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波澜壮阔的1979

闲聊记忆——壮怀1979
原创 2017-04-09 沈听雪 沈听雪的历史文集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来》。社论中强调，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转变。从历史的高度来看，这个社论与上一年末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共同拉开了震动世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中国重新开始融入国际主流秩序，大胆释放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向世界强国的领先地位发起追赶。

同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我国领导人已经表示决心，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建议双方首先结束军事对峙状态；尽快实现通航通邮；发展贸易，进行经济交流。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



同日，78岁的国防部长徐向前（也是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国防部长）发表声明，宣布从即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至此，从1958年开始延续达30年的人民解放军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宣告结束。30年前，在大金门岛上曾洒下了9000多名解放军指战员的鲜血，成为了中共军史上的著名败战。而25年后，大陆居民将以游客的身份前往金门岛观光旅游。55年的光阴在历史进程中并不算长，但对于曾经长期敌对的台海两岸人民来说，那实在是情天恨海了。

1月1日，中国和美国历史性地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建交当日，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不过，为了保持与台湾的关系及制约大陆，此后美国国会又紧急制定并由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生效了《与台湾关系法》，以美国国内法的形式规范美台关系，并承诺对台湾的安全供军事保护。37年后，随着具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再次在台湾地区执政，两岸关系又面临了停滞倒退及陷入危机的复杂局面。对于综合国力已经今非昔比的大陆来说，从军界到民间呈现一片喊打之声，显示了“武统”台湾的坚定信心。然而不要忘记了，台海两岸关系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大陆自身的实力与中美关系的发展。喊打容易，图根本难，美国的因素不能忽视。



1 月 4 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指从 1967 年 1 月 4 日到 2 月 5 日，在上海进行的全面夺权，并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活动。在“一月革命”中被公开点名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等同志，所有被迫害的赤卫队等群众组织和干部、群众，以及一切与此有关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胡耀邦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

1月11日　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至此，多年在政治运动中遭灾的“黑五类”中的“地富”两类人终于摘掉了压在头上的阶级帽子，从社会底层中站了起来，成为了“人民”的一员。

1 月 17 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单位《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一大批过去按“历史反革命”对待的起义、投诚人士得以重见天日。

1 月 18 日，根据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提议，由中央召集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代表中央讲话，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的讨论，要求大家把不同意见讲出来，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这个理论务虚会分为两个阶段召开（中间休会一个月），直到4月3日才结束。

1 月 22 日到 24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在京召开大型座谈会，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指出，“四人帮”在民族资产阶级人士中制造的假案必须平反，错案必须纠正，冤案必须昭雪。从此，一大批民族资产阶级人士和他们的子女得到解放。

1月29日至2月5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虽然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是“英明领袖”华国锋，但美国人显然清楚邓小平在中国的真实分量，因此除了迎接礼炮少了两响之外，其他一切接待规格都是国家元首的礼遇。在访美的8天中，邓小平以不知疲倦的精力与美国卡特总统及其他美国官员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用了大量黄金时间转播邓小平的活动，被人戏称为“邓小平时间”。引人注目的是，邓小平在公开讲话中一再提出要警惕“世界战争的危险”，抨击越南在东南亚的扩张主义，并表示“尽管中国条件有限，但我们一定尽最大的可能支持民主柬埔寨。”。在私下场合，邓小平当面将中国要发起惩越军事行动的消息透露给了卡特总统。卡特对此持保留态度，并再三劝喻邓小平要谨慎行事。然而卡特已经看出，邓小平是铁了心要干一把了。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对我说，若开展军事行动，中国军队只占领一段短时间便撤军，对越的惩罚适可而止但要严厉，以致他不能忘记。在前一夜我已经觉察到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作为一个坚持信念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表现出他和他的政府的坚强决定。他伪称仍然有所犹疑，但我认为，他早已定下主意：越南将要被惩罚。”



2月6日，中共安徽省委鉴于该省肥西县山南公社已经出现包产到户，而中央文件仍然不许农村包产到户，因此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会上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主张：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万里的意见得到了省委的同意。在此之前，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个农民在去年秋种遇到干旱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签订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悄悄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历史证明，适合国情的政策并不容易一蹴而就地出台，往往需要上下合力，大胆试验，及时肯定。安徽普通农民、省委书记万里、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历史互动，成为了启动中国农村改革的加速器。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为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及受牵连的人平反，恢复名誉。李维汉是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早在1927年就当过中共临时中央的五常委之一，并在中共中央担负过一系列领导职务。建国后，李维汉长期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64年，在当时“左”的政治气氛下，李维汉被批判为执行了一条所谓的“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被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文革”期间，李维汉又遭到长期迫害，被关押达8年之久。

