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是时候和美国来个了断了

陀飞轮：关于美国问题，是时候来个了断了！
2017-07-10 陀飞轮 荟思想


如何评价和看待与美国相关的事项是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牵涉众多，不同立场人士之间的对峙又异常激烈，各方往往是在争论中跳过问题本身直奔人身攻击，陷入没完没了的“动机论”泥潭中，并在“毛左”和“美狗”满天飞的互扣帽子战争里不能自拔，闹哄哄乱糟糟，令人迷惑不已望而生畏。

是时候来个了断了。

要了断，先要清楚“美国问题”的历史背景。

关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起始点，有说是南宋，有说是明末，莫衷一是，但很明确的，至迟在1760年英国工业革命之后、早在1840年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把大清帝国打痛之前，中国就已不是什么“中央之国”了，科学和民主这两股在二十世纪才姗姗来迟地光临中华大地的大潮，一步步把我们甩到了世界边缘。

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自徐继畲、魏源始，中国进入了向外国学习的时代直至今天，学生的位置始终没有变化——别看写入宪法的主义大家耳熟能详其实也是向外学习的结果，有变化的只是老师，英国、日本、德国、苏联、美国和四小龙都当过我们的榜样。

而随着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的到来，苏联和美国成为近七十年来与我们关系最为密切的二位老师。

中苏关系自1960年代便已恶化，但在1978年之前，苏联作为中国老师的身份依然稳固，之后则是美国登上讲坛，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一转换更加清晰坚定更加不可逆转。

明了这一历史背景后，我们进入具体问题。

第一，为什么是美国？

我们是学生，我们是要找老师，苏联是不行了，可为什么一定要找美国？

用最简单的话来回答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因为美国最强大。

但是，这并不是个准确的答案。

“强大”自然是选择老师的第一标准，但将其当作唯一标准就有问题了，苏联就是个典型：它也很强大，但其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计划、社会上高度控制的模式缺乏对人的自由的尊重，“强大”只体现在国家层面而未泽及民众，一开始就蕴含着自我毁灭的基因，实质上并不是个好老师，死心塌地向它学习是学得越像就死得越惨，其最终的自我解体是明证，中国在1978年选择转向之后才得以重生也是明证。

与苏联模式相反的，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三位一体的模式，而把这个模式运用得最好的是美国，因此以其为师是顺理成章的——当然，美国模式其实来自欧洲，它不过是后来居上而已，因此说我们实际上是在向欧洲学习也没错。

要学习，就得向将强大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国家学习，这就是“为什么是美国”的答案。

第二，为什么总要说美国的好话？

既然把人家当作老师，身为学生要是不知道、知道了又不讲出老师有什么长处，要怎么学习？假如当年我们从一开始就像后来中苏关系恶化后一样，整天都在骂苏联是“修正主义”，将攻击和揭短当作家常便饭，那要如何引进他们的制度、技术和人才以“取得建国后的辉煌成就”？

不管以谁为老师，发现其长处并大声说出来，是学习的第一步，因此总说美国的好话没毛病——假如有人整天在说朝鲜的好话，那才是有病。

第三，说美国的好话，就是美狗、美分和洋奴？

有了前面的铺垫，按理说这个问题压根就不是问题。但鉴于这是反美派的习惯性动作，还是有必要再啰嗦一下：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当年将苏联明里暗里当作老师的人士，上至领袖下至工人，岂不也都是苏狗、苏分和洋奴——意识形态就算再重要，也总不能不要逻辑自打耳光吧？

而要是在中苏关系蜜月期间，我们又红又专的大文豪以《我向你高呼万岁》为题献诗给斯大林祝寿都没有被骂成苏狗，今天说美国几句好话怎么就成了美狗？

把焦点放在“好话”属不属实上，才是正道。

第四，说美国的好话，就意味着是在瞧不起自己、作践自己？

现在一些说美国好话的文章一出街，就会招来这样的攻击：整天歌颂美帝，怎么就这么没骨气，怎么就这么瞧不起自己、作践自己？

对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假如在说美国好话的同时，并未对我们自己提出批评，那么这样的攻击属于臆想，夸别人并不必然推断出是在损自己；如果同时又对我们自己提出批评，那么这样的攻击尚有发起的缘由，只不过究竟是不是在作践要看内容属不属实，而不能仅仅是因为一夸一贬的对比过于扎眼的缘故。

既然要当学生，还是不能太玻璃心。

第五，美国是老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就什么都好？

这本来也不是问题的问题——就算是八岁小孩，也懂得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够十全十美。可遗憾的是，无论是亲美派还是反美派，偏偏时常在这个问题上犯错并闹得不可开交。

一些亲美派的确是发自内心认为美国就是什么都好，一些虽非如此却在言辞上过于激情荡漾也带给人同样的印象：月亮就是美国的圆，枪击案频发也不能说明美国治安不好，以事后被证实子虚乌有的“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把伊拉克炸得千疮百孔也不能表明美国就是蛮横。

