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五问肖钢:如何打黑救民



谁都知道证监会自身的职能和权限很有限，证监会主席屁股底下是一把一直发烫的椅子。这个活儿实在是不好玩，坐在这个把椅子的人物，无过便是功。但是，就目前中国股市的熊样，我想问问肖钢先生：您到底有没有、敢不敢使出杀手锏？

　[B]　一问：好的上市公司缺钱吗？[/B]
　　据我所知，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真正好的公司根本不缺钱，稍微看好且适合“做局”的公司，来敲门的络绎不绝，一个个手持IPO符节，而真正执着创业、需要资金的公司却化缘无门。

　　所以，急于上市的公司有两种情况：要么有一帮恶人要“绑架”好的公司，让其学坏，一起到资本市场大捞特捞一把，然后挥手而去。看看这些年来，已经上市的公司，融到的巨额资本都干了什么？要么还是那帮恶人包装一个概念公司或者修复一个壳，然后到资本市场去大肆窃取。试想想如果没有一个强大而深厚的利益链条，能把一个分文不值的空壳玩得天花乱转吗？
[B] 二问：排队上市的压力不可抗拒吗？[/B]
　　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八百多家排队等待上市的公司所形成的压力，怎能不让人害怕？恐怕连“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一些人物都难以抗拒，你证监会主席能妥协吗？这些排队等候的公司，为了上市“成仙”或明或暗地为一些机构和个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几年多少受益人说情吹风、多少力量频频施压，要求A股开闸，你证监会能抗拒的了吗？

　　但是这些公司到底是给股市输送真金白银还是掺水，不需要去问上帝，股指态势已经说明一切。这不，IPO杠杆开闸，憋坏了的投机者边兽性大发、难以自治，证监会不得不紧急叫停。
[B]
三问：衍生交易适合中国吗？[/B]
　　我近几年一直关注和研究西方资本市场的策略和猫腻，深深感知到：西方资本市场的“衍生交易”，几乎百分之百不适应中国，肯定会把资本市场搞乱，所谓的一些海归人士策划化和谏言的衍生交易，就是给中国资本市场引入投资的恶魔，受益的只能是投机家、金融机构和政府财政。

　　难道我们的政府财政可怜到为了收几块钱的税就甘心情愿被金融投机资本牵马拽镫吗？西方之所以衍生交易“发达”，一是因为实体经济基础日渐薄弱，而要维持资金池爆满，给金融机构逐利和财政创收，就得玩虚拟衍生游戏；而中国具有当今全球最雄厚的实体经济基础，还需要玩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吗？看看股指期货把A股搅合称什么样子啦？

[B]　　四问：当下股市对国民经济利大弊大？[/B]
　　我希望政府官员和我们有良心的财经人士、实打实做实业的企业家们静心想想：当下的股市对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到底利大还是弊大。我认为：明显的弊大于利。

　　所谓利，不过是给上市公司股东、给少数机构及个人、给国家财政提供了免费提款和顺手牵羊的机会----而且这种贡献主要不是来源于上市公司的价值创造，而是来源于直接从二级市场投资者身上“抽血刮油”。

　　所谓弊，主要是：让好的公司学坏了不再专注于实体运营，让不好的公司偷窃资本，让金融机构远离实体经济而不断坐大，让中国快速形成形形色色靠玩资本投机而膨胀起来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让无数脚踏实地做实体经济的中小企业累死累活，让亿万股民在希望中放血、在失望中割肉，等等。

　　总之，当下的中国资本市场，给整个国民经济笼罩了厚厚的雾霾，雾霾下是很多硕鼠在大肆偷食。您说，利大还是弊大？小平同学当年就股市这样的论述：“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

　　当然关是关不了啦，但是小平先生的态度值的借鉴：在目前情势下，可以采取休养生息、根除毒素、转换思维、深层改革的策略。
[B]
　　五问：如何打黑救民？[/B]
　　中国资本市场之黑，可以说黑到来去无影、不知鬼穴。僵化的体制、强大的权力、密植的权贵关系，使得整个资本市场表面风平浪静、暖风徐徐，但深层利益关系令人后怕。都说新一届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政推行起来非常难，难在哪里呢？

