮助一些有误解的人增加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必须说，网上一些担心的出现值得理解，因信息不对称发生的认识差距需要逐渐克服。我们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处理争议的做法和规则将逐渐成熟，对执法的支持也将能更多摆脱干扰，成为全社会稳定的主流理性。

[18 10:22] 捣: 凶器就别转帖了，除非有人给你钱。
[18 10:22] 捣: 不然，干这活何必呢？
[18 10:23] 捣: 惹人烦不说，没一点蛋用。
[18 10:24] 雄起广州7万入库: 再次下定决心，从现在开始，不转了，计划生育除外
[18 10:24] 捣: 这里人被老曹套的蛋痛，谁愿意看那些玩意。
[18 10:25] 捣: 计划生育去新华论坛转帖
[18 10:25] 雄起广州7万入库: 正是因为套的疼，才看，转移疼痛点
[18 10:25] 雄起广州7万入库: 论坛个几把呀，我才懒得跟他论坛，不是因为长电，我这里也懒得转
[18 10:25] 赵兄托你帮我: 生那么多,你养的起么
[18 10:26] 雄起广州7万入库: 弱智，懒得跟你说，怪不得买了长电被套，切

[18 10:27] 捣: 你现在不是已经抱上户口了吗
[18 10:27] 捣: 跟他们生着气，我看你是头被驴踢了
[18 10:27] 雄起广州7万入库: 上了，但我还没完全放弃生第2个的梦想
[18 10:28] 捣: 靠，你这个富二代，一个不够还想二个？？？
[18 10:29] 捣: 现在中国人满为患，生个鸟呀！
[18 10:29] 雄起广州7万入库: 去你的吧，如果是富二代，早就生了，不就罚点钱么，本来就没钱，还要罚款，哪敢生第2个啊
[18 10:29] 雄起广州7万入库: 就那几大城市人满为患而已，不多说，说多了又开始瞎几把辩论了
[18 10:30] 捣: 呵呵，打住，今后别乱转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