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罗富强：假如再打一次，印军仍旧不堪一击

罗富强：假如再打一次，印军仍旧不堪一击
2017年07月08日 09:36:27
来源：凤凰军事



印军阅兵（资料图）

标题的这个观点，是笔者十年前在2006年7、8月期间黎以战争中的体会，也是之后一年时间里与印军密切交往中的深刻认识。

今天，笔者打算先说亲身体会，再说切身感受，然后说说基本论据。

亲身体会

2006年7月12日，突然爆发了黎以战争。这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的现代化战争，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武器和最强大作战能力之一的以色列国防军对阵世界上最强大的游击队性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这场战争是因为真主党武装在边界伏击了以色列巡逻分队，打死4名以色列士兵，抓走2名伤兵而引发。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了全境轰炸，并地面进入占领了黎巴嫩南部地区。战争中，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死伤数十人，中国军事观察员杜照宇连同他的3位同事在以色列的轰炸中不幸遇难于军事观察哨中，我带领的维和工兵营同样遭到火箭弹袭击，3名官兵负伤。

战争之前，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至今已经“临时”了39年）共有6个出兵国，共有1900余人；法国是最大出兵国，所以司令和参谋长由法国人担任；印度是第二大出兵国，所以副司令和作战处长由印度人担任，正因如此，司令部里印军军官几乎占据一半人数。

由于印度军人的英语水平很高，任何一个校级军官的英语水平与母语差不多，因此印度挑选的维和部队军官都是国内的精英级、阅历型军官，训练、管理、作战指挥能力都是印军里的能人，是印军里综合素质较高的群体。很显然，这个作战处长可以说是印军精英中的精英。而作战处长，自然是战争期间的灵魂人物之一。

以这个处长为代表的印度军官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归纳起来就是“三低”：判断能力低，工作效率低，指挥能力低，搞得维和部队非常危险和被动。

判断能力低：例如，战后第五天了，那个作战处长起草的给联合国总部的报告，对战争形势和发展走向的判断，认为不会长时间持续，以色列主要动机是教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而我在战争次日报回国内的判断结论是：“冲突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冲突将持续较长时间、以军可能出兵局部占领黎巴嫩领土。”实践证明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而他的判断是偏差很大。正确的判断结论成为我们后来正确处置应对战争的基础。

工作效率低：例如，战争刚刚打响，在司令部还没有下达红色预警的时候，我碰巧得知边界刚刚开火的消息，就立即多方核实，提前下达进入战备状态的有关通知了；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司令部下达进入红色警戒的时间滞后了半小时的原因：印军主导的司令部作战口工作层面层级特别多，电台员接到边界的电台通报后，记录报告，然后电台负责人签字，然后递交通信部门负责人，负责人签字后再递交作战值班室，值班参谋记录后再报给值班室负责人，负责人报给作战处值班参谋，值班参谋报给副处长，副处长再报给处长，处长报给参谋长，最后才到司令那里，然后又返回作战处，再到作战值班室通知部队……缘何具有如此多的层级指挥？这个后面将会谈到。

指挥能力低：例如，战争中我部奉命前出执行人道主义救援，搜寻遇难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尸体，途中遇到前方陆空激烈交战，以军飞机也正在轰炸，我部报告前进受阻，从交战情况看，无论司令部如何交涉，以军也不可能停下战事开通“窗口”，建议立即撤回。但这个处长命令原地等待，一等就是半个多小时，眼看轰炸区域越来越近，我再次请求立即撤回，这个处长说他们正在与以军协调安全窗口，我说这种激烈交战的时候，以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停止作战行动留出安全窗口，他说再等等；我根据联合国“不宣誓效忠原则”（必要时可以拒绝执行命令），自己下令部队向营区回撤，途中他打来电话说以军的确不给窗口，命令回撤。这是一场惊险的行动，回撤途中以军炮火与航弹几乎是跟着我部后方打，围着周边炸。

