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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国古代并不很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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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mida 于 2013/6/11 17:14:5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1. 中国文明有3000多年。


中国宣传“五千年文明”，正史上，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开始的(中国文明有3000多年。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
而且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5000年文明历史”只个笑话。

--再看文明史开始的3大指标, 金属时代,建筑，文字

中国比西方晚1500年进入金属时代

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za, 公元前2584–2561 BC)建好之后。中国的遗迹是二里头土窑

中国夏代都城遗址, 二里头, (距今大约3800－3500年)。有土路、夯土城墙。 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

两河流域已经有文字的时候，中国的人呢还在结绳记事呢。
中国最早的文字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甲骨上。

从这3个指标看中国文明只有3000多年。

法国历史学家说，以中国标准的5000年历史，别的国家有1万年历史。

2) 西方和中东文明启蒙了中国
外国人公元前 7000年计算出根号2 , 中国人还在原始社会。
A Babylonian tablet from the Yale Babylonian Collection (YBC 7289), which gives a sexagesimal numerical approximation of the square root of 2.

玻璃在5000前就发明了。
西洋双陆棋发明于5000年前。
中国人还在原始社会。


人类的3大时期
西方比中国早1500年进入金属工具时代
西方早中国200年进入机器时代
西方比中国早40年进入信息时代

中国进入金属工具时代, 机器时代, 信息时代是中东和西方技术传到了中国。
中国进入机器时代, 信息时代都是西方技术传到了中国。

(3) 古希腊文明启蒙了中国


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
古希腊人埃拉托斯特尼（公元前275年一公元前193年）在公元前240年左右测算出地球周长为39690公里。2000年后启蒙了中国。



古希腊人喜帕恰斯（约公元前190年-公元前125年）在公元前150年计算出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是地球直径的30倍。 2000年后启蒙了中国。

古希腊人阿利斯塔克（公元前310年-公元前230年）计算出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是月亮与地球距离的19倍。阿利斯塔克所著《论日月大小和距离》一书流传 至今。
2000年后启蒙了中国。


古希腊2000年前就有，议会，选举，竞选,公决。
2000年后启蒙了中国

中国清朝才开始研究立体几何，课本是利玛窦带来的几何原本，
希腊公元前欧几里德的著作。

农历是来中国的德国人汤若望教士根据公元前的古希腊历制定的。

(4) 俄罗斯文明帮助近代中国最大
科技上, 俄罗斯发明了元素周期表, 卫星，太空站， 天空船，
俄国人门捷列夫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化学家。
巴普洛夫是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生物家。

中国的太空船,太空站抄俄罗斯1970年的技术，水平还低于别人当时的程度。

文化上， 俄罗斯有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 芭蕾也是俄国发明的
俄罗斯对中国是文化输出国

军事上， 枪族的的概念为俄罗斯提出， 火箭炮是阿俄罗斯的发明
卡拉什尼科夫，AK-47自动步枪的发明者
J10发动机俄罗斯给得, 99坦克发动机乌克兰给得, 中国航母是俄国当废铁卖掉的


5) 印度对中国是尽文化输出国

印度有7000年历史。在中国古代印度对中国是尽文化输出国，包括佛教，气功(在晋朝传入中国,杨梅君(大雁气功)等气功大师的观点)
中国武术源于少林， 少林武术源于达摩(印度人)。


(6)中国2000年没有发明很多最基本的东西

可以理解人类学家列维 布留尔（Levy Bruhl）的批评。”尽管在多少个世纪里中国人付出了大量的辛劳，有关天文、物理、化学、病理和治疗的著作浩如烟海，然而成果却等 于零”

不是靠西方科学，只怕连静脉，动脉， 淋巴，基因, 神经，脑细胞,细胞的概念现在还没有。人均寿命大概跟清朝一样30出头。


5000年发明了大约0个机器，提出的公式基本为0， 大约可以造出0个高质量的复杂机器。
科技书籍的内容基本是外国人的原稿


电脑，互联网，汽车。。飞机，列车，电视，电话，卫星(俄国)，飞船(俄国)，太空站(俄国)，元素周期表(俄国)伟大的发明都是西方的

电子计算机,光子计算机,量子计算机,生物计算机
的发明和概念都和中国无关。

中国古代鞋子连左右都不会分，
秦兵马俑的鞋子连左右都不分，
鞋子分左右是欧洲4000年前的技术，
西方古代雕像的鞋子都分左右
还好先进技术传到了中国
朱熹说：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类，先王官府扫地尽矣。

中国古代搞出板凳，搞不出椅子
椅子则要上溯到汉魏时传入的胡床。


中国连刷牙都是学外国的。
"后来此法(刷牙)传入我国，我国人民也逐渐学会了刷牙。" 刷牙_百度百科



中国古代书籍连标点都没有
中国连天花板都发明不了，皇宫里都没有

卫生纸, 抽水马桶是欧洲发明的，

中国古代连弹簧都不会造
欧洲马车用弹簧减震已经有多少个世纪；清朝的皇帝用“车驾召见老臣，用麻草或者布帛减震”。

没有西方发明的自来水，连洗澡都难。
王安石议政，.一只虱子爬出,爬到胡须上来.叫皇上见了：所谓.“屡游相须，曾经御览”，.而王安石从 此不再捉虱子，“辄献一言以颂虱之功”。

刘墉，见乾隆“一日召对，有虱缘衣领而上，蠕行须际，.