2月 7日，中央军委常委、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上将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在北京猝然逝世，享年67岁。身后，中共中央隆重追悼了苏振华，并将他的骨灰撒向了广袤辽阔的南海。然而，由于苏振华在“文革”后期及“四人帮”垮台后的一段时期在政治上站错了队，对他的清算还在后面。两年后，中共中央鉴于苏振华的错误对海军影响较为深广，因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海军党委也召开了扩大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指出了苏振华问题的性质及影响，要求本着实事求是，分清是非的态度，吸取经验教训，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苏上将，终于未能保住晚节。



2月17日，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边境发起了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连续战斗28天，横扫越南北部浅近纵深地区，先后攻占高平、老街、同登、谅山、柑塘等20多座越北重镇，歼敌5万7千，摧毁了越南针对中国构筑的大量军事设施，沉重打击了意图称霸东南亚的越南黎笋集团，达到了惩罚作战的目的。3月16日，自卫还击参战部队全部撤回了中国境内。一时间，广大参战指战员被誉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情赞颂。这场战争的影响相当深远，显著提升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及改善了周边环境，切割了与苏东集团的关系，迎来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所谓“蜜月期”，可以说为中国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准备了一个奠基礼。只是当时谁也没能想到，中越之间的战争并没有结束，此后竟然延续达10年之久。



同在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彭真是后来居上的中共领导人，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成为了仅次于七大常委的中央领导人，长期协助邓小平负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并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文革”爆发时彭真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之首，第一批倒台。他在被造反派关押迫害期间受尽折磨，连解手用的大便纸都不给，不得不用土坷垃代替。历经秦城监狱多年磨难，彭真总算是幸而不死，并重新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了晚年的“中共八老”之旅。



2月22 日，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召开追悼会，他的冤屈得到了昭雪。翦伯赞在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迫于1968 年12月18 日与妻子戴淑婉一同自杀。死时他的口袋内有两张纸条，一张说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一张三呼“毛主席万岁”。

2 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推翻了建国后17年“文艺黑线”的说法。被这一错案牵连和遭到打击、诬陷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也被彻底平反。中共中央随后批准了这一决定。

这个2月，根据国务院同意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出的六条意见，开启了知青大军返城的洪流。仅一个月间，就有几百万当年参加“上山下乡”的知青回到了他们各自的城市。由于组织混乱，返城期间发生了不少交通事故，一些小型的骚乱也在各地此起彼伏。在此后的一两年间，共有1000多万知青得以返城，一时间给各个城市造成了吃饭、住房、就业等一系列紧急问题，社会治安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著名作家梁晓声就把这场知青返城潮称为“飓风”，并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进行了相当惊心动魄的描写。没办法，当年伟大领袖挥挥手，社会与后来人便只能为之付出的代价及成本买单。



3月1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文宣布，为在“文革”中被冤杀的原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彻底平反昭雪。此后中共辽宁省委追认她为革命烈士，并召开了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的大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张志新烈士同林彪、“四人帮”英勇斗争事迹的报道。张志新面对强权的英勇不屈和受到的惨无人道的折磨，收获了全国人民的无限缅怀和同情。



3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萧劲光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萧劲光大将长期担任海军司令员，在“文革”中被诬陷为“上了林彪贼船”，这次得以彻底平反。

3月9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公开为前中联部长王稼祥等人平反。同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也宣布，经中共中央批准，公开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内蒙古二月逆流”、“新内人党”三大冤案彻底平反。1975年就死去的“反修战士”康生如果地下有知，看到自己的两大杰作已经鸡飞蛋打，不知道会是要如何的咬牙切齿了。