切身感受

在与印军维和人员的来往接触当中，我有两大感受，一是明显地感到印军军官对待我们的态度是两级分化，二是印军官兵并不希望中印开战。

印军军官大多数人非常热情友好地对待我们，但也有一小部分冷漠甚至显示出仇恨状态。司令部里，副司令对待中国部队，就像是自己的部队一样关心厚爱，态度友好，热情有加，设法帮助我们解决这样那样的困难；而那个作战处长，却总是冷冷冰冰，明显带着仇视，工作中多次故意刁难，战争时期胡乱指挥，直至我用电子邮件提交抗议信，他受到司令副司令批评后才有所收敛。后来我才从侧面知道，有的印军军官的父亲或爷爷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后果可想而知。

而印度营则是对我们最热情的部队，几乎每半个月都要发邮件打电话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周末聚餐。每次我去，他们都要安排乐队在俱乐部门口奏乐欢迎，走的时候也要奏乐欢送。从他们的战利品陈设看，这支部队参加过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指挥官曾经在中印两军正在对峙的洞朗地区乃堆拉山口当过营长。他离任回国时请我参加告别宴会，中间请我即席致辞，我说了一段“……喜马拉雅山再高，挡不住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喜马拉雅山再冷，也无法冻结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引得他们所有军官直呼“万岁”。实际上，印军部队不少人是不愿与中国打仗的，因为他们的待遇太好了，印军旅长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待遇水平，相对而言可以说超过我军的上将。打仗，就意味着有可能失去这一切。所以，那个指挥官在我致辞后和我碰杯时说“打仗是政治家的需要，不是大多数人的需要，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国家打起来，如果我们的部队正好碰面，我们双方的枪口都这样好吗？”他做了一个枪口朝天的动作，然后我俩哈哈大笑一口干了大杯红酒……

基本论据

居于上述两方面的感受和体会，我从多方面研究了印军最大的致命弱点，所以提出“如果再战，印军同样不堪一击”的结论。

首先是殖民体制。印军的体制带有殖民时期的隆重色彩，是统治的体制，是贵族的享受体制，而不是打仗的体制。从国家政府到军队，总体上还是沿袭了英国殖民时期的古典体制，等级太密，程序太多，因此效率非常低下，并且非常死板，这是作战行动中的大忌。我们只要看看印军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古典礼服，看看锡克族官兵那长达20米的包头布，就知道他们的观念和体制都僵化到何等程度。

其次是传统体制。尤其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重缺乏平等，缺乏民主性和灵活性。种姓制度不仅限制了人才，也在军队中建立了军衔职务之外的繁杂等级，因此印军是全世界规矩最多的军队，这就非常的死板僵化，普遍缺乏灵活性，更没有自主性，遇到任何情况都要等待上级命令，遇到变化的情况不能独立思考，独立决策，及时调整，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习惯，往往错过战机。

再次是层级体制。印军建立在种姓制度和传统观念基础上的军队层级制度，是绝对的等级分明，分明到不可理喻的程度。比如，副旅长到旅长办公室要事先经过副官报告，同意后才能去，进去后副旅长是不能坐下的，必须笔挺挺地立正站着汇报、听取指示。再比如，同样是中校在一起，晚一年的中校在早一年的中校面前就是下级，老中校不发话，新中校就必须规规矩矩。同是中校，高种姓的中校就要比低种姓中校高人一等；如此类推到士兵层面，可想而知印度军队就是一部严丝合缝的机械装置，而不是人组成的战斗群体，这种部队的工作和作战效率必定是超级低下的，是缺乏战斗力的。

