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黄万里：论长江三峡修建高坝的可行性

柿子刚说看了黄老的文章有新想法，下面就先将黄老的文章转贴于此，希望柿子发表自己的想法。

在有关方面作出修建长江三峡高坝的决策前，笔者曾三次上书中央，建议勿修此坝；筑坝开始后，又曾三次上书，建议停工。多年来也曾一再请求，希望中央责成工程当局公开讨论三峡工程的可行性，可惜始终未被接纳。因此，只能在学报上展开技术性争论。美国总统曾来函咨询此事，我在致答时说明了此坝永不可修之理由，承其回函表示同意并致谢。各国有四个通讯社先后对我作了录象采访，除我国外已在世界各国的电视节目中播出。

　　长江三峡大坝不可修，首先是因为建坝工程本身的可行性研究结果不成立；其次是因为三峡大坝对生态环境有严重损害，一旦建坝蓄水后，将使金沙江和四川境内长江上游河槽中的砾卵石和部分悬沙在长江重庆段沉积下来，形成水下堆石坝，堵塞重庆港，其壅水将淹没合川、江津等城镇。

　　指导拦河坝工程的基础学科是土木工程中的建筑结构和水力学，水利工程规划涉及治河原理，其基础学科则是水文学。水文学始于1930年，是适应研究水资源利用和洪水定量的要求而发展起来的，其基础是水文地理学（包括水文气象学、水文地貌学和水文地质学）和水文计算学。中国管理水利工程的决策者中，很多人习惯于从单纯土木工程的观点来看待洪水控制和治河方法，他们不懂水文学却轻视或排斥水文研究的结论，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笔者虽毕生治水文之学，至年愈古稀，犹恐才疏学浅，唯虑尚在门外，居常孜孜学习，亦曾将对三峡工程后果的学术研究结论写成“关于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一文，刊载于1993年、1994年及1995年的《水利水电学报》上，求教于世之学者。现再择其要简述之。

　　1.三峡大坝工程本身的可行性问题

　　所谓的工程本身（Infrastructure）包括大坝的全部工程，以及对上游库区及下游泄流河槽进行保护的必要工程，而不包括保护上游和下游环境所必须的工程。修建三峡大坝的目的是防洪、水力发电、改善航运、附带供水灌溉，还不可避免地包括治河工程。治河有四大基本方法，即蓄（拦河蓄水）、塞（筑堤防洪）、浚（浚深河槽）、疏（溢洪疏流），修建三峡大坝属第一种方法。

　　既然三峡工程是一个多目标治河工程，其设计规划就必须同时考虑到各种目标的综合效果，还应比较上述四大治河方法的效果，然后据以估计工程规模，以便以最小成本产生最大效果。讨论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规划，要根据工程的诸多目标，分别分析科技、经济、社会影响和国防这四种可行性。这四种可行性是相互独立的，只有当每种可行性都成立时，才能进而研究如何按最小成本达到最大效果的方案。没有起码的可行性研究，是不应当动工建设的。

　　那么，三峡工程的这四种可行性究竟如何呢？

　　在科技的可行性方面，三峡地段之所以会被选为建坝地点，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的峡谷只有500至1，000米宽，在此修建高坝，可用较短的坝长形成容积极大的水库，再加上长江水流丰富，发电、通航的效益颇大，连建筑工程专家萨凡奇也表示赞同。但是，选择坝址时除了要考虑峡谷宽度外，还必须考虑坝基条件，因为修建高坝必须要有坚固的河床基础。在整个三峡河段中，只有在三斗坪附近（即现在的建坝位置）才找得到适合建坝的火成岩河床基础；可三斗坪河段河道宽度大，在此建坝则坝宽达到1，980米，比在三峡峡谷地段建坝的可能宽度长一倍多，失去了理想的峡谷出大库的优点。

　　由于受坝基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三斗坪建坝，这样工程的经济可行性就很差。由于在三斗坪河段的坝体宽度大，不仅大大增加了混凝土需要量，而且把施工周期拖长到17年之久。据此按复利核算成本的结果是，每七年投资的本利合计就会翻一番，显然这是极不经济的。为了掩盖这一结果，计委等有关部门竟规定，使用静态的不计利息的方法来核算成本，使设计方案中的成本明显减小了。这样做就谈不上可靠的经济可行性分析了。

　　至于社会影响的可行性分析方面，由于三峡工程要淹没田地百万亩，移民百万之多，对这个大难题，其实有关部门并未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在国防可行性方面，有个明显的防空问题无法解决，以前张爱萍将军曾专门作过分析，向周前总理报告过，请求暂缓考虑筑坝。由此可见，三峡工程的四种可行性分析结论都不过关，因此，国内有许多人提出意见，反对修建三峡高坝。

　　2.三峡工程对上游河床环境的可能影响

　　如果说工程本身的可行性问题是众所周知的，很多人都批评工程的可行性不佳，那么三峡工程对上游生态环境的影响，则是一个大家比较生疏、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

　　如果建成三峡高坝并蓄水后，长江重庆段水位将变得十分平缓，从上游金沙江和四川巴蜀盆地各江中运移进长江的砾卵石河床料（bed forming materials ）将形成水下堆石坝，同时水中悬沙也会更多地沉积下来，结果不仅将堵塞重庆港、断绝航道，而且会在洪水到来时抬高水位，壅及上游合川、江津一带，淹没低洼地区，危及数十万人口的安全，其后果可能十倍于1983年7月底陕西安康汉水泛滥造成的惨绝人寰之灾情。

　　拦河筑坝是治河规划中的一种措施，坝本身的设计规划必须符合流域治理的全面规划。拦河坝会调节水流、改变自然的河床演变特征，使河中水流率（俗称流量）和沙石的输移率不断改变。河道中运移的沙石又分为漂流水中的悬沙和在河槽里移动的床沙（bed load），床沙包括砾卵石、粗沙等。悬沙输移不直接影响河床的演变，而床沙的输移则会改变河床。

　　流域内的治河规划必然受到流域地质地貌条件的制约。长江上游大面积地层的岩基由页岩和沙岩组成，前者风化后成泥、后者风化后成沙，它们在暴雨后被地面迳流冲刷到江中成为悬沙。两亿年前，大片岩基又被砾卵石全面覆盖，砾卵石铺满了山头和大小溪沟。此后，雨水年复一年地陆续把砾卵石冲入江中，成为床沙，即河床料。河床料作为河床演变的主体，是治河的对象。

　　在大江里，悬沙的输移尚可观测到，而床沙厚达30至40米，其输移率是无法实测的；在一二级支流里，床沙仅一两米厚，但当床沙整体同时移动时，其输移率也不易观测；只有在岩基横穿河槽的情形下（即船工所称的“石龙过江”），才可能观测到浅层砾卵石的移动。例如，在岷江上游的都江堰断面上，人们用铁丝网多次兜住卵石而测到砾卵石的输移率。

　　笔者通过分析流域整体运筹与江河治理的原理，得出了以下结论：若干干流及支流的源头没有大片耕地，造床料又不是卵石而是泥沙，可以在干流上拦河筑坝；凡是江河干流的上游汇水流域属于有大范围耕地的冲刷区，而其支流的造床料为砾卵石者，则不宜在干流上拦河筑坝，长江干流恰好属于这种情况。

　　四川盆地和金沙江流域广袤达百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一亿，全流域铺满卵石，卵石上的冲积土壤厚不及一米，卵石输移率和输移量都很大，而又难以挖除。1981年7月四川洪水一次冲入长江干流的卵石即达二亿吨。所以，按照水文地貌学的常识判断，即可知道在长江中游断然不可修高坝拦江，此乃定论。

　　面对这一问题，支持修建三峡工程的人们抱着一个幻想，即三峡高坝蓄水后或许不至于造成堆石坝而酿成灾害。我们可以看一下1983年7月长江的大支流汉水在陕西安康造成的洪灾，这是一个足可警示世人的先例。

　　汉水南岸的安康县地势低洼，其下游约200公里为丹江口水库。1969年丹江口水库完工后，安康以下的河槽就被卵石逐渐淤高。安康下游石梯一带有一峡谷直壁，宽仅150至200米，峡谷既窄，河床又已淤高，则洪水到来时，水位自然会抬高。

　　1983年7月，汉水安康段的洪水量并未达历史最高水平，但汉水的水位涨势却异常凶猛。恰在此时，上游的石泉水库蓄水过量，不得不开闸放水，进一步抬高了汉水安康段的水位。结果，在极短时间内汉水安康段的水位就上涨了19.4米，高出安康城堤约1.5米，从7月31日18时开始，洪水破城而入，2个小时内就淹没全城，许多住在一楼的人爬上三楼、四楼，但仍被没顶淹死。据灾后向当地查询，谓此次洪灾使民众淹死达数千人。

　　安康以上的汉水流域面积仅38，700平方公里，已修有四个大坝，似乎可以拦住大部卵石和泥沙，唯因下游丹江口大坝和石梯峡谷之阻，使卵石沉积河槽，从而抬高洪水水位酿成灾害。可以想象得到，长江三峡建坝后，重庆段可能遭到的洪灾将数十倍于安康之灾。

　　笔者提出上述问题之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即“长办”）水文局等不少单位的专家对此表示了不同看法，对其中主要的看法有必要加以回答。

　　首先，关于重庆港淤塞问题，大家都同意，若有大量砾卵石河床料沉积在重庆港，就会造成灾害。争论之处在于，究竟有没有这种可能。主张建设三峡工程的“长办”的人们认为，根据他们的推移质输沙量测验，长江重庆段通过的砾卵石只有每年27.7万吨，宜昌段为每年75.8万吨，数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只考虑悬沙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测验结果似乎不可靠。因为，仅以长江的支流岷江为例，其集水面积仅23，000平方公里，在都江堰地段实测的砾卵石年输移量就有200万吨之多。众所周知，整个四川盆地都是冲刷性、减坡型地形，泥沙和卵石的年输移统计量是从上游向下游沿程递增的，而且宜昌的长江流域面积达一百万平方公里，是岷江流域的40多倍。在上游的一个支流就测到每年200万吨的砾卵石输移量，怎么可能到了干流的下游河段，整个干流的砾卵石年输移量反而减少到几十万吨呢？