　　一个最大的难度就在于：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团直接和简介把控着金融资本市场。在这种格局下，你肖钢先生如何打黑救民呢？就是把证监会所有人员增加十倍、搞得累死累活恐怕也难办。因为你的思维方式和策略错了。

　　所以，得转换一下思维。十八届三中全会就股市改革只原则性地说了一句话：改革发审制度。这就把你难住了？其他方面没说并不等于不能做而是让你创造性去做。因此要有“翻天妙手、与前不同“的思维和策略。

　　其实，谁都知道证监会自身的职能和权限很有限，证监会主席屁股底下是一把一直发烫的椅子。这个活儿实在是不好玩，坐在这个把椅子的人物，无过便是功。但是，就目前中国股市的熊样，我想问问肖钢先生：您到底有没有、敢不敢使出杀手锏？

　　[B]在此，我说三点，肯定能使股市修养生息并拐头向上，并逐渐是中国股市成为全球最强大的股市，如果按照下面三点做了而没有这个预期收效，我就到证监会门口趴行十圈：[/B]　　第一招：关闭所有衍生交易，结束投机乱局，让所有投资资本回归“正道”，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

　　第二招：不设定期限关闸IPO，直到资本市场改革取得成功，然后再清理已有上市公司中的“南郭先生”，届时再踢出去1家放进来2家；然后在运筹进入良性上市循环。

　　第三招：成立由有人气的务实派金融专家、投资者代表及官方代表组成的“中国股市改革发展议事决策委员会”，对重大改革事宜采取民主议事、投票决策的方式。

　　以上三招既不会威胁一党执政和政府施政，也不会受僵化僵化体制约束，更不会置证监会于被动地位，而且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符，何乐不为呢？除非你怕失去权力、怕担当改革失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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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为毛泽东开脱坚称彭德怀不能平反
2014年01月15日 08:06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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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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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番禺人民公社成立大会。[详细]
核心提示：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作者：高华，原题为：从《七律·有所思》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运思

那么1960年代，中国又有哪些事使毛不满意呢？首先是他对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在六十年代初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感到很不满意，认为刘少奇“右”了，然而事实上刘少奇是正确的。在六十年代初那些严峻的日子里，大跃进运动的乌托邦的狂热造成的巨大的破坏使刘少奇中央领导同志等痛定思痛，痛定思安，他们心里清楚，在党犯下的错误中，毛占的比重最大，当然他们对大跃进的损失和灾难也都负有责任，他们愿意弥补这种损失和灾难，因为他们的心里都知道，在和平时期饿死几千万人不是小事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当时在基层，他对当年所经历的一切有刻骨铭心的亲身感受，他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9]。 从当时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也参与领导布署了全国的救灾救荒的工作，而处在中央一线的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更对老百姓怀有愧疚感，他们在非常困难的形势下，承担大量繁重的具体工作，努力恢复常规，秩序，挽救国民经济，把毛搞大跃进的一套（用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方式搞建设）束之高阁，或悄悄做了转换。刘少奇等还对内调整阶级关系，安抚知识分子和原工商界人士，给被打成“彭德怀分子”和“右倾分子”的几百万干部平反，并着手准备给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搞“甄别”；对外希望缓和和苏联的紧张关系，调整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减少过量的对外援助；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的领袖威信，对特大困难的解释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记得当时小学老师说，猪肉是给苏联还债了）；刘宣布，大跃进不搞，但保留“三面红牌”的牌子；其它人都可平反，彭德怀等四个人不平反，刘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彭德怀给毛写的信没问题，彭的问题是“里通外国”。


刘少奇本是想为毛开脱，当然也是为他自己开脱，却把问题搞的曲曲弯弯，反而使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刘少奇可能以为毛是会领他这份情的，谁知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毛对刘很是不满，毛判定，神州开始“有事”了[10]。因为在毛看来，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就是“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最多再加上一个“没有经验”。毛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右倾分子”不能一风吹，“右派”更是不能平反。毛坚信他和大跃进并没有错，反右运动更不错，大跃进就是多付出一点学费，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有些损失不算什么，关键是六亿人口的国家不能泄气。和刘相比，毛是一惯性到底，绝不松口，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期间说“责任田是走资本主义路”，又默任下面搞“三自一包”。当然刘少奇这么说，这样做都是有难处的，因为在刘的上面有毛这样的强势领袖压着，而且多年来的极左已使一部分同志的思维完全僵化了，极左的一套积重难返，刘少奇必须考虑到转弯子不能太快，可是这样一来刘也就使自己进退失据了，缺少了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应有的一惯性了