3月12日，应邓小平的邀请，著名日本籍指挥家小泽征尔率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这是“文革”后第一支外国交响乐团来中国演出，一时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在首都体育馆，美国波士顿交响乐团与中央乐团进行了一次联合演出，1.8万人现场聆听演出，更多的人坐在电视机前看完了转播。小泽征尔顶着雄狮般的蓬乱长发，穿着黑色西装出场，神情活泼，动作夸张，手舞足蹈，给许多中国人上了一堂难以忘怀的艺术启蒙课。在13天的访华演出期间，邓小平、宋庆龄等国家领导人现场观看了演出，并会见了小泽征尔。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认为前进的步子要稳，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中共中央经研究后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在他们的竭力主张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于是，陈、李、姚这三驾马车正式形成，将对80年代的中国经济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3月17日，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决胜局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棋手聂卫平执黑207手中盘战胜另一名中国棋手陈祖德，夺得冠军。实际上，这个比赛的参赛范围限定为全世界的业余围棋高手，职业棋手是不能参加的。而聂卫平和陈祖德都是中国最强的专业棋手，本来是不应该参赛的。但是中国当时并没有职业棋手制度，围棋属于体育项目，棋手都是运动员身份，没有严格的专业和业余之分，这才能够打了擦边球。那一时期聂卫平对日本一线职业九段棋手的战绩都是胜多负少，拿了这个业余圈里的世界冠军未免还是有些胜之不武了。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倒了《纪要》否定教育战线17年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多年的精神枷锁。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总政阎王殿”这一冤案使得总政治部几十名副部长以上的干部长期关押受审，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90%以上的总政干部被赶出了总政机关。谭政大将为原总政治部主任，1960年被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突然发难打成“谭政反党宗派集团”首领。“文革”中谭政又遭到8年关押迫害，等放出来时已经变成了一个身体衰弱的老头，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杨、余、傅即前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1968年3月，他们突然被中共中央宣布打倒，分别遭到监禁、逮捕和监护，同时一大批人受到株连。这是“文革”中的一个著名事件，相关解读很多，有些问题至今仍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3月29日　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会议期间，北京市政府逮捕了《探索》刊物主编魏京生。半年多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魏京生案件，公诉人指控他公开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煽动活动。最后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 15 年，剥夺政治权利 3 年。



3月31日，中央军委批准南京军区党委为优秀教练员郭兴福平反的决定。在60年代罗瑞卿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大抓军事训练时，郭兴福创造的教学法大大提高了军事训练成绩，因而成为了全军的标兵，“郭兴福教学法”也名噪一时。到了“文革”中，郭兴福却惨遭折磨迫害。他被整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和妻子相约掐死了三个孩子，然后双双自杀。结果夫妻俩都没死成，郭兴福判处死刑。后来在李德生、许世友等首长的多方斡旋下，郭兴福被改判20年徒刑，这才熬到了平反的日子。



4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和冶金部党组为“以黄罗斌为首的地主资产阶级篡夺白银公司领导权”的错案彻底平反。黄罗斌出身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红26军，后来在西北野战军中担任旅长，也是一名打了很多仗的战将。建国后，黄罗斌推却了组织上拟让他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或省军区司令员的任命，跑到甘肃中部的荒漠戈壁上去主持开发有色金属资源，白手起家建成了中国最大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之一的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并建设起一座全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白银市。然而到了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被指控为已“被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篡夺了企业的领导大权，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集团统治的独立王国”，而幕后黑手正是“党内出了黄罗斌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于是，黄罗斌被定为全国第一个“修正主义分子”，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当时和后来十几年中，党内和社会上都传说“白银案件”是毛泽东亲自圈定的，白银的案子也一度成了“铁案”。

4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为“文革”中的“上海地下党案件”彻底平反昭雪。“文革”期间，原中共上海地下党被全面否定，彻底打倒，相关人员遭到残酷迫害达10之久，许多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5月3日，中共中央批转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建议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请示》，并发出通知，决定撤销中共中央于1966年4月批发的这一纪要，要求对因受该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这一纪要是1966年2月2日至20日，由江青在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原标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这个纪要进行了精心修改，并在标题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使其时职位并不高的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合法化。《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诞生，标志着“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已经山雨欲来。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公开平反。陆定一是老资格的中共宣传战线领导人，在“文革”初期就被打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还被诬陷为“阶级异己分子”、“内奸嫌疑”而遭到打倒迫害。他写的文章《老山界》，后来被选入了初中语文课本。



6月15日，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这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一个多月后，《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35年后，一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全国，其中就艺术化地再现了万里视察凤阳农村的故事。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致开幕词，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大会还审议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