　　也有人通过实验证实，卵石在长途推移过程中会磨成细小的沙粒、在河床里悬浮而成为泥沙，因此不足为虑。但笔者在长江沿岸长期实地测量时却发现，在四川盆地的长江上游段，河中运移的卵石如拳头大小，直径约40厘米，而在其下游的合川滩地上，卵石却大得象两只手掌合起来那样（50x100x30立方厘米），为什么下游的卵石反而比上游大呢？其原因在于地质变化，原来，两亿年前长江是由东向西流向地中海的，直到青藏高原被抬高后，长江才反过来成为今日的由西向东出海。这在长江专刊上有详尽的叙述。因此，在重庆至三峡段的河道中，卵石的体积可能比在上游河道还要大很多，其危害也会相当严重。

　　当卵石运移的可能危害越来越明显时，有人又提出了妙计，认为可以在各大支流的源头筑坝拦住卵石，不让卵石出谷，这样，重庆段就不会出现水下堆石坝了。孰不知，整个金沙江流域和四川盆地的地表全面地铺满了砾卵石，只要有暴雨，它们就会在河槽里被冲成砾卵石河床料，只在河流的源头筑坝挡石是无效的。另外，页岩、沙岩化成的悬沙也会在重庆港沉积下来，相助堆石坝之堆高。

　　“长办”估计的悬移泥沙输移量年平均达7亿吨，床沙卵石输移量为1亿吨；而笔者运用统计方法所估算的结果，却因人们不承认应用数理统计方法的合理性，而被拒绝接纳。许多人其实不了解，在大江里是无法实测出多层同时移动着的卵石的输移率的，他们采用从每平方公里的卵石量累积起来约略方法，其误差是非常大的。但是，即使长江中的卵石输移量只及“长办”估计的十分之一，那么每年也会有1，000万吨卵石堆在重庆段，如此庞大的卵石堆积量，恐怕很难在枯水期挖净，所以，因卵石不断堆积而造成上游洪水泛滥成灾，就仍然在所难免。

　　3.关于修改三峡高坝设计的建议

　　如今三峡工程木已成舟，我之所以仍然公开争辩，是希望能改变设计、降低坝高，使四川盆地免遭水灾，而又令已成工程尽量发挥其最大可能的作用。我建议将坝高降低到以不淹没万县甚至奉节为度，同时建议在大坝上另加隧洞或排水道，使砾卵石、泥沙能畅通出库，并恢复郝穴等出口，将沙石也输往江北洼地，抬高两岸田地，并确保汉口。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黄万里毕生反对三峡工程　预言大坝终将被迫炸掉2006-08-23 13:40:58　来源: 大众网-经济导报

　核心提示：今年是黄万里先生逝世5周年。出身名门，作为黄炎培之子的黄万里，一生中的转折点就是黄河三门峡工程上他的坚持己见。右派平反后，他曾六次上书国家领导人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本文发表于2005年。

黄万里(1911.8.20-2001.8.27)
　　
半个多世纪以来， 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 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 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

　　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 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

　　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1957年6月，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水利部召集70名学者和工程师在北京饭店开会，给前苏联专家的方案提意见，谈看法。参加这次会议的所有专家学者，除了一位名叫温善章的人提出改修低坝外，只有 黄万里一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前苏联专家的规划，其余的人异口同声，赞成三门峡大坝上马，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就要清水长流了。研讨会开了10天， 黄万里参加了7天，也辩论了7天，到最后，会议就成了以他为对象的批判会。　　
　　 孤身反对三门峡工程，被划为“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 ”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 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这一切不几乎都在黄万里的预见中吗？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

　　 六次上书中央谈三峡问题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 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 。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 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没有答复。

　　黄万里晚年病重昏迷中仍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黄万里报憾辞世

　　“圣人出，黄河清”是封建时代的人文思维，带有谶纬迷信色彩，在严肃的科学论证面前，本来上不得台面。但当时的某些参与决策者，竟然将这种腐朽观念奉若神明。苏联专家不会懂得这个掌故，肯定是中国人才会搬出这种错误的人文思维作为武器，为错误的技术思维开路。该工程当时没有问责制，如今要想问责，主要决策者已经不在了，剩下几个技术官僚和科学“泰斗”，在责任上“顾左右而言他”，肉烂嘴不烂。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门峡工程不足四年就现世现报，水利工程逐渐变成了“水害工程”。在难以逆转的生态灾害形成之后，如何恢复生态，能否拆除这个废物，就成了谁也负责不了的“老大难”。谁又能够想象，将来三峡工程正式退休以后，后代子孙该如何为它老人家送终？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今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编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处。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今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多维月刊---黄万里：三峡工程"祸国殃民"，永不可修
2007-11-28 18:48:46　　来自: 天怜幽草
　　作者：多维月刊
　　 　　
　　　　2001年8月27日15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戴晴在悼念文章中说：“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从字里行间，读者可以感受到戴****晴的心在颤抖：
　　
　　　　他爱它，是因为在他九十年的生命里，他获得了常人难于企及的知识与智慧，享受过真正的爱与被爱；他痛，是因为他满腔的热忱遭冷遇，一身本事被闲置──而他苦难的祖国，他的正遭受专权、腐败与无知荼毒的祖国，多么需要他的奉献。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二十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当政者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自己的业务领域把意见发表出来──从五、六十年代，他在流放改造的工地上等着；八十年代以后，在自己家中逼仄的书房里等着。他一次次投书报刊，没人登载；那就给管事的写信，从学校到政协到人大到国务院到监察部，直到总书记本人──没人理他……或者说，只有一个当权的人物几天内就回信，致谢并向他咨询──可惜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他到底要说什么？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在三门峡问题上，正当壮年的黄万里的话没有人听；在三峡问题上，已经老年的黄万里的话仍然没有人听。黄万里是三峡工程的坚定反对派，他直言不讳地说三峡大坝是“祸国殃民的工程”，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卵石堆在水库中比沙更麻烦
　　
　　　　黄万里与长江结缘，比他与黄河结缘还要早。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在四川工作期间，长江上游和在四川境内所有主要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踏勘过。那一次，四川省水利局派他带几个人参加全国水利勘测，到金沙江考察。去的时候是乘飞机到昆明，回来时从昆明出发，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走到普渡河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河道，顺流而下，一直步行回到重庆，历时三个月。沿途除了对河道水情的勘测外，对云南的贫困和少数民族问题都有所观察。
　　
　　黄万里后来写道：“一路山峦起伏，步履艰难，其山势每直逼江边，道路崎岖，莫此为甚。昔丁文江君，考察地质行过巧家县老君洞村，称为世界最难走之路。此处江宽测得159公尺，两岸皆峭壁耸立，测得深谷竟达1300公尺，较世界闻名之美国巍谷（Grand Canyon，现通译为“大峡谷”）为尤深，实世间最深之谷也。……自普渡河口到叙府长约550公里，高度以降落为550公尺，平均坡度为千分之一，…… 奈何河中险滩过多，纵使毁去，翌年大水时，支流将砂石冲入正河，复成一滩，必将淘不胜淘。”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战场。黄万里对《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一书作者赵诚讲过，在那些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峭壁河道上测量，固然有危险；而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杀机──曾有三人在风浪不大的川江上工作丧命，其中还有一个康乃尔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样的悲剧使他“对于河床演变获得了意外的认识”。
　　
　　　　黄万里记述道：
　　
　　　　“……查勘组黄万里、张先仕等方走过江油旧城址几十公里，忽见上游来人急报：詹国华分队在平武旧城下五公里处测量涪江横断面时因船破两人淹死。等到黄、张赶到出事地点，天已近暮。眼见水如此之浅，流虽急，但怎可能淹死人？黄等亲自伸一脚轻轻入水，乃知河底卵石是移动的，而且不是仅仅一层，是多层移动着的。乃知两人因无法站住而被拖倒在大河里，大石头撞破头而淹毙。”
　　
　　　　早年的这些勘察，为他形成关于水文地貌学的体系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学术观点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这就是：四川盆地一带河床质乃是砾卵石，在坡陡流急的河段，在没有悬沙底沙的情况下，河床卵石仍能运移。不像黄河下游堆积性河段里，悬沙、底沙、床沙可以按同一机理一起运动。
　　
　　　　基于这一实地考察的结论，黄万里在得知三峡大坝要修建时，认为这将造成比黄河三门峡更大的灾难──黄河河床是沙，沙淤积在库中还可以设法冲走；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是卵石，卵石堆积在水库中，就不可能冲走。
　　
　　　　黄肖路告诉多维记者：我爸关于长江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1986年登在《华东水利学院学报》上。那时关于三峡工程，还没有拍板定案，还可以冒出些不同声音。
　　
　　
　　寄出无数封信没有回音
　　
　 1985年3月黄万里致书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
　　
　　　　这一年，他上书邓小平，再次谈及三峡一事。
　　
　　　　1992年三峡议案在全国人大通过，中共十四大刚结束，黄万里以一系列统计数据和计算为基础，完成《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原由简释》等论稿。他认为：三峡工程必将贻害子孙。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沪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益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
　　
　　　　他先后三次致书江泽民，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建的，不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经济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所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它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
　　
　　　　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
　　
　　　　在信中，黄万里还附上三篇文章，阐述了三峡高坝永不可修的缘由，和长江中、下游汛期防洪的治理策略建议，以及对黄河治理、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议。
　　
　　　　但是三峡是李鹏坚持要上的，长官意志在三门峡水库上造成恶果的教训，并没有被决策者深刻反思总结。而“长官意志”为什么主上呢？作家郑义在《遥祭中华之子黄万里》文中分析说：这是因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势逼人的水利工程利益集团。了以上大工程而攫取权势、中饱私囊，这个利益集团反大禹疏导之道而行，大建其坝”。半世纪以来，他们建了8万5千多座各类水库，竟占了全世界水库总数的二分之一。仅在长江流域，他们竟然建了4万多座水库。他们还不打算住手，还准备在汉水上再建16座，在长江正源雅砻江上再建20座。不把中国的大小江河碎尸万段，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郑义的说法并不是无端揣测：原中国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涉嫌贪污钜款而失踪，不就透露出了冰山一角？
　　
　　　　黄万里的意见与决策者意见相左，挡了他们的权路、财路，有关的研究课题也就与他无关，他得不到任何有关数据，只能是当局公布什么，他才了解什么。在与对方的论战中，他的论据都是靠当年在川江工作时的观测数据进行推算。
　　
　　　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写过三峡，他在请教一些专家时，“他们都说黄万里在这方面是首屈一指的”，“但在80年代并没有进入三峡的论证小组”。这位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长江的水利专家，如今只能在边缘、在局外焦灼地关切长江的命运。
　　
　　　　李锐在写给领导人的信中披露，黄万里同他谈到这样一个细节：“钱正英春节曾来我家拜年（她的夫君是黄的亲戚），可是就是不让我参加三峡论证。”
　　
　　　　黄万里回忆：在三峡大坝开工前，写了三封信。大坝开工后，又写了三封信──给上面一共写了六封信，附了六篇文章，却没有收到一次回信。但是给美国总统写信，“我十天内便收到克林顿的回信”。
　　
　　　　一般人提了意见，上面不理睬也就作罢，但黄万里却锲而不舍。他不仅接着写，还向监察部去申诉，对决策者拒不答复人民来信，他要讨个说法──虽然他得到的，还是不答复！他还一度诉诸法律。为了他挚爱的人民，他将自己完全置之度外，至死还惦记长江之事，正如他在困境中写下的诗句：有策犯鳞何足忌，垂危献璞平生志。他多次跟学生谈过：“我提这个问题，是对国家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千秋万代负责。”
　　
　　　　李锐在信中回忆黄万里甚至激愤地对他说：“如果三峡修成后出了问题，在白帝城山头上建个庙，如岳王庙前跪三个人，中间一女（钱正英），两边各一男（张光斗、李鹏）”！
　　
　　
　　无人出版他的著作
　　
　　　　黄万里毕生的学术著作一直束之高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自费印了论文集《水经论丛》和诗文集《治水吟草》，那是一本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没有定价、没有发行单位的“四无出版物”，在亲友中散发。清华大学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但黄万里没有资格在那里出书。二ＯＯ一年黄万里九十岁寿辰前，经领导开恩默许，清华水利系的老师们从各自课题费中凑了钱，为黄万里印了一本非正式出版物《黄万里文集》，这是一本十六开本、三百六十多页的大书，只印了不足五百本，一下就被人要光。
　　
　　在他时昏时醒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一九五八年的得意门生沈英、赖敏儿夫妇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与他们再次谈起治江之事，说着说着，竟流出眼泪，哭了起来。即使在逆境中，学生们也没见老师这样伤心地哭过！沈英夫妇怕他激动，起身告辞，黄万里坚持把他们送到了门口，觉得话没说完，遂索纸笔写道：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这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的话。
　　
　　　　一贯主张疏导的黄万里，为何提出“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对如何拦得严密还想得那么细？记者读到此，百思不解。后来读到郑义的文章，才恍然大悟：“三峡钜祸已经铸成，莫可奈何。所念念在心者，已是补救之策。临终之际，他仍然不忍以灾难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欲以‘钢板钢桩’来拦堵三峡大坝必将经常泄出的滔天洪水，永固江防。”
　　
　　　　与黄万里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他生病时三峡工程副总管郭树言去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文件形式报全国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张光斗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黄万里对黄河三门峡的预言，不幸应验了。
　　
　　　　黄万里对长江三峡的预言，会再次不幸而应验吗？尚待时间来证明。这时间将有多久？