谢长廷：“台湾共识”不可能没有国民党影子
2014年01月15日 07:46
来源：台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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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谢长廷：“台湾共识”不可能没有国民党影子

台海网1月15日讯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民进党上周抛出党版两岸对策，退守至“凝聚共识”。谢长廷昨日接受本报专访时直言，苏贞昌就任主席时的宣示让他很感动，全党原有机会创造民共交流基础。但是，政治看结果，打球姿势再漂亮，投不进就是零分，“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他强调，民进党若想稳定执政，就不能再把两岸政策“工具化”。

不仅如此，谢长廷更说，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要有逾6成满意度才能叫“台湾共识”。换言之，这种共识不可能没有国民党的影子，否则就只是“民进党共识”。他强调，“宪法”既然是目前台湾最大共识，当然就会有重叠，“如果你说这样就是走国民党的路，那结果就是继续对立，政策满意度不到30％。”

曾在2012年登陆破冰的谢长廷，昨日接受本报专访。他说，2012败选后，党中央曾做民调分析原因，其中不信任民进党处理两岸经济能力的人高达6成5，至于其它原因则只有2、3成，“无论党认为败选原因是什么，这就是人民的意见。”

他说，或许有人认为今年要处理的是地方选举，但若等到“总统”选前再谈，人民就会认为你的两岸政策“太工具化”。况且，党的目标若是追求稳定执政，相关政策就非改不可，而且是愈早愈好。


谢长廷扼腕地说，苏贞昌曾说面对中国大陆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这让他很感动，期待党能创造两岸对话基础。但现在却一个结果也没有，“你说他认真不认真、在乎不在乎？但是，耕作看收获、政治看结果。”就像打篮球，姿势多漂亮、闪人运球多好看，投不进就是没结果，“不能说动机很好，但是零分。”

不过，他强调，就算如今的“冻结台独党纲”也可以拿来讨论，不能只有回说“现在没有冻结问题”，而导致大家各自解读。

谢长廷直言，未来无论政策为何，都必须让人民有感。如果继续不明确，满意度就只能维持现在的27％。

“我真的是恨铁不成钢…”，谢长廷说，两岸问题应尽快解决。他强调，因为人民有期待，党就要反映民意、创造新愿景，“我们过去不都是这样吗？”

李登辉批谢长廷登陆流泪：我不同意中华民族这个观念
2014年01月15日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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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铭倡议“冻结台独党纲”，党主席苏贞昌则说，“台独”已是过去了。李登辉14日与媒体餐叙时指出，他不知道所谓“台独”是过去式，何必要这样（“冻独”）？台湾如果没有“独立”，那要做什么事情呢？

李登辉说，这种事情无须说得这么厉害(过度)，台湾就是台湾，只要照顾台湾，以台湾为中心。台湾是新时代台湾人，不管外省、福佬、客家、原住民都是为了台湾。

李登辉也扫到谢长廷，他暗批谢长廷登陆时祭祖说，“你不必去中国大陆去拜伊祖先，又要流眼泪，在那里说中华民族，这个观念，我不同意”。因为台湾是个移民的社会，这里有一个新的“国家”成立起来，要有一个新的方向，只要把台湾这个所在做好就好。（据中评社）

重庆市长谈内陆开放：5至10年拉平东西部差距2014年01月14日 07:11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字号:T|T157人参与13条评论打印转发
在三中全会“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政策框架下，“不是绝对值拉平，而是指开放的理念、体制、机制一体化。”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月13日在该市外经贸工作座谈会上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政策框架下，中国东西部对外开放观念及体制、机制差距，有望将在5至10年间消失。

“如果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拉平’了，我们开放的红利还可以比较高地增长，比如15%、20%的增长，再增长十年、五年不是问题，”黄奇帆说。

黄奇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第七部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起草工作的参与者，此后担任全会中央宣讲团成员。