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撤销错误结论，恢复政治名誉，并为已逝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三家村”即原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原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原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60年代时三人曾以“吴南星”为笔名，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杂文60多篇，说古论今，讽喻时弊，一时颇受读者欢迎。然而“文革”风暴一起，“三家村”首当其冲，被打成“反党集团”。与毛泽东颇为熟识的吴晗、邓拓皆在“文革”中冤死，仅有廖沫沙度过苦难尚幸存人间。



6月30日，周士第上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周士第出身于黄埔一期，南昌起义后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5师师长，其时陈毅、林彪、王尔琢、周子昆、袁国平、许光达等后来的著名中共将领都在他手下任职，可见其资历之老。然而起义军南下失利后，周士第革命意志消沉中途离队，此后走了一段弯路。等到再回革命队伍时，就只能屈居陈毅、林彪这些昔日下级之后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至此这场1959年庐山会议后波及党内军内，造成数百万人被错误牵连的大冤狱终于得以平反。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影响深远的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至此出笼。其首功之臣，就是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他在4月向中共中央领导人华国锋、邓小平汇报时，充分摆出了广东的有利条件，希望中央给权，让广东先走一步，大胆进行经济建设。他的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人的首肯，邓小平还与习仲勋商定，在广东选一块试验场，放开手搞，为全国开个窗口。地点就选在了深圳，邓小平还为其取了一个日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特区”。

8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辛苦写成的这部描述陕北革命斗争历史的小说，在1962年突然遭到批判，还连累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某某被错误审查。毛泽东当时就定性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小说《刘志丹》背景不那么单纯，我看也是找我们算账的，是算账派”等。由此因小说《刘志丹》而铸成冤狱大案，遭到无辜牵连的干部群众多达16785人，其中229人被打死，75人被逼疯，53人严重致残。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和恢复了名誉。张闻天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曾主持中央负责工作数年，成绩斐然，为确定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建国后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曾担任外交部副部长5年。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正直敢言，坚决支持彭德怀的正确意见，结果被错误打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由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印象不好，“文革”中先把他撵到广东肇庆，后又转到江苏无锡，就是不让回北京。张闻天长期患有心脏病，却得不到高水平的治疗和保养，于1976年7月1日因心脏病猝发在无锡去世。

9月10日，云南省委宣布，经党中央批准，对“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予以平反。这一事件的起因和过程比较复杂，但归根到底是由于当时的当权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肆意破坏党的民族宗教政策造成的，是一幕对人对己都有重大损失的历史悲剧。谁也想不到的是，30多年后，由于又一次国际国内大气候的影响，这一历史事件再度沉渣泛起，被知道不知道的人怀着各种心态加以评说。



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同意为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平反、恢复名誉。这位曾经被康生公开指责“你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姓马尔萨斯的马”的98岁“五马奇人”，终于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怀抱。马寅初的旧作《新人口论》又被广泛关注，为两年后中共中央实行严厉的计划生育国策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年内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至此，“革委会”这个曾经以一元化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呼风唤雨10年多之久的特殊政权机构退出了历史舞台。

9月17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人民解放军在对越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作战中的44个英雄模范单位和79名个人以荣誉称号，并颁发奖旗和奖章。与此同时，宣传热爱“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拥军活动在国内广泛展开，李成文、陶少文、岩龙、梁英瑞、张春才、胡绪清、许森等英雄模范的名字飞遍神州，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极为难忘的记忆……



9月18日，中共中央为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平反昭雪，举行追悼会。章汉夫是老资格的外交官员，多年在周恩来和陈毅的直接领导下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遭受迫害，在秦城监狱关了近4年，于 1972 年1月1日含冤逝世。

9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二次扩大会议的复查结论和报告》，批准为 1958 年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错案平反，为赖若愚、董昕等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还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要吃粮，找紫阳”的这位前广东、四川省委领导人，至此跨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开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政治辉煌期。

10月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家科委党组召开大会，为《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等重大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平反昭雪。“广州会议”是 1962 年召开的一次讨论科研问题的会议，陈毅元帅曾在这个会上作过重要讲话。《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在“文革”中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科研路线”，不少人受到打击迫害。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处理。