黄万里与张光斗 2003-09-09 16:05:58

　　两个中国知识分子，他们都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都回国报效，在国民政府部门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两人又都在中国最著名的学府当教授，同时也都参与国家重点项目的技术领导和咨询等，继续实现他们年轻时代的爱国梦……。

　　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梦。这两人就是清华大学水利系的黄万里教授和张光斗教授。

　　张光斗，１９１２年出生于江苏常熟，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１９３４年秋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美资格，赴美学习水利工程，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３７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和哈佛大学工学院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期间曾受政府派遣，到美国垦务局实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黄万里，１９１１年出生于上海，１９３２年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后赴美国留学，改修水利工程，获康乃尔大学硕士学位、伊力诺伊大学工程博士学位，并在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工作。１９３７年回国，在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任职。半年后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和测量队长，１９４７年任甘肃水利局局长。１９４９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１９５１年回唐山交大任教，两年后，任清华大学水利教授。

　　⊙　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上的分歧

　　１９５２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东坝头，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道：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１９５４年，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 “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後，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建设三门峡的工程目标，首先是一个政治目标，要用大坝工程来实现黄河清，来证明毛泽东的伟大和正确；经济技术目标其次，其中又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１９４９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毛泽东认为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离共产主义自然就不远了。

　　历史上有鲧治水失败和禹治水成功的教训、经验。黄河是条多泥沙河流，人称 一斗水，泥沙居七，用建水库大坝来拦水蓄沙，实现黄河清的目标，是个错误的工程措施。简单地说，是和大禹治水的原则背道而驰，不是疏、导，而 堵、拦，就又回到鲧的老路上去。

　　为了建设三门峡水库大坝，中国政府邀请了苏联专家，同时也邀请了上述两位到西方留学过的水利专家黄万里、张光斗，参与工程的规划设计工作。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科学家，没有人敢对毛泽东钦定的三门峡工程说个不字，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黄万里和一个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黄万里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的争论。

　　黄万里认为：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用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黄万里之 黄河不可能变清，是一句真话，是一句实话，但自以为是圣人的毛泽东就不爱听这真话。

　　张光斗则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建设三门峡大坝的主张，并出任工程的技术负责人。黄河的年平均泥沙量为１６亿吨，而中国方面向苏联提供的技术资料中，却将泥沙量降低到１３亿吨，并且提出，由于上游的水土保持措施，每年的泥沙量将减少３％，２０年一共减少６０％，到那时黄河的泥沙淤积问题就可以解决。由于中方向苏联提供了假数据，使苏联在工程失败后无须承担任何技术责任。

　　１９５７年４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正式开工。

　　⊙　政治生涯上的荣辱之别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的亲自关怀下，１９５６年张光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被选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周恩来对张光斗说：你现在入了党，更要加紧世界观的改造，切忌骄傲自满。１９５９年９月，毛泽东视察北京密云水库，听取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光斗的汇报。张光斗盛赞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知识分子要向工人农民学习，提高思想水平是十分正确和重要的，并把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参加密云水库的设计，称为贯彻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具体行动。张光斗的汇报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张光斗也就成为党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科学家。

　　黄万里因为反对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反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而被归入另类。１９５７年５月，黄万里在《新清华》发表了《花丛小语》的散文，批评北京市在马路建设上违反施工常识，造成新建马路到处翻浆，车辆无法通行，尽说美帝政治腐败，那里要真有这样事，纳税人民就要起来叫喊，局长总工程师当不成，市长下度竞选就有困难！我国的人民总是最好说话的。你想！沿途到处翻浆，损失有多么大，交通已停了好久，倒霉的总是人民！同时，他还对毛泽东的有关人民内部矛盾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世界上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黄万里的讲话和文章被一些人打小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了《花丛小语》一文后，批评黄万里这是什么话，把美国的月亮说得比中国的圆。黄万里的右派帽子一戴就是２１年，是清华大学最后摘帽的右派。

　　黄万里到三门峡大坝工程去接受劳动改造。即使成了右派分子，黄万里还是念念不忘对黄河泥沙规律的研究，在工棚昏暗的油灯下，他完成了《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许多重要科学论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和经验。黄万里说：有史以来，几乎每个文人都有其治河策略的看法。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大家也都提出过治河观点。清朝时候还有人以治水策考中状元，但那些观点都是仅凭直觉的。如果我不懂水利，我可以对一些错误的做法不作任何评论，别人对我无可指责。但我确实是学这一行的，而且搞了一辈子水利，我不说真话，就是犯罪。治理江河涉及的可都是人命关天、子孙万代的大事！⊙　头衔与授课权在大饥荒年代，中国人也勒紧裤带，支持建设三门峡工程巨额资金的需求。１９６１年三门峡大坝建成，１９６２年２月第一台１５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但是水库蓄水后一年半中，十五亿吨泥沙被拦截在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中，潼关河床淤高了４．５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上，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好大喜功的毛泽东听到此消息，气急败坏地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三门峡大坝工程的失败，证明了黄万里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也证明了毛泽东的决策和以张光斗为首的中国科学家和苏联专家的论证是错误的。毛泽东和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应该向黄万里道歉，张光斗等专家应该为三门峡工程的论证错误承担技术责任。但是，这在中国至今还是不容许公开讨论的问题。

　　三门峡工程失败的直接结果，是对黄河河流生态环境、特别是中下游流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黄河三门峡至潼关的淤积泥沙至今没有解决；关中平原５０多万亩农田的盐碱化；水库淹没了大量的农田；水库毁掉了文化发祥地的珍贵文化古迹；黄河航运的中断；３０多万移民的生活未能安置好，许多移民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门峡工程直接经济的损失为：高坝当低坝用，工程本身就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发电机装机能力只有原来的１／５，发电目标没有达到；高坝低用，防洪目标无法实现；两次改建增加的费用，以及增加的常年运行费用等等。据最保守的估计，这些直接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三门峡工程的总造价，当时又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如果把三门峡工程的投资用于救灾，中国至少可以减少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数。

　　三门峡工程失败了，毛泽东的威望却通过造神运动达到了顶峰，张光斗的学术地位也达到了顶峰，他不但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也是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水利水电科研院院长、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总主编、《水利学报》主编、黄河水利委员会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技术顾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成都、中南、西北、贵阳、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的技术顾问。１９９４又成为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就是人们所说的双院士。他还是中国反邪教协会的发起人，并担任反邪教协会荣誉理事。

　　三门峡工程的失败了，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黄万里仍然顶着右派的帽子，后来 摘帽之后仍然没有授课权。经过黄万里本人和清华大学师生的抗争，直到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后，他才重新获得授课权。此时他已８７岁高龄，并患有癌症，但他还是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授课权。他批评黄河三门峡工程论证中有专家竟肯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奴颜地说黄水真的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自己的饭碗？正因为如此，黄万里的头衔只有两个，教授和右派。

　　⊙　三峡工程上再次针锋相对

　　１９８２年邓小平为长江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黄万里，对中国决策者在没有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情况下就作出决策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进行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水利部负责组织。两院院士张光斗被邀请为特别顾问，而黄万里则被拒绝门外。１９９３年，国务院组织审查长江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张光斗担任审查委员会技术总负责人。之后国务院又邀请张光斗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主要负责人。由于张光斗在审查长江三峡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贡献，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专门从总理基金中拿出钱，奖励张光斗等人在三峡工程论证决策中的特殊贡献。