第四是宗教信仰。印度军人普遍信教，不是信奉印度教就是信奉佛教，不杀生的宗教信仰根深蒂固与心间，恐慌害怕情绪很强。


第五是思维观念。印度人把事物看成可控和不可控两大类，认为可控的事物才努力去做，认为不可控的则任其自然，一般不会迎难而上解决问题。比如我们经常看到印度的火车顶上坐满人的视频，虽然累累发生伤亡事故，但政府认为这是没法的事情，是不可控的事情，没有谁会去想办法解决。这种理念在军队里同样盛行，因此印军在历次战争中一旦看到势头不对，战斗意志迅速崩溃，很难誓死战斗到底，这就是1962年印军一泻千里、兵败如山倒的根本原因。

2017年的印度，的确已经不是1962年的印度。经过几十年的备战，印度在中印边境一线及纵深的战备基础设施的确有了很大改观，武器装备也有了飞跃发展，部署在边境一线和东北部的作战和保障兵力甚至超过中国。但是，当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是1962年的解放军了，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更不是1962年的状况了。

上述情况，加上印军在作战地区“仰守”、“仰攻”的被动、西里古里走廊咽喉的脆弱、平均宽度超过10千米的布拉马普特拉河对其东北部和孟加拉形成的天然障碍对其兵力机动和保障行动的制约等等因素，如果中印之间再次开展，无论作战规模大小，印军仍然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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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印度：以武装共处换时间，以瓦解暗战替热战
2017年07月08日 11:02:03
来源：凤凰军事

罗富强绘制的态势图

凤凰军事金昊

这一周来，中国驻黎巴嫩UN部队原指挥长罗富强给我发来几篇稿子，从军事上、特别是就洞朗地区进行了战术分析，这些是非常宝贵的。罗是富有实战的陆军指挥员，长期跟踪印军，并且专门在洞朗地区进行过考察，他的文章是可信的，也就是说，一旦在此地打响对印惩戒战斗，印军胜算很小。

罗富强是戎马半生的军人，他强调再来一仗打服印度无可厚非，军人本来就是应付战争的，国家有事，军人思考用自己的专业解决问题，这是精忠。但是，今天的中印，是不是到了真要打一仗的时候了？

目前还不是。中印是相邻的两个大国，是世界上人口第一和第二的国家，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器。如果今天中印之间爆发战争，其带来的连锁反应的波及面是1962年无法相比的。

以中国来说，今年将要召开十九大，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中国会尽可能为大会提供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免决策受到不必要的干扰。以印度来说，1962年的经验告诉他们，挑衅过度必将遭到中国的惩罚，作为印度军方，他们对中印两军的战斗力心中是有数的，印度陆军参谋长那种疯狂言论，不代表印度军队的真正认知——1962年一战为中印带来55年的和平，其中一定有印军对解放军畏服的因素。别的不说，看看此次对峙地区的道路密度，印军就不敢把事态挑大。

1959年，毛泽东曾经亲笔修改中国给印度外交部的信，直说：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向在东方，而不在印度。还说，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又说，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


这是毛泽东的大智慧。毛泽东怕印度吗？毛泽东怕美国吗？毛泽东怕苏联吗？毛泽东怕过谁？但是，不怕不代表就要兵戎相见，没错，印度今天仍然打不过解放军，但是大家想过没有，一旦中印再打，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会不会就此提前结束？一个世纪前，正是战争打断了中国改革发展的机遇期。100年多年过去了，我们不能让这一幕重演。

关键是，现在中国没有到非要用战争解决问题的那一步。印军越境，我们就对峙就好了，中印边防部队对峙又不是才出现的，况且在对峙中，印度是占不到我们的便宜的。毛泽东曾经对两军对峙做过指示：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照做就是了。当年印军首先开火，引发了后续战争，今天他们不敢，相信解放军也加强了部署，留了后手。

除了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对付印度呢？印度自己内部是铁板一块吗？巴铁此时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前说过，没遇冲突都要靠战争来解决问题，说明我们的手段不够，但是我相信中国今天对付印度，不会只有解放军这一张牌！