西元前23世紀時，巴比倫的已有記載製造肥皂的公式。
義大利龐貝城廢墟中，挖掘出來的肥皂工廠，古羅馬已經開始使用肥皂了。
圣经上亦提及肥皂
天朝100年前听说了肥皂

说我们用了50年到达了西方200年的进步。他们更该吹说西方科学家花了几百
年才搞明白地球绕着太阳转，而他们在小学花了一分钟就学懂了。



7) 四大发明
四大发明这个概念是西方人提出的
四大发明是中国的是英国人李约瑟证明的，
李约瑟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他夫人的话：“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 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7.1)，纸
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文明出现之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Papyrus），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
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纸，比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两千年。

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数学著作），大英博物馆收藏
埃及纸质比中国古纸好许多

天朝纸在没被西方砸破大门前质量很差，
利玛窦说欧洲1张纸=中国2张纸

7.2)，火药
希腊火药，通常又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
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75％，适用于作火器发射药

火炮由中东传到中国，称回回炮(元)，
火炮由欧洲传到中国，称红夷大炮(明)，红衣大炮(清)

中国古代的黑火药含硝量太低，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
中国古代一直都用阴阳五行来解释黑火药的原理（《天工开物》），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7.3)指南针
指南针(罗盘)

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出来一个“张仙人”陶俑，陶俑上雕塑有一个模糊的圆疙瘩，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圆疙瘩说成是旱罗盘，说中国在南宋也有旱罗盘了。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 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应用旱罗盘，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旱罗盘了。

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以及后来哥伦布横渡大洋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

郑和的平底船在当时就是落后的，只可能是沿海岸线贴着走，



7,4) 印刷术

国际上公认古登堡是现代印刷术的发明者。
在毕升之前, 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址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
中国一直到明清, 使用的是落后雕版印刷术，一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活字印刷术



8) 中国古代的科学成就
中国医圣孙思邈的治疗脚气药方有 鳖甲、牛尿，能引起肾衰竭的防己，唯一有作用的，是米糠，
西医治脚气，提出吃含维生素B1 的食品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比如把别人自缢的绳子烧成灰兑水喝，可以治疗突发性癫狂，如果把这种绳子 收藏二年以上，效果会更佳；将丢弃路边的烂草鞋烧成灰兑酒喝，可以治疗霍乱；将狗屎绞汁口服可 以“解一切毒”、鞋底泥、猪槽垢、香炉灰、粪坑泥、洗脚水、裹脚布、月经布、内裤……都是药。 不信者，自己去查。

跟数千年前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相比，如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复杂的数学知识，亚波隆尼亚斯
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帕普斯的《数学汇编》，托勒密的《光学》，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科学家们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 《梦溪笔谈》所谓的“科学成就”，是 裹脚布 的“科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古代的司南，
“事实上，司南不能正常运转。毛泽东访问苏联，将司南作为礼物，用了现代电磁技术，才使这个司南具有了定向功能。”（摘自《科学时报》）
-中国古代的指南车
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的模型也是根据现代技术制出来的伪文物。

- 张衡地动仪
清朝天文学家何琇在《樵香小记》里说：
“张衡地动仪，余终不信有其事。万无此法。”

-- 鄭和寶船
長１２５米，寬５０米,.
長寬比居然是2:5;

可以说是最拙劣的远洋船只，极不安全，在宋时，中国商人也主要租用波斯船。



9)中国数学水平是世界3流，
　　
数学大师丘成桐先生：中国数学水平大概能排到第十四、十五名吧。不要说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荷兰、加拿大，瑞典，以色列，甚至瑞士的数学水平都超过中国。


中学级数学水平“很高”， 没几个数学公式是中国搞出来的。

勾股定理，勾3股4弦5
有本事到国际要求勾股定理取代必达哥拉斯定理 (约前580年－前500年 )
A平方=B平方+C平方。

埃及勾股数出现得远早于中国, 例如埃及的书里面就有(3,4,5)这一组勾股数，
公元前18世纪巴比伦记录各种的勾股数组 最大的一个勾股数组是（18541， 12709，13500）

中国”发明”的是一个别人早已发现的最简单的勾股数。

2200年前阿基米德提出的圆锥圆柱的计算公式，
公元前17世紀的古籍( Rhind Papyrus）是世界上最早給出圓周率的超過十分位。
还祖冲之研究圓周 （429年－500年)。


10) 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

中国,秦到清2000年发生100多起人吃人的大饥荒， 平均20年一起。
民国n起， 现代1960-1962。

盛唐
唐高宗, “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资治通鉴》
唐代宗，“三吳飢甚，人相食。亡者無棺殯悲哀之送。大抵雖其父母妻子也啖其肉”

唐僖宗，“米斗錢三千，人相食”
“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白居易
杜甫是饿了几天后，吃饭撑死的
《新唐书》、《旧唐书》、《唐才子传》,《明皇杂录》皆有记载。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莆
路有冻死骨-杜甫

- 富宋
宋仁宗,河北大饥，人相食。”《宋史》

“汴京大饥，人食水藻、椿槐叶、道殣，骼无余胔。”《宋史》

宋高宗, 江淮之間人相食，
人肉之價，賤於犬豕 -莊綽


清代山西巡抚说很多百姓没裤子穿。
唐甄在清代做过知县，著《潜书》, 清代很多百姓无裤可穿，
.