　　到２００２年底，三峡大坝就要建成，现在回过头来看，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和初步设计有许多严重错误，仅举其中三峡水库的库容量计算错误一例，来看张光斗的科学态度：一个水库工程的库容量计算错误，是水库工程设计中最严重的技术错误，根据加拿大国际勘测组织发表的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的信和谈话，张光斗进言道：三峡的防洪库容问题可能你们知道了，没有那么大。这个研究是清华大学作的，长江水利委员会也承认这是真的。张光斗建议以牺牲长江航运的利益，来弥补计算中夸大的库容量，即把洪水控制水位由原定的海拔１４５米降到海拔１３５米，而这样做的结果将造成长江航运周期性中断。张光斗向郭树言献策∶但这件事在社会上公开是万万不行的。张光斗还是三峡工程质量检查的主要负责人，其职责是向国家领导人撰写工程质量报告、如实报导三峡工程质量情况。新闻界以张光斗等人的报告为基础，在电视、报纸上吹嘘三峡工程质量百分之百合格，四分之三以上的个体工程质量为优秀。但张光斗对郭树言说：关于三峡工程的质量问题，我们的质量检查报告写得比较客气，主要是怕人家攻我们。质量一般，这要说清楚，不是豆腐渣，但也不是很好。关键是进度赶得太快。张光斗在信中特别强调：我给你们写了封信，全是真话，没有假话。如果此话为真，那么张光斗参与的三峡工程论证和他主持审查通过的工程设计中的论据和结论都为假话。他在中国的学术地位是所谓泰斗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一个知识分子。

　　黄万里的子女们对父亲一生的评价是：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１９８９年６月之后，对三峡工程提出反对意见，已经被定义为大逆不道的行为，在中国没有杂志报刊敢刊登黄万里的反对三峡工程的文章。但是黄万里寻找一切可能，要让世人知道三峡工程的危害。美国出版的现代中国研究杂志就多次发表了他的文章。

　　他也曾三次给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指出：长江三峡高坝是根本不可修的，是什么早修晚修的问题、国家财政的问题，不单是生态的问题、防洪效果的问题，或能源开发程序的问题、国防的问题；而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中河床演变的问题和经济价值的问题中存在的客观条件，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这一祸国殃民的工程。但是他一次也没有收到过回信。

　　黄万里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６日在清华大学的学校医院病逝，享年９０岁。黄万里留给子女的遗嘱，是关于长江堤防如何修筑的措施。人们都说，他真是一个书生。

　　作者：阿昆

　　-- 发布时间：2003-4-26 13:40:35今天(八月二十六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先生在他任教50年的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 ──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

　　1935年，黄万里获得美国康乃尔大学水文科学硕士，1937年，获美国伊利诺依大学工程博士（该校第七名、中国人中第一名该学位获得者），并在田纳西工程实习，任TVA诺利斯坝工务员，比国民政府派员前往见习要早10年。26岁学成回国后，他历任国民政府全国经委水利技正、水利工程师、涪江航道工程处长、水利部视察工程师，甘肃省水利局长兼总工程师；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3至今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如今，全国上下，从科学/工程两院院士、水利系统、黄河长江三门峡三峡建设委员会大小干员，有哪一个能在学历资历上与黄万里一较高低，还不要说他作为科学家的良心、作为公民的责任感。

　　他以自己数十年的研究观察，只想提醒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浪掷几百几千亿、百万生灵涂炭、大好山河糟蹋。

　　这不是危言耸听。他要说的，是万万不可在中国的命脉大河筑高坝。这话他在1957年说， 对于造床质为泥沙的黄河，是万不可在三门峡筑坝的──没有人听。不到两年，所有他预警的灾难（潼关淤积、西安水患、移民灾难）一一兑现。今天他又说，以中国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局面，根本不许可一个尊重科学民主的政府举办（在长江三峡筑高坝）祸国殃民的工程。这一回，他预警了蓄水后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移民安置。

　　在爱他、敬他、怜他的学生的推动下，在他去世前7天，抢着为他做了九十大寿。在有系领导参加的会上，当然只能说一些北京场面上允许说的话，但赢得最长时间掌声的，则是子女贺词中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这究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最基本的做人准则，还是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最高境界？

　　如果他肯钻营，黄万里的一生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他的父亲，前人大副委员长（这是非共产党人士所能得到的最高位置）黄炎培。他不但没有就势攀缘，1950年代只短短一段与共产党共事（39岁的他被委任为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就赶忙抽身退步回到学校。他以为大学课堂可以只做学问，却不知当局要求知识人的，并不是他们独立的学识与见解。1957年鸣放中一篇小说（《花丛小语》），把他推到伟大领袖钦定的深渊。当年七月，人民日报为右派恶毒攻击专辟的一栏的题头什么话，就取自毛泽东对他小说的批语这是什么话？。

　　这样大的政治压力，别人可能早找路子、求庇护，起码也缩起头躲躲灾，他却在国务院徵求专家意见、但谁都知道要捧苏联方案、而且工地施工其实已经开始的会上，独自坚持不可上、争辩七天。此后，在他警告的黄河潼关以上将大淤已经出现，他做不到冷眼旁观，而是顶着右冠，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他是清华最后获得改正的右派，时年已经届古稀。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一心想的是中国的水资源，是河流、是土地和黎民，根本不知他的见解是会妨碍人家升官与发财的。决策不让参加，教书总行吧？从78年开始要求，20年过去，到了 1998年大洪水，到了他已经89岁，才终于获准给研究生授课。他换了一身白西装，打上红领结，庄重地走进教室。

　　他本可以在家安享天年，也可以随子孙在国外享福。他不顾当政者的恨与嫌，一心只要工作。他的理由是：我是公费留学生，百姓供养我学知识，我还没能报答他们。在他时昏时醒极度疲乏的弥留期间，他的两名毕业于1958年的得意门生，来病房探视。他们走后，黄万里向守侯在一旁的老妻要笔纸，写下以下文字：万里老朽手启 予 敏儿及沈英夫妇弟妹：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 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8-8 手笔候存这也是他留在世上最后的话，心头念念的，是长江水患对策。

　　与此相对照的，是三峡工程上最为党所倚重的专家，中科院与工程院双院士张光斗。

　　去年春，病中的张专家获得三峡工程副总管 (总管为国务院总理) 郭树言的亲切探视，过后将他的谈话以 张光斗同志关于三峡工程谈话纪录 文件形式报副总理，总理及全国人大委员长。

　　张专家也谈到防洪，他说的是：或许你知道三峡大坝的防洪能力比我们对外宣称的要低，清华大学曾做过一份调查研究，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看过后曾以此质疑长江资源委员会，该委员会承认清华大学的这份报告没错。但是，我们只能以降低蓄洪量到一百三十五公尺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使这会影响长江江面的正常航行。但记住，我们永远、绝不能让大众知道这点。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谈三峡工程 顶一下
潘家铮院士：三峡工程验证了中华民族的能力

　　从当初参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并担任论证领导组副组长和技术总负责人，到现在担任国务院三峡枢纽工程验收专家组组长，年近八十的潘家铮可谓三峡工程设计、研究、论证及开工建设的重要见证人。在三峡大坝即将建成之际，潘家铮16日在三峡工地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专访。

　　“防洪科学化，不再是千军万马上堤”

　　作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潘家铮面对即将建成的三峡大坝精神振奋。他说：“这是三峡工程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一个较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和最大的发电厂，建设三峡工程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如今，通过艰苦奋斗，梦想得到初步实现，因此心情特别激动。我想说的是，工程质量非常优良，安全能够保证，今后将能越来越发挥出防洪、发电和通航的作用。”

　　潘家铮说，三峡工程的首要作用是防洪。历史上长江发生过多次大的洪水灾害，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现在，长江两岸经济快速发展，已经建起了许多非常发达的城市，工业、交通建设日新月异，人民生活富裕，这是过去所不能比的。如果再有一次大洪水的到来，损失将不可设想。

　　“防洪科学化、规范化，不再出现千军万马上堤防洪抢险，是我的三峡梦想。现在，我高兴地看到，三峡大坝的建成，将防止发生毁灭性的长江洪灾，解除了中国人民的心腹大患。”

　　“三峡工程本身就是一项环保工程”

　　让河流为人类服务，这是人们开发利用河流的首要想法。但有时对河流的过分索取，往往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包括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此，潘家铮认为，现在对河流的开发利用应该有新的观念，应保持河流与人的和谐发展，不应只从人的角度去索取。

　　他说，三峡工程不仅能提供清洁、廉价的能源，而且对生态环境也有很大的正面作用。他举例说，如果一场大洪水发生，不仅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出现大的瘟疫，这无疑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三峡工程的兴建，它本身就是一项环保工程。作为清洁能源，它相当于每年为国家节约了5000万吨燃煤，对生态发挥着良好的作用。”

　　“三峡工程建设，我有四个没想到”

　　三峡工程建设至今已经历十几个年头。潘家铮向记者坦言，与建设之初相比，自己有四个“没想到”。

　　“第一个没想到，是我国科技水平完全能够胜任这一历史性的工程。”他说，在刚开工时，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并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貌似重大的困难都被一一战胜，很多方面的成就都超出了自己的想像，证明我们的科技水平完全能够胜任，并且工程质量优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第二个没想到，是国家经济发展得如此之快，完全有实力兴建这一伟大工程。”潘家铮说，三峡工程开工时是当时最大的建设项目，经济能否承担是人们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经济发展、国力增强，现在像三峡一样大的建设项目已经很多，这说明国家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

　　第三个没想到，是中国人的良好管理水平在这一工程中的体现。潘家铮说：“以前还有些担心我们的管理水平跟不上。通过三峡工程的建设，说明中国人可以做得很出色。三峡工程建设真正做到了文明施工、科学施工，依靠科技和管理，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

　　第四个没想到，是安全情况比想像中要做的好。潘家铮说：“兴建如此之大的工程，施工中不免有较多伤亡事故。但是，三峡工程建设到如今，在安全方面做得很好，也超出了我的想像。总之，三峡工程完全能实现防洪、发电和通航三大效应，甚至能够超过设计要求。三峡工程建设验证了中华民族的能力。”

潘家铮：三峡水库绝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 http://internal.northeast.cn　　 2007-11-27 20:02:13

　　新华网北京11月27日电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潘家铮27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三峡库区泥沙的预计情况、预计数量完全在控制之中，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介绍，2003年6月至2005年10月，三峡实际入库(清溪场站)悬移质泥沙6.26亿吨，出库(黄陵庙站)悬移质泥沙2.51亿吨。不考虑三峡库区区间来沙，水库淤积泥沙3.75亿吨，水库排沙比为40%，来沙情况和排沙情况均优于设计预期。