1987年，中印桑多河谷冲突

1962年后仅有1967年9月乃堆拉山口、1967年10月卓拉山口及1987年3月桑多洛河谷的三次流血冲突。有关“87·4”演习的详细资料网上十分有限，也许桑多洛河谷冲突就是“87·4”演习的序幕或组成部分。不过“87·4”演习未能演变成1962年那样的自卫还击作战。在中印边界的纠纷中，有一次事件虽然知道的人很少，但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事件，这次事件差一点酿成第二次中印边界战争，那就是位于山南地区的桑多河谷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1987年5月的一天，由西藏军区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副团长带队组织的一次例行性边境巡查活动所引发的。根据军委和总部要求，西藏军区由于冬季气候恶劣，每年从入冬后的十二月到来年四月间，为大雪封山期，在此期间，边防连队除了对关隘和重点目标、地段保持监控和巡逻外，一般不能进行全防区的巡查。为了保持对边境的有效监控与安全，每年开春后，由各边防团组织团属步兵分队分成若干机动巡察支队，对整个边防线的情况进行拉网式的检查和布控，防止印军利用这个季节蚕食我国领土。而由山南军分区某团副团长带队的这支机动巡逻分队由一个步兵连加强一个侦察班（骑兵）、82迫击炮排（3门火炮）、一个82无座力炮排（4门炮）、一个重机枪排（3挺重机枪）组成。可以看出，这是一支按照战斗姿态组成的，可随时应付突发情况而战斗的巡逻分队，所有人员与装备分乘10余台车辆执行任务。除了副团长外，指挥组还包括一名作战参谋、一名侦察参谋、一名通信参谋和步兵营副营长。

当巡逻队到达桑多河谷地段时，已经天黑，副团长命令部队就地宿营，准备到第二天早上再前往河谷南端的中印边境山口进行巡察。部队宿营后吃过晚饭就扎营休息了，但晚间九点多，负责夜间宿营警卫的卫兵发现，河谷南端的边界山口上有火光和说话声，便立刻报告了副团长。副团长马上起来观察，确认是有人在山口方向活动，并判断为印军在那里活动。于是，副团长马上命令侦察参谋带一个侦察组前往山口进行侦察。二个小时后，侦察参谋带一各侦察员返回（其他仍在原地监视印军），向副团长报告了可能有一个连的印军，已经占领了河谷过去双方虽未经划定，但彼此默契的我方一处制高点，并已经构筑了战斗工事。从侦察到的情况看，印军到达的时间也不太长，工事还不完备，好象正在加紧构建中。从其警戒状态看，似乎并未发现我军巡逻部队已经到达。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立刻命令通信参谋打开电台与军分区指挥所进行联系，报告情况，但由于在宿营时已经完成了电台通报，而十点以后又不是与分区电台约定的联络时间，报务员无法与军分区达成通联。这位副团长当机立断，命令副营长和作战参谋拟定战斗预案，并命令部队立刻起来，进行战斗准备，五点钟开饭，五点半出发，在拂晓以战斗状态前往印军占我地区进行交涉，电台明天早上八点，将当前情况与自己的决心和部署报告军分区与团部。早晨六点左右（此时西藏的天亮时间约在七点左右），除通信与后勤人员外，巡逻队全体战斗员按战斗编组和攻击部署，进入攻击出发阵地。在阵地上，副团长向各分队指挥员再一次明确了作战预案和战斗部署，一旦发生意外，部队将根据情况采取进攻或防御。随后部队开始构筑战斗工事。从当时侦察情况看，印军位于河谷我方重要制高点的兵力约有一个加强排，但在其后500米处，还有一个排的兵力，副团长判断印军兵力约为一个连，并配备有60迫击炮和重机枪等重武器，在纵深可能有更多的兵力和大口径炮兵支援。从印军的部署看，是准备在原由我方控制的这个制高点上长期驻扎，实为蚕食我领土，推进实际控制区的行动。印军已经基本完成战斗准备，按正常交涉，其不会退出我方控制区域，并有可能对我进行主动攻击。