斯当东男爵 , 马戛尔尼 ：“(清)贫穷得令人惊讶，一路上我们丢掉的垃圾，被人捡去吃” “叫花子一样的军队”。 “人们衣善褴褛甚至裸体”


康乾盛世
康熙十八年，山东大饥，人相食。”


康熙三十七年平定、乐平大饥，人相食。”《清史稿》

康熙四十二年汶上、沂州、莒州、兖州、东昌、郓城大饥，人相食。《清史稿》

康熙四十三年泰安大饥，人相食，
肥城，东平大饥，人相食。
兖州、登州大饥，民死大半，至食屋草；
昌邑、即墨、掖县、高密、膠州大饥，人相食。《清史稿》

乾隆五十一年苏皖鲁 “尸横道路” 尸体“埋于土，辄被人刨发，刮肉而啖”。


大清中兴
《曾国藩日记》“皖南到处食人
《曾國藩日記》江蘇人肉賣九十文一斤，

道光十二年，紫阳大饥，人相食。”（《清史稿》）
同治七年，定西、通渭，人相食



1929年，斯诺在中国，看到了饿殍遍野的可怕场面。1981年出版的《斯诺的中国》提到：“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人肉公开售卖。”

于竹君写信给四川省主席刘湘：“此间食人之风日盛，急盼赈灾！”
1936年5月4日《天津日报》所载《成都通讯》……死尸的肉每斤卖五百文，活人肉每斤卖一千二百文。

司徒雷登说，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饿死。民国时代饿死大约2亿人口。


以前亩产万斤, 饿死3000万


现在把中国用1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说成把中国用7%的耕地养活20%的人口，
还每年从美国加拿大巴西进口大量粮食

患上二型糖尿病的华人多，“贫穷基因”是某些族裔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的因素。“该些族裔，有史以来，都是在饥饿的环境下生活，.


11) 道德观

外国人比你孝多了。
武汉有俩个青年把未死老妈送到火葬场， 结果两人被枪毙。
跟外国人吹孝道简直是井底之蛙
你的亲情跟动物吹都不够格，
老野牛为了保护小野牛， 会主动倒地叫狮子吃掉


一个唯一大量流产女婴的民族


"我曾经调查过四个军的参战部队，这四个军的参战部队凡是有未婚妻的干部，百分之百都吹掉了,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
-1979年越战, 刘亚洲将军


老人倒地都不敢扶的“道德”社会。
中国易子而食的事件历史上最多
七千人大会”后，谢富治,还举出不少因口粮缺少发生的妻杀夫等实例。

该贴内容于 [2014-04-17 13:23:26]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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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先进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

凶器的祖上没先进过，真丢人！

死JB去吧！！[FACE]ico7.gif[/FACE]

该贴内容于 [2014-04-12 15:31:07] 最后编辑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一切都是保住政权

你的梦我的梦，看能共同多少吧

歌曲《中国梦》　　

词：黄沾
曲：赵文海
演唱:罗文

　　我的梦和你的梦　每一个梦源自黄河　
　　五千年无数的渴望　在河中滔滔过　
　　那一个梦澎湃欢乐　那一个梦倾涌苦楚
　　有几回唐汉风范　让同胞不受折磨　
　　那天我中国展步　何时睡狮吼响惊世歌　
　　冲天开觅向前路　巨龙挥出自我
　　要中国人人见欢乐　笑声笑面长伴黄河　
　　五千年无数中国梦　内容始终一个
　　要中国人人每一个做　自由乐畅幸福我

楼主应该诅咒自己的嫡系先人——
为什么你们不是黑皮肤？
为什么你们没有生存在非洲大湖地区？
强烈建议楼主移民去伟大的印度，或者去两河流域的伊拉克，或者比邻的阿富汗

数典忘祖的，应该也算进化不到位
因为它排斥继承，但又摆脱不了（基因、血液、骨头都变不了啊）
其实可以换肤的
建议楼主，如果不移民，也可以换成白皮肤（置换人皮也好，选用替代材料也行，比如猪皮就是白色的）
在神州，白皮肤很“尊贵”的

刘亚洲：甲午战争是日本制度的胜利
正文我来说两句(4677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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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4月12日21:47来源：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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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页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
　　参考消息网4月12日报道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


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分子”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失误还要可怕。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该贴内容于 [2014-04-15 08:37:28]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