　　李永安分析认为，据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的分析，来沙减少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干流上游或支流上的水利工程拦沙、减沙作用；二是长江上游被列入全国水土保持重点区，经过数十年的综合整治，水土保持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有了明显减沙作用；三是长江上游暴雨与强产沙区重合较少；四是人工挖沙的减沙作用。

　　潘家铮表示，尽管现在蓄水还没有到达最后的水位，运营的时间也比较短，泥沙的影响将仍然需要长期监测，但是他认为三峡水库经过几十年的运行，达到平衡的时候，它的有效库容绝大部分都能够保留下来，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

三峡工程得失及论争、隐患——两院院士潘家铮专访 (2008-03-10 16:05:01)

　《财经文摘》记者 齐介仑

　　2008年1月2日下午4点，北京西长安街86号，国家电网公司425房间，年届80岁的中国水电专家潘家铮接受了《财经文摘》的独家专访。

　　这是一个宽大而明亮的办公室，身材不高且步履略显蹒跚的潘家铮头发业已斑白。他一身便装，操一口具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副明亮的方框眼镜，双手似乎有些颤抖。

　　近两个小时的交流，潘家铮滴水未进。记者几次将茶水送到他手中，都被婉拒。谈媒体，谈得失，谈三峡争议，谈中国水利，潘家铮言辞温婉，字斟句酌，言及利害之处谨慎而机敏。

　　采访结束前，潘家铮将话锋一转，追加一段：“世界上任何工程都不可能具百利而无一弊。我讲了那么多话，好像都是在讲三峡工程的好处，讲三峡工程的优点、三峡工程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峡工程就没有问题。像三峡这么大规模的工程，你说它一点儿缺陷都没有，一点儿副作用都没有，这个倒是不正常的，倒是奇怪的了。”

　　此话意味深长。

　　谁在“妖魔化”中国

　　《财经文摘》：您对目前三峡工程的整体状态，持怎样的概括性判断？

　　潘家铮：1994年开工，现在已基本建成，基本完工了。原定2009年竣工，现在看来可以提前一年，今年就可以竣工。

　　现在依照我的观点来看，三峡工程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成绩是显著的，三峡大坝目前已经发挥了重要的综合效益，是一个为民造福的工程。近年来并没有出现什么严重的负面影响，没有。

　　《财经文摘》：我们关注到，国内外诸多媒体近来对三峡的关注度颇高。对此，您认为是好事还是坏事？

　　潘家铮：国内外确有很多人对三峡工程感兴趣，对三峡大坝表示关注。我大致分析了一下，应该有下面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峡工程规模很大，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单凭这一点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

　　第二，三峡工程的论证花了近7年的时间，而且论证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同意见。如此富有争议的工程，当然也就值得大家注意；

　　第二，是政治问题。坦率地讲，有些人、有些国家，是完全不喜欢中国这个体制的，对中国人反感得很，把中国的事物完全妖魔化。由于它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抱有敌视态度，于是也便对中国政府修建的三峡工程，从心眼里就不喜欢。

　　所以，出于政治因素，就三峡工程，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谈工程，而是在利用三峡工程来宣传中国政府的失败。

　　国内、国外有很多人、很多媒体、很多部门，对三峡工程特别重视。有些记者，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能够到三峡现场去考察一下，我认为这是件好事，总比坐在家里光看些报道，要好得多。

　　但是我也要讲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人如果不能客观地看这个问题，他即使到现场去看，也得不出客观的结论。好比说你戴了副有色眼镜出门，你看到的就不是真正的情况；你戴副墨镜出去，看到的就全是黑的；你戴副红的眼镜去，看到的就是一片红。光到现场去还不能解决问题，主要取决于去看的这个人，是不是很尊重、很客观地去看问题。

　　媒体要敢于讲话，敢于报道真理，有人好像不是，他们主要是不喜欢中国的社会制度。我早就看穿这件事，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妖魔化的国家，因此做出来的事情也是妖魔性的。

　　《财经文摘》：您的意思是，这些报道不够中立和客观？

　　潘家铮：是不是很中立，先不去说。要知道，在任何文明国家，在任何大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一些贫民窟，都可以找到一些阴暗面。如果你去考察，把这个东西照下来，写进去，也许你认为可以写一篇文章，批评这个政治怎么落后、怎么肮脏、怎么阴暗。对三峡工程来说也一样。

　　譬如说三峡工程，移民超过一百多万人。对于这么多的人，99%都安排得很好，他们都很安居乐业。如果有1%没有安置好，那么，这1%就完全可以被媒体拿出来做文章。

　　那么，那些到现场专门去访问那1%的人，也可以写很多非常生动的文章出来，用以说明这个三峡工程把移民害得多么苦。但这个并不是事情的真相。只讲这1%的人，得不出客观结论。

　　《财经文摘》：政治偏见，于是以偏概全？

　　潘家铮：我不敢说去的记者个个都有偏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是人为故意的，而且没有看到他们发表的所有文章。但是，从我看到的几篇文章来说，我认为他们有偏见。对三峡工程好的方面，对三峡工程的伟大贡献，一句话都不讲，就讲那些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事情，拼命地扩大。

　　《财经文摘》：您在2007年11月27日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指称，某些媒体在“妖魔化中国的三峡工程”，能否明示，到底指代谁？

　　潘家铮：（避开《财经文摘》问题）研究一个东西，我们必须要看清事物的本质，譬如长江水质。长江两岸还有很多支流，如果谈水质，当然首先要看的，应该是长江干流的水质是什么样的。

　　三峡水库修建以后，长江上游形成了一个600多公里长的水库，这个水库的水质，有客观的调查数据，这是环保部门去调查、研究、测量过的。长江的水质，处于二类到三类这个范围区间。这样的水质，在全国的大江、大河里，都是最好的一种。

　　三峡水库建成以后，长江干流水质并没有恶化。有一些支流要汇入长江，于是在进入长江口的那个地方，有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水华（因藻类和其他浮游生物而引起的水体污染现象）。人家呢，就专门盯住这个地方，拍照啊，写文章啊，说水华就代表这个地方的水质差，开始富营养化。

　　但是，依据环保部门监测的结果，水华比较轻，并不是很严重。这个地方有一点水华，是因为有些支流里的水有点儿污染，进入长江以后，由于江面变宽，水流速度又慢了，于是它停在那里，这个地方就出现了水华。

　　《财经文摘》：那么，长江干流为什么会比支流更干净？

　　潘家铮：因为在修建三峡大坝的过程中，国家进行了大量投入，在整个库区，修建了很多污水治理厂，还有垃圾处理厂，数量很大，总的治污能力超过了库区的排污能力。这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

　　过去千百年来，老百姓都是把长江当作天然的排水道。无论多么脏的水、脏的东西，甚至那些有毒的东西，都是往江里面一倒就了事。长江两岸的城市，过去对垃圾是不处理的，都堆到江边去，洪水一来，给它冲走。这都是拿长江作为排水道、污水道。

　　过去人口比较少，生产规模也很小，你再怎么做，问题也不大。现在人口越来越多，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化工厂、造纸厂，水泥厂，那么大的规模，再这样弄是不行了。不单三峡这个河段不行，排到下游去，下游也吃不消，哪怕排到海里去，大海也受不了这个污染。绝对不行。

　　如果不修这个三峡水库，恐怕没有人来考虑这些问题，正是由于修建了三峡水库，引起了大家的重视，所以国家用了很大的投入，全面进行治理。所有剩余的水不能排放，确保进入长江里的水是干净的，这样才能使长江干流的水，始终保持二类到三类这么个水平。

　　而支流里有一些小厂，治污力度没有干流两边那么高，但也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并不是说那个地方因此就是四类水、五类水了。

　　今后，我们对支流也要进行管理。其实，支流的治理比干流简单一些，人员没有那么多，工厂也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对水库的调动，采取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就是使这个水库的水位产生落差，让它的水动起来，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有的所谓新闻调查，不看长江干流是什么情况，也不看环保部门的监测结果，只是讲在少数支流入口有点水华，甚至将这样的情形，直接扣在整个700公里长的长江上，说干流都像支流这样。你说这客观吗？符合科学吗？

　　《财经文摘》：以偏概全？

　　潘家铮：以偏概全？简直是颠倒黑白！

　　《财经文摘》：也有新闻披露说，当下长江大部水质基本在三类至五类之间。

　　潘家铮：我希望你不要听这个，而去问问环保部门。它有准确的监测数据，有科学的监测指标，每年都有报告的。当然，如果你非要说个别的地方，特别是支流进口的这个地方有污水，我刚才讲过了，任何事物都可以找到阴暗面。光找这个东西，就说明长江整体水质如何，这是严重违背科学原则、突破底线的。

　　《财经文摘》：依据您的理解，长江水质变化与三峡大坝建设无关联？

　　潘家铮：我举个例子，在院子里随便大小便，然后拿水冲一冲，冲到下面那个院子里去，你说问题解决了吗？

　　以前，排到长江里去的那些污染物甚至有毒的东西，可以通过江水给稀释一下排到下游去，但是这样做，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三峡大坝修建以后，水的整体重量增加，流速减缓，冲不掉了。

　　不是修不修坝的问题，是要治污的问题，要控制起来，不把污染物排到大江里面去。真正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正因为修了大坝，国家可以大量投入，把污染源，包括工矿企业、城镇居民，以及农业，都控制起来，这个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修建了大坝，人们开始注意这个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这才是一条正确的路。不应该因为有问题就不修大坝。

　　我再举个例子。浙江新安江大坝已经修建50多年了，它有178亿立方米的库容，流速非常慢，比三峡水库慢得多，几乎没有自净能力。但仍是一库清水。有人称它为一库矿泉水。下游的杭州、嘉兴那些地方，因为水污染，动尽脑筋想到新安江水库取水，解决吃水问题。

　　新安江那么大的水库，流速又慢，为什么50多年能够干干净净？就是因为严格的控制，不让支流里的污染物进入水库，所以始终是干净的。而杭州、嘉兴，甚至长三角、辽河、海河、黄河的下游，以及北京附近的那些河，哪些水还能喝？那些地方有什么坝？

　　所以，建坝不建坝，不是导致水质污染的根本原因，大坝并没有污染江河水。解决污染问题，并不是要反对建坝，应该是解决治污。建了坝，更能促进正本清源。三峡工程在支流方面，确实有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但我想，如果再继续坚持做下去，一定能把支流治理好，整个三峡水库也完全可以做到一库清水。