根据这个情况，副团长又草拟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将侦察情况进行了再次详报，并请求立刻给予增援，副团长判断印军这次是有组织的武力蚕食我领土行动，估计不可能象过去那样通过交涉使其退出，战斗很有可能一触即发，并有可能迅速升级。我们将本着不打第一枪的原则，努力通过边境交涉迫使其退出我方实际控制区，但一旦印军主动使用武力，我们将在确保整体安全和主动的情况下，坚决予以还击，并坚守到增援部队到达。在8点多左右，副团长令副营长带侦察参谋和3名侦察兵、一名报话员和一名翻译，前往印军占领的我方高地据理进行交涉，指出印军已经严重侵犯了我方的领土，现在必须立刻退出去，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要由印方负责。在副营长到达印军阵地前，通过手提喇叭向印军喊话后，印军一名军官带几名士兵走下了高地，副营长向其通报了职务和要求后，印军军官表示，这是印方的领土，印军不会撤退，并要求中国边防军人离开，否则由此发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要由中方承担。在耐心的进行交涉后，印军始终态度蛮横，在发现中国军队好象人数不多时，印军士兵开始以武器对准中方交涉人员进行威胁，同时，据守在高地上的印军也开始进行战斗活动。印军军官和士兵甚至以下流的手势和语言对我军交涉人员进行侮辱。看到交涉无果，副团长命令副营长和侦察参谋撤回。但在我方人员回撤的过程中，印军突然向我交涉人员射击（据印方后来解释是因为士兵紧张而走火所致），当场打伤我副营长，该副营长后来因失血过多而牺牲鉴于印军首先向我开火，并打伤我交涉指挥员，我副团长当即命令部队发起攻击。此时，我攻击分队已经完全占领攻击出发位置，并采取了迂回包围战术，迂回到印军后方发起了攻击。在我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等火力的支援下，我攻击分队仅用半小时，既攻占了由印军非法侵占我方高地，共击毙印军13人，其中军官1人（准尉副排长），俘敌8人，其余向南溃逃，我军未予追击。战斗中，我方亡4人，伤11人。夺取印军非法强占的我方高地后，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进行防御部署，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下午二点左右，在印军位于纵深的大口径火炮支援下，约一个加强连的印军开始对我防御部队展开了攻击，但在我军的火力打击下，印军的进攻很快的退回。

入夜后，印军不断的以迫击炮和纵深火炮对我阵地进行断续的火力攻击，副团长判断印军可能在第二天天亮会继续进行攻击，命令部队加修工事，做好抗击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准备。我军所有指挥员战斗员，通宵达旦的构筑工事，利用印军留下的工程器材和物资，迅速完成了防御准备和部署，严阵以待印军进攻。同时，副团长将已发生的情况迅速向团部和山南军分区做了报告，表示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山南军分区在接到副团长报告后，立刻向西藏军区、成都军区报告了当前发生的情况，并立刻抽调、组织机动兵力增援巡逻队。西藏军区首长也立刻命令山地步兵53旅紧急出动，增援桑多河谷方向，同时将情况报告成都军区和总参作战部。

第三天天亮，印军果然以一个加强营的兵力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向我边防巡逻队发起了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印军在伤亡了数十人后，停止了进攻。但随之而来是印军派出战斗机和直升机，对我方进行了持续的侦察、威胁，并在纵深不断的增加兵力，似乎准备进行更大的攻势。


但就在第三天晚间，我山南军分区增援部队一个步兵营首先赶到，随即进入防御地域，增强我防御力量。第四天，我山地步兵53旅开始陆续赶到，并带来了大口径火炮和火箭炮，我方力量进一步增强。同时，西藏军区也迅速派出指挥力量，在桑多河谷纵深开设了前进指挥所，准备组织力量，对印军的侵略行动展开反击，将印军完全驱逐出我方领土。