10月20日，黑龙江省松花江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守信贪污集团案的公开审判结束，判处被告王守信死刑，并于次年2月8日执行，其余涉案人员也被分别判处有期徒刑。王守信，女，原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检察院指控王守信利用职务之便，从1971年11月起到1978年6月止，贪污和侵吞国家物资折价共507702元。这起案件当时轰动了海内外，王守信也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人民文学》还发表了一篇刘宾雁的著名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公开披露了这起案件的始末。王守信本人并不服，在公判大会上还高喊“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我是为真理而死”“你们都是修正主义分子，我死也不服你们”“我要为真理而斗争”等口号。



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合法席位。不久又通过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原来的所谓“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改称“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至此，30岁的新中国重新回归了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并为在明年莫斯科奥运会上大展身手做起了准备。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祝词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大会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这一下就掀掉了压在文艺工作者身上多年的重负，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对这一幕也予以了浓墨重彩地描写。

在这个10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内部演出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该剧以一个真实事件为背景：上海籍知青张泉龙冒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上将的儿子，招摇撞骗，要小车，要戏票，要把他的知青伙伴“张泉龙”调回上海……原上海市委书记夏征农、歌唱家朱逢博等人都上了当。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编剧沙叶新、李守成、姚明德知道这件事后，就共同创作出了这部话剧，起初取名为《骗子》，后来在上海人艺老院长黄佐临的建议下修改为《假如我是真的》。不久该剧又在全国很多城市进行内部或公开演出，之后搬到了北京的舞台上内部演出。由于极强的讽刺效果和现实针对性，这部话剧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有些官员坐不住了，认为“这个戏不能演，演了人民要推翻我们”。上海市委宣传部也闻风而动，下令停演了该剧。为了这部话剧，文艺界展开了较长时间的争论，甚至还惊动了中央，中宣部部长胡耀邦专门就此剧召开了座谈会。



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对于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对去台人员在大陆的亲属，应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不得歧视；大陆和台湾亲友间的正常通信、通电，任何人不得干涉。由此，国内一大批长期因亲属去台而受牵连的人得到了解放。

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按照文件精神，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不过，这个规定是否得到认真执行是有疑问的。实际上关于高级干部生活特殊化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并在后来更牢固地形成了制度化，不但人民群众意见不断，甚至还导致了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的去职。

11月17 日，根据中共中央为著名文艺理论家、诗人冯雪峰彻底平反及恢复名誉的决定，再次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冯雪峰的一生予以了高度评价。冯雪峰是鲁迅的挚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创建者之一，并与毛泽东一度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建国后冯雪峰先后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职务。这一时期毛泽东与冯雪峰在文艺理论上产生了分歧，对冯越来越不满，发展到多次批评指责。到了1957 年，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从此被打入另类，“文革”中也受到迫害。1976 年1月31日，冯雪峰抱撼离世，临终前痛哭流涕地一再表示希望能让他回到党的队伍。

11月14日，杭州举行了有6000多群众参加的公判大会，宣布判处强奸犯罪团伙主犯熊紫平死刑，另一主犯熊北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其他从犯也依法判处了有期徒刑。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震惊浙江的“二熊”案件，也是“文革”后首例高级干部子弟犯罪伏法案件。熊紫平和熊北平是孪生兄弟，他们的老爹就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20军军长和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开国少将熊应堂。不过此哥俩并没有继承父亲的英雄壮志，而是仗着自己是高干子弟就胡作非为，甚至走向犯罪。从1974年5月至1978年8月，熊紫平、熊北平纠结马少华、钱永明等14人，先后将140余名女青年骗至熊家，其中66人被奸污，20人遭猥亵，内有在校学生、青年女工、教师甚至现役女军人。仅熊北平、熊紫平就强奸、轮奸女青年47名，裸体取乐、猥亵10名。杭州群众都知道这哥俩的劣迹，称之为“清波桥头两只‘熊’，比《王老虎抢亲》里的王老虎还要凶！”最后二熊还是被绳之以法，开国少将熊应堂教子无方，也一世英名扫地。