　　鱼类灭绝与适者生存

　　《财经文摘》：有专家学者屡次提到葛洲坝、三峡大坝的修建，对于生态尤其对长江里的多种鱼类造成负面影响，中华鲟、白鳍豚已现尴尬。依据您的判断，这些局面是否和三峡大坝修建具备直接关联？

　　潘家铮：之前，几千公里的长江，水产非常丰富，鱼的种类也很多。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长江水产产量已大大降低，特别是鱼的质量大大下降，品种也在减少。现在长江里的水产情况，与刚解放的时候已经不能相比。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难道是修建三峡大坝的影响吗？三峡大坝蓄水刚刚4年，4年时间能把长江变成这么一个状况吗？

　　这怪不着三峡大坝！几十年间，长江的水产数量减少，质量降低，品种减少，主要是拼命滥捕乱杀造成的。

　　而且，两岸大量排污，不管有机、无机，都排到长江里去，这样做，鱼哪怕不死，也基本不能吃了，吃的话，味道也不行。再加上通航，大大小小的船在长江上来来往往通过，有多少油排到长江里了？

　　滥捕乱杀，大量污染，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譬如说白鳍豚，好像是在去年，有专家从长江上游到下游，几千里进行调查，一条也找不到。这个白鳍豚难道是三峡大坝弄死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修建三峡大坝的时候，整个长江的白鳍豚也没有几条。靠这么几条，你希望它自己再繁殖，再发展成一个种群，恢复成一个种群，根本是做梦。一个动物品种，要是数量太少的话，就基本不能再恢复了。就像华南虎，哪怕你能找到几只，让它再现以前的状态，也是绝对办不到的事。

　　白鳍豚也好，白鲟也好，中华鲟也好，它们的灭绝，或者面临灭绝，都是进化。而且恰恰相反，修建大坝给它们带来了希望。

　　《财经文摘》：怎么理解？

　　潘家铮：修建葛洲坝前后，学界对中华鲟问题讨论得非常激烈。其实，中华鲟的数目本来就很有限了。修建了葛洲坝，建了一个中华鲟保护中心，专门搞了个研究所，花了很多钱，让它成功产卵，成功饲养，每年都在江里放流。你看，它开始回来了。

　　依我看，要是没有葛洲坝的修建，没有中华鲟保护中心的话，中华鲟现在就灭绝了。像白鳍豚这样的动物，现在保护是很困难的，只有依靠国家的大量投入，人工饲养，人工培育，然后将来再依靠基因工程等，它们才能够生活繁衍。

　　《财经文摘》：也就是说，即使不修坝，白鳍豚、中华鲟也已濒危，反倒是修坝有可能是救了它们？

　　潘家铮：不修坝的话，是一定灭绝了。大坝首次蓄水是2003年，当时还有几条白鳍豚？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把这事和大坝联系在一起的！

　　逆流产卵的说法我也听说过。但是，生物对自然条件的变化，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它原来到那个地方产卵，现在原来要去的地方通不过，就会找另外一个合适的地方，也能够产卵。中华鲟原来要到金沙江那边去产卵，现在修建了大坝，它去不了金沙江，也可在当地产。

　　这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死路一条。而且对于特殊鱼种，在修建大坝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把它捞起来，放在专门的研究中心，也是能走得通的。对于常规的鱼种呢，就用不着这么做，因为这个地方不能产卵，别的地方也能够产啊。

　　另外，要是相对的产量减少，水库里面可以振兴渔业。水库里面养鱼的产量、质量，远远比江里面好得多，比如说新安江水库，已经有非常兴旺发达的渔业了，新安江大鱼头也是风行全国，它这个鱼，不比江里面的差嘛。

　　因此，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得看全面一些，不要一句话就把它打死。

　　《财经文摘》：如果某些鱼类无法适应已经被人为改变的生存条件呢？

　　潘家铮：我刚才讲了，有很多原因会影响到鱼的产量，完全可以在水库里面增添鱼的品种和数量来补偿。为什么非得吃江里面的鱼？为什么不能吃水库里的鱼？水库里面的鱼类产品质量，可以比原来好得多。

　　现在不单水库里养鱼，沿海到处都在养。市面上大量的水产，都是人工养殖的，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种情况了。

　　大工程与“大灾难”

　　《财经文摘》：对于三峡大坝“定时炸弹”、“大灾难”的说法，您怎么看？

　　潘家铮：我看了媒体上刊登的国外的一个分析。这个所谓的“定时炸弹”，主要是指二氧化碳排放。

　　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基地，每年可以制造大量清洁的水电。如果不办这个水电厂，要形成同样多的电量，就要靠烧煤，烧煤就要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而水电是清洁的能源，它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这个不但对中国有利，对全世界环境保护都有利。

　　另外，排放二氧化碳是没有国界的。但是居然有人讲，三峡大坝排出来的二氧化碳，可能比烧煤还厉害，还要增加4倍。所以，三峡大坝和水电厂，就变成一个二氧化碳的排放地，就变成所谓的“定时炸弹”了。

　　他为什么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呢？推理是：水电厂发电是靠水库，水库淹没了许多绿色植物，植物在水下腐烂，要释放二氧化碳，这个二氧化碳的数量，比火电厂烧煤要多4倍。

　　我不知道这个记者到底有没有头脑，是不是有意这么写的。许多记者登文章、发新闻，是听说狗咬人的新闻没人看，所以都去追人咬狗的新闻了，以为只有这样的文章才有人看。如果你说水电厂能够减排，这种新闻谁看？！

　　可是，报道要讲科学，要讲真实。这样做，会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真实，把底线都踩掉了。《财经文摘》：夸大事实？

　　潘家铮：不单是夸大事实，是无中生有。

　　三峡水库里，根本没有任何植物。在蓄水前，我们已经做了非常彻底的清库工作，把残留在里面的树木统统清理干净，都搬走，把它打扫干净才可以蓄水。

　　三峡水库每年的发电总量是847亿千瓦/小时，也就是847亿度电，相当于烧原煤4200万吨。说什么树根没有拔起来，埋在水下面，在那里腐烂了。三峡水库下面这几个树根释放的二氧化碳，能够相当于4200万吨原煤4倍的燃烧？真能想像！

　　地质风险与三峡大坝无关

　　《财经文摘》：对长江沿岸山体滑坡、地震等地质灾害，您具有怎样的观点？

　　潘家铮：三峡水库长度600多公里，其中有几段，本来地质条件就不是很好。有史以来，这些地方塌方、滑坡、泥石流时有发生，地质条件差。1982年以来，先后发生了差不多100起比较大的塌方和滑坡。这跟三峡工程没有关系。

　　修建三峡大坝之前的1985年，发生了一次新滩大滑坡。新滩是在三峡上面，大量的滑坡体冲到了长江里，并且一直冲过江，到对岸去了，70多米高的水浪，大概有将近100条船被突然打翻，好像海啸一样。

　　像这样的事情，历史上有过很多，跟大坝修建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修建大坝的过程中，就是在论证的过程中，我们专门组织力量，对整个几百公里长的长江沿岸地质状态，一段一段地进行调查、勘察、分析、研究，把比较危险的、不规律的地方，都给圈下来，加起来有几千处。

　　其中有一些泥石流，总归是要下来的。对这些比较大的滑坡体，我们专门设定了监测点，不间断地进行监测。对于特别大的、有危险性的，做加固工作，就是把它包起来、加固，使它不滑下来。

　　三峡大坝蓄水以前，更是花了大量的投资，用以摸查、清理地质灾害，该加固的加固，该建设的建设，用大量的投资做这件事。现在整个库区已经建得非常稳固，有监测网络，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可以实现预警。

　　把他们所看到的那些东西，拿过来跟历史上的那些情况相比，简直是小儿科。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泥石流、大滑坡，甚至把长江切断的滑坡，他们为什么不报道报道，为什么不调查调查，为什么不了解了解？

　　事实上，三峡大坝蓄水以来，没有发生过真正大的滑坡，也没有死过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真正客观的人，要了解滑坡问题，首先就得查一查，历史上这个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发生过几次滑坡，死了多少人？还应该查一查，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做了多少调查工作，查清了多少滑坡体，设立了多少个监测点，哪些地方已经做了加固工作。

　　有些滑坡体处在水位线以上，水在它下面，和蓄水有什么关系？如果不调查，仅仅是道听途说，就说三峡大坝是祸害，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无论怎么讲，现在三峡大坝修起来了。对三峡水库里面的滑坡也好、裂缝也好，我们会继续监测下去，哪怕是跟三峡大坝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对那些情况也会去处理。我们对这些事情一定要负责到底。

　　对三峡大坝和水库，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监测网，至少大的滑坡、大的泥石流是可以预防的。不像过去，就是听天由命。

　　《财经文摘》：能否这样总结您的观点：大坝修建后，沿江地带发生的系列崩塌滑坡与水库蓄水没有一点儿关系。

　　潘家铮：是的，没有关系。

　　我认为，首先要把泥石流搞清楚。发生泥石流有三个要素：第一个，在高的地方，有不稳定的泥石体；第二个，下面有个比较容易滑动的面；第三个，要天降大雨。

　　只有在这三个要素齐备的情况之下，泥石流才会滑下来。这三个条件跟三峡大坝是拉不上关系的，无论建不建三峡大坝，它都会有这个容易滑动的泥石体：高地、陡坡、大雨。

　　泥石流，老百姓叫它“出蛟”。“出蛟”就是天上下着雨，蛟龙出来了。三峡水库在下面，它在上面，怎么可能有关联？根本拉不上关系。

　　（略做思索）如果非要说拉得上点儿关系，那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有一些滑坡体，这些滑坡体本来也是不稳定的。三峡水库蓄水以后，水位升上去了，滑坡被泡在水下了，这样可能会促使它早一点下来，可能会跟蓄水拉上点儿关系。

　　这就是说，三峡水库蓄水，对于这些小的山体滑坡，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不能一概而论。

　　三峡水库蓄水升上去的过程中，水对山体是有压力的，在这个过程中，滑坡体是不会下来的，而且相对稳定一点。最危险、也最不利的是，水库水位升上去以后要泄洪，水位又要下来，在下来的过程中，它可能会把一些滑坡体整个拉下来。但水库蓄水对它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前期要对它进行加固。

　　现在已经出现的裂缝或滑坡体，究竟跟三峡大坝是有关，还是无关？这个还没有仔细调查过，我们也没有时间仔细看。一般讲，这都是很小的事情，至少到目前为止，蓄水以后所发生的山坡倒塌、滑坡，跟历史上比很少，是属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财经文摘》：意大利瓦伊昂大坝的教训极其惨重。