由于我军的增援力量不断增强，印军判断我军可能要对其发起全面进攻，于是，也开始不断的调集兵力，印军总部向东部军区发出了战争动员令，开始大规模的向冲突地区增强兵力。冲突发生后两周，印军已经向这个方向调集了一个军部、二个师共约7个旅的兵力和大量的炮兵与坦克，开始部署与我军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行动。鉴于印军反应迅速，部队调动又快又多，我方判断印军有扩大和升级战争的可能，为了应对印军的战争挑衅，总参作战部向第13、21、54集团军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三个集团军的部队准备前出到西藏参加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确定第一批参战部队为149师、37师、61师和160师（即1962年在中印边境反击作战中取得瓦弄大捷的130师），并要求成都军区在西藏开设前进指挥所，组织预定参战部队指挥员前往战区勘察道路和地形。冲突发生半个月后，我预定参战部队的师以上指挥员乘飞机到达前线，开始察看地形和道路情况，并受领成都军区首长下达的预定作战任务。6月份参战部队的团营两级指挥员到达前线，组织察看地形，受领任务，其中149师和37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前线。

根据军委首长“保持克制，坚决反击”的作战方针和指示，成都军区前指首长的决心是：以13集团军指挥山地步兵52旅、37师和160师在瓦弄和巴普卡方向作战，准备歼击位于该方向的印军第2师，以西藏军区前指指挥53旅、149师和21师，在德让宗至拉鲁地段作战，准备歼击击印军第4师，相机打击印军第17师。要求部队在六月底战役集结和准备，7月作为战役开始的初步时间，待第二批作战部队到达后就开始发起进攻。战役以歼灭印军前线两个主力师，收复藏南争议土地两个重点为目标，一举解决我方主张的领土边界。

当时印度判断我军已在云南方向正与越南军队进行作战，可能难以同时应对西藏方向，所以才有恃无恐的对我进行战争威胁。但由于我军迅速增援部队迅速机动到位，并不断的从内地前调精锐的主力部队，印军开始感受到事态严重，于是要求苏联给予支援。印军感到大规模战争随时可能一触即发，有可能演变成第二次中印边境战争。为此印度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既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取胜？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同时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面临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困难，苏联当即表示，不能支持印度的战争，并要求印度放弃战争打算，与中国进行政治谈判，和平解决边境冲突。同时，苏联还派出特使，向我国表示要尽力制止印度的战争行动。印度内部的理智派也占了上风，于是印军开始主动后撤部队，脱离与我军的接触，并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与我和平解决这次冲突。


鉴于印度开始从战争的立场后退，同时也表示了不想与中国进行战争的态度，并主动的命令位于桑多河谷的部队撤回原来双方传统控制地区，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的和平解决冲突的主张，8月，军委解除了西藏作战任务部队的任务使命，前出到西藏的部队和指挥机构陆续撤回内地。中国向印方移交了战俘和战死人员的尸体。

这是一次令人非常惋惜的战役行动，之所以最后没有能够达成收复藏南的最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后退，而因为我军在云南的作战行动，当时中央认为，不能在两个方向同时与两个国家作战，特别是与印度这样的大国，一旦战争开始，规模、时间和发展很难预料，所以才最终放弃了这次进攻战役，我们准备参战的广大指战员无不为之而扼腕叹息，如果当时开打，印度将不仅失去对我藏南土地的强占，还将失去他自认的两个王牌师--第2和第4师，在我军的铁拳打击下，这场战争将比上一次战争打击更为惨重，因为我军为此调集的兵力和火力，远远超过了1962年的作战力量。

战略机遇就是这样，一旦失去了，就很难再找回来，印度应该为躲过这次打击和教训而庆幸，而我们也会为了这次未竞的行动而惋惜。正是由于这次冲突的警醒，印度新总理拉吉夫甘地上台后，立刻提出了与中国缓和的政策，并开始了双方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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