11月25日，石油工业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内翻沉，造成船上人员死亡72人，直接经济损失达3735万元的重大责任事故。这是石油工业系统建国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事后查明，这次事故是石油工业部领导人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尊重科学，不重视安全生产，不重视职工意见和历史教训造成的。事故发生以后，石油工业部迟迟不认真调查事故的原因，不如实向上级报告情况，也没有采取得力措施处理有关责任人员。直到事故发生8个月以后，石油工业部仍然没有严肃对待。只是由于党中央和国务院严格督促，全国总工会和社会舆论同声指责，石油工业部才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和比较深刻的检查。国务院会议在听取石油工业部和其他有关各方的报告以后决定：（一）接受宋振明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石油工业部部长的职务，提请人大常委会批准。（二）国务院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同志，对这一事故没有认真对待和及时处理，在国务院领导工作中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记大过的处分。（三）国务院对“渤海2号”死难的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对他们的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



11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干部审查材料问题的通知》，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全国立案审查的干部达220万人左右。这部分审查干部的材料大都无限上纲、诬蔑不实。各级党组织对这些材料应认真清理。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了“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历史地来看，邓小平的这个设想是脚踏实地的杰作，比之当年的“大跃进”高明远矣。不过，任重道远，即使到了2010年代，中国人民仍然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上。



同在6日，为了维护首都交通和人民生活、工作的正常秩序，整顿首都市容，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和人民政府决定，今后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大字报，只准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禁止在“西单墙”及其他地方张贴。至此，一度轰轰烈烈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划上了句号。



　12月27日，驻阿富汗苏军突然发动袭击，打死阿富汗领导人阿明，同时占领首都喀布尔的阿国家首脑机关、国防部、电台等重要机构，粉碎阿富汗政府军的抵抗，随后扶持起了卡尔迈勒政权。然而作出这一决策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等人绝不会想到，此举拉开了长达10年的苏军侵阿战争序幕，遭到国际社会、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并在付出较大伤亡的同时严重削弱了苏联的国力，成为了这个超级大国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



12月29 日，根据中共中央为马明方、王维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决定，为他们举行了追悼会。马明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出身的干部，建国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务。“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74 年含冤逝世。王维舟是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干部，建国后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等职务。他在“文革”中亦遭到迫害，于1970 年含冤逝世。

12月31日，中央电视台在晚间《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了电视片《三峡传说》，片中出现了一首好听的插曲，这就是青年歌手李谷一演唱的《乡恋》。电视机前的观众立即喜欢上了这首与众不同的歌，并纷纷将情况反映到了报纸和电台、电视台。只是他们可想不到，与此同时也拉开了一场中国音乐史上著名争论的序幕。



这个12月，根据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与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达成的协议，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从香港发到了北京。至此，这种神奇的带着药味的碳酸饮料在阔别中国大陆市场近30年后，又杀回来了。现在的中国到处都能销售可口可乐，人们早就习以为常，这种饮料以其独特的口味还持久被年轻人所喜爱。不过，在可口可乐重回中国市场之初，却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只能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和涉外宾馆销售，价格当时大概是人民币4角钱（来华外国人专用的外汇券面额与人民币等值）一瓶。可口可乐公司也早有心理准备，开始就将目标人群定为“在华外国人”，并声称“两年内不打算赚钱”，实际上却是准备循序渐进。等到后来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建成了装瓶厂之后，将产品销售扩大到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同时与商业部谈判，争取进入大众市场。在征得商业部同意后，将供应旅游饭店后的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不料，当可口可乐公司派人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时，现在司空见惯的那些卖场促销手段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提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事情甚至惊动了陈云，他当即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也只好下发通知，北京停止在内部市场销售可口可乐。中国大陆的思想解放，在这种小小的饮料上便几经波折。



1979年是令人热血沸腾的一年，全年回响着要民主、要自由、平反、昭雪、解冻、战斗、春天的关键词强音。全国人民被接踵而来的好消息所感染，突然间焕发出了青春活力，对国家的前途与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和期待，在欢欣的气氛中迈入了被后来人所怀念的理想主义飞扬的80年代。

这一年，中国的GDP（按当年价格计算）是4038.2亿元人民币，经济增长率（按可比价格计算）为7.6%，CPI全年上涨2.0%，一年期存款利率为5.04%，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为614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60.17元，国家财政赤字135.41亿元。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

【免责声明】上海大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仅合法经营金融岛网络平台，从未开展任何咨询、委托理财业务。任何人的文章、言论仅代表其本人观点，与金融岛无关。金融岛对任何陈述、观点、判断保持中立，不对其准确性、可靠性或完整性提供任何明确或暗示的保证。股市有风险，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承担相应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