　　潘家铮：我首先跟你讲，泥石流跟三峡大坝没有关系。我希望你问一下，三峡大坝蓄水，跟这个泥石流有什么关系？怎么能够把三峡大坝蓄水跟山上面发生的泥石流扯上关系？这个关系是怎么扯上去的？

　　历史争议与三峡走势

　　《财经文摘》：早在三峡大坝上马存争议阶段，便有人指出，长江三峡与黄河三门峡具备颇多相似性。对于三峡与三门峡具备类似命运的说法，您怎么看？对于黄万里与李锐的观点，您怎样点评？

　　潘家铮：先说黄万里。当年国家要修三门峡，他认为不合适，有不同意见。结果对他的意见不但没有采纳，而且对他进行了迫害，政治上的迫害，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周恩来总理讲过：“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我们错了。”所以，对于黄万里先生，第一，我们非常敬佩他；第二，对他的这个命运，很同情，这么正直的知识分子，提了意见，反而受迫害。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黄先生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正确的。黄万里先生反对修建三峡工程，主要是怕三峡工程走三门峡的老路，建起来以后很快就淤积了，影响到上游的重庆，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黄先生已经作古了，我不在这里多说什么，但是我就想说一句：他的许多看法，许多数据，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他光是看到三峡跟三门峡有相似的这一面，没有仔细了解我们是怎么设计的，没有特别研究三峡跟三门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个他不清楚。

　　譬如他说三峡水库的泥沙，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进入水库，水是冲不动的，所以三峡水库很快就会淤积。他的论据、判断，都跟事实完全不相符。我也只能讲到这里为止，因为人已经作古了。

　　《财经文摘》：何谓与事实不相符？

　　潘家铮：三峡水库的泥沙，只占极其小的一个比例，而且上游修建了其他许多水利工程，这些粗石已经排不到长江里来了。

　　事实证明，2003年三峡水库开始蓄水，经过四五年的观察，发现今日三峡水库的泥沙，比当初论证的时候少了很多，只有当初预计的40%。当初论证时，我们调查研究后，估计蓄水后每年的泥沙总量是5.3亿吨。实际上蓄水以后，平均每年是两亿吨。

　　为什么上游泥沙这么少呢？大概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国家投入很大资金，在长江上游搞了水土保持工程，搞退耕还林，使泥沙下不来。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各个地方都在搞水利工程，修了很多堤坝，泥沙都留在了上面。三峡上游目前有好几个大水库在修建，这些水库一旦全部建成，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将变得更加简单。依我看，三峡水库的泥沙问题，能够解决好，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财经文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峡酝酿之初，水电部原副部长李锐先生曾提出“坚决反对修建三峡大坝”的主张。对于李锐的观点，您如何点评？对于异见人士戴晴对三峡工程的持久关注，您有何分析？

　　潘家铮：戴晴不是一个记者，我不谈她。李锐是个老干部，我曾经是他的下级，对他，我是非常尊敬的。

　　三峡工程已经议论了几十年。新中国成立不久的上世纪50年代，长江有过一次大水。之后，有关的领导同志，就考虑在长江上修三峡大坝，要解决洪水的问题，而且成立了专门机构，叫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我们称为“长办”。

　　长办那位领导同志也是位南下干部，一位老革命，叫林一山。林一山早在50年代，就强烈呼吁要马上修建三峡工程，而且他提出的大坝方案，比现在还高，水库也比现在这个还大，简言之，“高坝大库”。他想把三峡的水全部拦下来，使下游的洪水问题一下子解决了。

　　所以，他希望重庆也淹掉，整个重庆都要搬家。而且他建议，除了建这个大坝把洪水拦下来以外，还要发电，那个电厂也是大得不得了，比现在这个还大。

　　总而言之，在当时来讲，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方案提出来以后，有些领导人还是很欣赏的，比如毛主席。但这个方案提出来以后，遭到很多同志的反对，特别是以李锐同志为代表，争议很厉害。后来毛主席开了南宁会议，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在当时，李锐同志反对修建三峡工程，我认为反对得很对，可以说立了大功。在那个时代修建三峡大坝，既没有可能性，又缺乏必要性。如果那时候去修建的话，恐怕会闹得不可开交，大概也是白花许多钱，最后不了了之。所以那个时候反对修三峡工程，我也赞同他。

　　在南宁会议上，虽然林一山的方案没有通过，没有马上建三峡工程，但是国家领导人还是讲“三峡工程还是要建的”，并说“现在虽然不建并不意味着要放弃”，希望把前期工作，包括规划、勘察、设计、科研工作做好。

　　因此，“长办”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直没有放弃三峡工程的调研，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工作量之大，问题之繁杂，难以想像。到了“文革”刚刚过去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说是要拨乱反正，又开始进入讨论。

　　《财经文摘》：您是说这两个工程虽然名字相似，但在实质上并不一样？

　　潘家铮：三门峡跟三峡，名字里确实都有一个“三”字，也都有一个“峡”字，而且都是修在大江大河上的大坝，除了这些之外，我认为没有其他相似的地方。

　　首先，三门峡是修在黄河上，三峡修在长江上。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16亿吨，而进入三峡库区的泥沙，每年只有5亿吨，现在实际上只有2亿吨；黄河每年的流量是几百亿立方米；而通过三峡的长江水流量，每年是4500亿立方米，到河口的有9500亿立方米。

　　另外，三门峡的蓄水能力非常低，最大只能到五六千立方米的流量，而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蓄水能力非常强，最大容量可到3万吨。三门峡水库上游，有个地方叫做潼关，好像一个喉咙口，出了潼关以后，这个喉头变得很宽，有二三十公里，很宽的一个大肚子。三峡上游的河道，是比较窄的河道，600多公里的水库，平均宽度只有两公里，所以我们仍然称为河道，是河道里面的水库，特别是，三门峡修建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科技水平很低，许多问题都没有考虑清楚。

　　三峡电站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建的，科技水平已经不是当年可比的。通过严格的科学论证、风险计算、规划设计，按照科学的原则，三峡水库实现逐步蓄水。每年到了汛期，就把水库的水位降到很低，过汛后再把水位蓄起来。这两个工程可以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投入与产出

　　《财经文摘》：三峡大坝在投入产出上分别具备怎样的规划？在其主要功能如防洪、发电、通航等各方面，将分别扮演怎样的角色？

　　潘家铮：首先讲投入。在论证的时候，有人认为，三峡大坝是个无底洞，这个说法，现在已经完全不成立了。因为三峡大坝很快就要竣工，根据我们目前的估计，到三峡工程全部竣工，包括移民费用以及动态投资全部算在内，不会超过1800亿元。这个投资是有限度的，可以控制得住的。

　　在产出方面，三峡大坝是个综合利用工程，在很多方面都是有效应的，对生态环境、环境保护也有很大效应。

　　防洪方面，过去长江上从来没有一个可以调节洪水的坝。有了三峡大坝，今后哪怕遇到千年一遇的洪水，都能把洪峰削掉。加上两岸的堤防整修得又高又大，有分洪区，可以避免灾难性、毁灭性的打击。清朝道光年间长江曾发生大洪灾，千里大堤全部毁绝，几千万亩农田遭殃，几千万人民遭殃，这样的毁灭性灾害，以后不会再发生了，这就是它防洪的作用。

　　发电方面，它现在已经有21台机组投入应用，全部机组投入发电指日可待，每年可以发电847亿千瓦/小时。每千瓦/小时卖出去的电价，哪怕是两毛五分钱，那它每年光发电的收入，就有2200多亿元；如果一度电能够创造5元钱的价值，那这800多亿度电，就是四千多亿元的产出。当然，这仍不是产出，因为电的作用主要是促进经济发展。

　　再说通航。单就2000年而言，长江通航总量已达到5000万吨，远超过历史最高纪录1000多万吨水平，而且问题还不在于通航数量的增加、航运成本的降低，主要是深水航道的形成，把整个库区的经济带动起来，上下游可以更好地实现沟通，老百姓富裕了。

　　另外，过去长江上面的船，大大小小参差不齐，现在的船，要实现大型化，电气化，开始逐渐向真正先进的通航时代迈进。要是没有三峡水库，你永远是大船小船一块上，落后面貌不会改。

　　有些人认为，三峡工程可能会对全球变暖产生推进作用，甚至写篇文章：三峡工程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有人说三峡水库的水质污染，甚至跟酱油一样。这种情况我理解。但是我相信，时间长了，要拿事实来说话，媒体也不会永远这样下去，总会有人报道一些真实的情况。

　　《财经文摘》：您对记者的不理解，以及部分移民的不合作如何看待？

　　潘家铮：化解这些不理解，我认为有几种情况。很多人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听信一些言论被误导了。对于这些人，我们尽可能地做解释工作，把真正的情况告诉他，我相信会得到他们理解的。

　　第二种情况，有的媒体希望能够打动人心，希望能被注意，于是在报道上太片面、成见太深，甚至对三峡有不共戴天的看法。对于这些所谓的不理解，我觉得没有什么办法处理，也不必太在意。你骂你的，我防我的洪，发我的电，通我的航，为我的人民造福就是了。

　　拆坝与建坝

　　《财经文摘》：您对埃及阿斯旺大坝怎样分析？

　　潘家铮：我不认为你讲的阿斯旺大坝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先不去说它。三峡水库根本不会出现那种情况，它跟阿斯旺大坝是两码事。

　　阿斯旺大坝水库其实是个湖，三峡水库是一条河，只不过水深了点。所以，即使阿斯旺出现什么事情，跟三峡大坝也挂不上关系，没有什么相似性。你不要只看毛主席写的那句词，什么“高峡出平湖”。没有平湖，哪来的平湖？！那只是诗词写的。

　　《财经文摘》：有分析说，美国、日本已进入拆坝时代，中国恰与国际潮流相悖，对此你如何看？

　　潘家铮：日本现在没有建很多大坝，因为它没有地方可以建大坝。它这么少的河，已经发展得差不多了。美国也是相似的情况，它的水利资源利用得差不多了，电已经足够了，于是就开始撤掉那些几米高的、一百多年前建的、已经废弃掉的坝，都是基本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坝。真正发挥作用的坝，它始终没有撤。

　　中国的情况跟它们完全相反。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每1亿人起码要用1亿千瓦的电，这个要求不高，比香港要低.将来16亿人口的话，要16亿千瓦，这些电都靠烧煤行吗？这个污染全世界受得了吗？中国有世界第五的水利资源，绝大部分都分布在西南，那么开发一些水电，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有什么不好？