内陆和沿海一样开放

“内陆的人、重庆的人要抛弃‘内陆做不了开放的前沿’这么一个陈旧的、落伍的观念”，重庆市市长黄奇帆1月13日在该市外经贸工作座谈会上说，“三中全会”提出的内陆开放政策，本意就是今后十年，要把内陆建设得和沿海一样开放。

他认为，中国过去30多年的开放是先沿海再中部、西部，因此形成了开放时间先后的不同，东西部出现差距。

黄奇帆的这一判断的数据支撑是，“我国现在4万亿美元进出口，85%是沿海8个省做出来的，内陆22个省进出口只占15%；我们国家一年吸引1200至1300亿美元外资，沿海8个省就有1000亿还多；内陆22个省只占15%，只占两、三百亿，在这一前提下，自然带动力就不同，所以东西部的差距是和开放度不同有关的。”

“长此以往，连我们西部的人也会认为，开放永远是东部先开放，然后西部、中部慢慢跟进，但这是一个错误观点，因为你到欧洲，欧洲20多个国家，德国是在欧洲的中间，它不临海，但是谁能说它没有西班牙开放？它就是欧洲最开放的地方。”

黄奇帆认为，开放是一种文化观念，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一种体制机制。既然是文化观念，同等开放，是内陆的人和沿海的人可以一个观念，也可以不同观念，只要你接受开放的文化，就可以有同一个观念。

重庆近年来推进内陆开放高地建设，进出口额在五年涨了十倍。“如果整个内陆20个省同时推进内陆开放，不要说十倍，五年涨五倍，也不得了。五年就涨2倍，或者就1倍，全国就7%，五年涨一倍就是一年增长15%，这相当于是西部比整个全国平均值高一倍的增长，这也会带来巨大的推动力。”

黄奇帆说，“在汉唐的时候，中国的西部比东部开放，东部那时候船小，根本适应不了海运，是闭塞落后的地方，泱泱大国在中土，这个地方通过马和骆驼走向中亚、欧洲、印度方位，也就是中国的开放是往大陆内部开放，西部这边是桥头堡，沿海地区送货到西部再走向世界。

三个坐标拉平“东西”

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黄奇帆形象地将其称作是开放的”三个坐标“：该《决定》中”关于开放是讲了三段话，一大段是投资环境，服务业方面广泛放开，原来不怎么开放的领域通通开放；二是更高境界的开放，FTA(自由贸易协定)；第三是内陆的开放，三个坐标同时推进。“

黄奇帆13日称，该市今年的外贸工作会重中之重就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如果中西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拉平’了，我们开放的红利还可以比较高地增长，比如15%、20%的增长，再增长十年、五年不是问题，“黄奇帆说，因为占全国经济85%的地区相对饱和，只有5%、6%的年增长率；而占中国经济15%的西部地区增速高一点，对全国总量影响也不大，但如果连续五年这么快以后，比重加大，15%变成了40%，这时候会引发经贸格局的变化，4万亿变7万亿或者8万亿美元，是了不起的事。

黄奇帆强调，此处所提的”拉平“，不是绝对值拉平，而是指”开放的理念、体制、机制一体化“。

“现在我国正在和36个国家谈有关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事宜，和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洋方向、中东、俄罗斯方面，以及中亚方向的土耳其等，都在谈”，黄奇帆说，中国下一步的开放将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推进，更高的境界的推进就是自由贸易协定(FTA)，这个不是上海自贸区的概念，上海自贸区的概念本质上是保税区的服务贸易化，是一个小区的概念。

黄奇帆对此的解读是，“三中全会里讲到的专门自由贸易区，是讲国家和国家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如果签了协议，就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金融各种领域，有新的、更大的开放，国家和国家之间互相都有一些负面清单，只要一签字，负面清单之外就同等待遇、自由发展。包括这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之间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金融业也可以打通，这就是更高境界，更复杂的全球化。”

相比之下，WTO最初基于关税贸易总协定，在商品货物领域的关税免税自由化，范围相对较窄。

“只要一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国家和中国的自由贸易就不会分区域，不会先来沿海，内陆慢慢跟进，而是内陆和沿海同等国民待遇。所以，在这个概念下，今后的开放，不存在先沿海，再内陆的思维定式。”

(原标题：黄奇帆巧解内陆开放：5至10年“拉平”东西部差距)

凶器---你真是一个（JB）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