　　中国同日本的环境不能比，跟美国也不能比。照我的看法，中国今后几十年之内，还要修很多水库，而且越修越多，越修越高，尽可能地发挥它的防洪、灌溉、供水、发电、通航效应。这是历史潮流，谁也阻挡不了。

　　但是我们遵循的原则，一定是按照这次“十七大”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原则，不会瞎搞，不会胡乱地搞，不会因为建坝而给人民带来痛苦、带来灾难。请大家放心好了。

　　关于副作用

　　潘家铮：讲到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上面我讲了那么多话，好像都是在讲三峡工程的好处，讲三峡工程的优点、三峡工程的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峡工程就没有问题了。像三峡这么大规模的工程，你说它一点缺陷都没有、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这倒是不正常的、奇怪的了。

　　三峡工程在规划、设计、运行中，确实出现过缺陷，在施工过程中，确实有许多事故出现，建成、投产以后，确实又引起一些不利的因素。所谓的副作用，我们都是承认的，我从来没有否定。

　　问题是，对于这些缺陷和副作用，我们是非常重视的，是紧抓不放的。特别是副作用，在论证过程中，是一个一个研究过的，现在没有哪一个当初没有考虑到，是新露出来的、非常严重的问题。都是在当初的预计控制范围之内，而且很多问题比当初预计的要好得多。

　　尽管如此，对于存在的问题，对于过去有过的缺陷，我们也绝对不放手，而且一定要查到底，一定要尽可能地解决好。比如说施工过程中，坝体表面出现过一些裂缝，尽管这是任何大坝上都有的现象，但我们非常重视，经过非常细致的补救，把它补上，做到天衣无缝的程度。

　　不过，在投产以后会不会出现问题？是不是说现在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呢？也不能这样讲。

　　譬如说刚才讲的那些水华问题，也就是说支流水质污染问题，一定要想到，要继续研究，对整体水质到底有什么影响，把它彻底解决掉。

　　过去主要是要防洪、要发电、要通航，现在还要注意一个生态，就是下面那个鱼、水产，要科学生态地调动，这个比过去也前进了一步。

　　地质也好，地震也好，刮风也好，泥沙淤积也好，其他生态环境也好，三峡水库是要统筹的。过去搞三峡工程老是考虑怎么防洪，或者洪水来了怎么样处理。现在要综合考虑，这些问题要一个一个地解决，保证尽我们的力量把它做好。

　　最后，我想说这样一举话：总而言之，任何大的工程，没有一个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三峡工程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是次要的，是可控的，是可以解决的，我们以后要一个不落地把它们都解决好。

家铮在旧金山三峡工程报告会上的发言

(1993年10月30日)

1993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ASCE)致函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邀请参加该学会在达拉斯举行的年会和小组会，并专为三峡工程组织了一个编号4P的小组会。同时，芝加哥美中科技协会及美国的水电专业咨询公司——哈札公司，和旧金山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及硅谷中国工程师学会也提出了同样要求。中国土木工程师学会转请水利电力部及三峡总公司派员参加，经研究决定，派潘家铮、王家柱、王庆三位同志应邀去美，原定人员哈秋*2同志，因伤未成行。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年会于10月24～28日在达拉斯如期举行。会前，20日下午，潘家铮一行在芝加哥哈札公司总部，向该公司高层技术人员和领导作了三峡工程的介绍并解答了问题；22日上午参观Rotec公司，下午由我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主持，邀请在美华人工程师和金融界、企业界新闻界人士，约有45人参加的三峡工程报告会，历时2个多小时；23日由美中科技协会主持，在智识系统学院再次作三峡工程报告会，历时3小时，到会人数40余人；24日飞抵达拉斯，参加25～27日ASCE年会及有关小组会和国际会；28日上午举行三峡报告会，会上放映了三峡工程录像片，作了介绍并回答了问题，历时2小时，到会约35人；29日由达拉斯飞往旧金山；30日由美洲中国工程师学会和硅谷中国工程师学会联合举办三峡工程报告会和座谈会，约有75人到会，潘家铮同志专题作了简短发言。
这次访美共举行5次报告会，通过各种渠道向在美华人及外国人报导了三峡工程情况，总的反应是好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们很高兴有些机会访问旧金山并就三峡工程作些介绍，衷心感谢所有资助这次活动的组织和所有出席的朋友们。
(一)中国为什么要修建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个多目标水利工程，其效益王先生(王家柱)还要详细介绍，我只先简单提一下。三峡工程的第一位任务是防止长江的特大洪水灾害。
有史以来，长江流域发生过无数次洪水灾害，损失难以估计。就以本世纪1931、1935两次洪水，每次都死亡14万多人，淹地几千万亩。1954年洪水，政府组织百万军民抢险，仅保住了武汉市，但损失之大不忍细说，光死亡人数就达3万。这三次洪水比历史上发生过的特大洪水还是小的。现在长江两岸人口更多，工农业发展极快，一旦发生像1860、1870年那样的洪水，其后果真不堪想象。所以有人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是中国的最大忧患。任何一个负责的水利工程师不能不考虑一个对策。我们总得对子孙有个交待!
修建三峡水库，配合其他措施就能防止发生这种毁灭性的灾祸。既然有这条路可走，我们为什么不修三峡工程呢?这是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的呀。我想一切主张人权的人都必然会赞成保护千百万人的生命安全的。
当然，这样做需要大量资金，完全靠国家拿钱是困难的。但三峡工程同时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水电站，连同它的组成部分——葛洲坝电厂，每年发电超过1000亿kW·h，可回收电费数百亿元，这样我们才有把握说，三峡工程的资金是能筹到的，而且能迅速归还，更不要说这些巨大的电能全是清洁的能源，永不污染空气，不但对中国有利，也对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作出了贡献。我认为，一切反对污染大气的人们，都会赞成利用三峡的水力资源的。
三峡工程还有许多其他巨大效益，因时间有限，就不细讲了。
(二)中国能修建三峡工程吗
过去，在长江上建坝确实是个梦想。但20年前，即在70年代，中国人民胜利地修建了长江第一坝——葛洲坝工程，创造了奇迹，葛洲坝工程取得了全面的成功。三峡工程虽大，但混凝土和土石方工程量无非是1.5和2.5个葛洲坝。时间已流逝了二十年，中国的科技水平又有了较大的提高，中国能不能建成三峡工程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有人说，中国太穷，修不起三峡。中国确实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还穷，但中国是个大国，综合国力是强大的。11亿人民只要每人每月借给三峡工程5角线(相当于6美分)就足以建三峡了。三峡每年所需资金和材料，占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总产值和产量之比是极小的。例如，中国每年能产钢八、九千万吨，而三峡工程每年用钢仅十多万吨，是个多么小的比值!有的外国文章上说，离开外国的技术和资金，中国不可能建三峡工程，我认为这些作者根本不了解中国。中国人有能力有志气，一定能建成三峡工程。
但我们绝不闭关自守，相反，我们欢迎外国企业界、金融界、科技界来参与三峡工程建设。因为，首先这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而更重要的是，这可以加深国家之间，人民之间的友谊与信任。三峡工程是跨世纪的伟大工程，我认为所有赞成世界人民团结的人士都会愿意做出贡献。我希望三峡工程的大坝将成为一座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三)修建三峡工程会有严重后果吗
有人说三峡工程虽好，但毁灭生态环境，所以不能修建。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既不公正、又不科学。中国的生态环境学家们对此问题已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问题已有明确的结论。
讲到环境影响，三峡工程首先是利大于弊，但我们现在只讲它的负作用。最主要的是要迁移100多万人。这件事如不做好，政府都要垮台的。但是，三峡库区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现在库区人民过着很落后的生活。通过三峡工程，国家的投入，集中全国力量的支援，移民的生活不仅能安排得比目前更好，而且将有不断发展的机会。在工程发电后，更要年年投入大量资金发展库区经济，这样他们才能真正翻身，所以库区政府和人民一致坚决要求快修三峡工程。我希望关心移民的朋友们能去库区看一看，问一问。
另外还有种种说法，什么三峡建库后，很快会被泥沙淤满啦，上游航道要永久堵死啦，美丽的景观永远消失啦，珍稀物种要灭绝啦，甚至四川都会被淹，上海都会受浸等等，这种说法太离谱了。没有这样的事。三峡工程修建后是会有些不利的影响，但都已研究清楚，通过制定措施，准备资金，是可以解决或改进的。中国环境专家的最后结论是：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影响三峡工程可行性的问题。朋友们如果希望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欢迎你们来中国参观访问，我们可以给予更多的说明。
最后想说几句技术经济等问题以外的话。因为看到有人在文章中说，建三峡工程不是人民的意志，是少数领导好大喜功为自己树碑立传，这是不确切的。
中国过去最有权威的人无疑是毛泽东主席，但正是毛泽东，一直不批准搞三峡工程，他要求的是搞清问题、积极准备，到条件成熟时再建。以后最有权威的是邓小平同志。1984年中国政府已基本上决定要建三峡工程了，但当时有很多人对工程提出各种建议和意见后，正是邓小平建议暂停施工，组织重新论证。这样才有412位全国一流专家来重新全面研究。这些专家包括搞泥沙的、通航的、环保的、移民的和财经的各个领域。经过三年多的反复深入研究，403位专家得出一致意见：三峡应上，而且应早上，只有9位专家有不同意见。这样，中国政府才把它提到人大表决，并以多数票表决通过，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过，在大量书刊上发表过，有的重复很多次，请问，这难道是少数领导的好大喜功吗?
女士位、先生们，我是个工程师，不是政治家、演说家。我无意把自己的见解强加给任何人，而只想把自己亲历的事实真相说一说，希望大家理解。中国和美国情况有很大不同，中国现在有百万人民生活在洪水威胁下。中国的电力非常不足，人均用电量只有美国的1/20。中国人民要不要活得比现在好一点?如果是要的，那我相信各位对三峡工程的必要性会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同时，我也希望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问题：各位作为献身事业的土木工程师，有几位在一生中能遇到象建三峡这样的跨世纪工程?为什么不来取得个机会呢?因为你们不可能在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有这样一个坝，即使你们能找到这样一个工程，也有钱、有技术能建它，我仍怀疑你们能在生态环境者和不同社会组织所提出的无数问题前获得通过。所以，我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土木工程师们来和我们合作，表示出你们的兴趣来。
我必须结束我的发言，再一次感谢各位听取我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