一些反美派在论战中也会聪明地抛出这样的诘问：你们说美国好美国好，美国枪击案这么多也是好，美国找借口把别人家炸得不成人样也是好？

在这个问题上，好就说好坏就说坏是唯一选择，美国再厉害也没有特殊的理由。对亲美派来说，美国是好，可连它放的屁都说是香的只会自毁长城丧失公信力，不可不警醒。

第六，美国的“坏”能不能否定它的“好”？

经常被反美派拿来作为批评武器的，是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是它现实里的频现枪击案，是它充当世界警察到处展示肌肉的强横，以及曾经对华不友好的劣迹。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教科书味十足地说，就是要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分清是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分清是对内事务还是对外事务。

具体说来，对于历史上的污点，很简单，谁没有不堪的过往？假如能够拿过去的不堪来证明现在同样不堪，那有过文革的我们，现在又该怎样定性？

而对外强横问题，虽然各方有不同解读，但在我看来，即使认定美国就是强横，它在外就是无恶不作，可只要它在国内施行仁政善政，同样就值得我们学习——这可不是说连它的对外强横也要学，虽然“看到国家这么流氓我就放心了”是反美派的口头禅。

“好”不能粉饰“坏”，可“坏”也不能抹杀“好”，是看待一切学习对象的最佳视角。

第七，美国肯定不是什么都好，可要是有人就是只愿意讲美国的好不讲美国的坏，怎么看？

在反美派眼里，这种选择性发声是“美狗”的铁证。

但如果足够冷静，就得承认，不管是只讲别人好话还是只讲别人坏话，首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真实性”，有没有问题，先看属不属实：要是属实，讲再多也没错，要是有假，讲再少也不对。

同时还得看到，只讲他人的好话要远远强于只讲自己的好话或者只讲他人的坏话：前者再泛滥也坏不了什么事，而后者一多就会酿成灾难，吹捧成风必定造成权力的傲慢和恣意，而别人永远水深火热的虚幻则会降低权力的运行压力剥夺国民的权利福祉，危害极大，对此我们是有血的教训的。

第八，美国好，就等于它对我们没有敌对吗？

这是个极其现实的问题，许多争议也因之而生。

一些人认为，美国时不时祭出来的针对我们的打压和牵制，是美帝“亡我之心不灭”的证明，因而美国是彻头彻尾的大坏蛋一个，不要说不值得学习，有机会还要把它从地球上抹掉。

另一些人则认定，因为美国好，所以它干什么都是对我们好，炸我们大使馆没什么，撞我们飞机没有错，挑起南海争端是我们不对，部署萨德也十分正常，总之美国是大大的好人，对它怀有敌意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太不应该。

这两种很流行的看法，针锋相对却一样的幼稚一样的糊涂：它们都混淆了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的区别，犯了简单化的大毛病——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很优秀并不意味着它就和你同仇敌忾，而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很恶劣也不等于它就和你势不两立，这在历史上、现实中可以找出很多例子来。

因此，区分一个国家的精神气质和现实算计极其重要，不要因为要向它学习就将它扇来的耳光当作荣光，也不要因为它扇我们耳光就把它的好东西烧光——最极端的假设就是现在美国和我们干上了，难道就能阻碍我们学习它的“好”吗？

因此，让学习的归学习，让对抗的归对抗，两不纠缠，两不耽误，才是正确的态度。

第九，对于美国的“好”，我们是不是都得学？

就算认同美国有好也有不好，那是不是凡是它的“好”我们就都得学？

这是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我只能尽量找点无关痛痒的事例来讲一讲以求不要“空对空”太过乏味。

我的答案是：当然不是。原因之一，“中国特色”并非全无道理，美国的“好”未必就是我们的“好”。比如，美国是判例法，我们是成文法，各有各的好，非得改弦易辙才是瞎折腾。

至于“中国特色”中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又是没道理的，我想停留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废话上是聪明的。

原因之二，是美国的“好”即使适合我们，可适合我们的可能有多个选项，未必就非得采纳。比如，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美国是合二为一，我们是分而为二，在我看来合或分差别就不大，非要舍此择彼或舍彼择此均无必要。

所以，亲美派不要太极端，非得主张是“好”就要学，“全盘西化”的帽子能避开就避开；反美派也不要一看到有人说美国好就激动，想当然地以为人家就是要“全盘西化”搞变天。

大伙都悠着点，一口非但吃不成胖子，急了还会吃坏肚子是明摆着的道理。

在不厌其烦地讲了这么多在不少人看来浅显无比的问题后，该进入深水区了：在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后，如果一开始讲的中国落后于西方、中国需向西方学习的所谓“背景”已不复存在，我们已不再是学生甚至反过来都可以当老师了，那么再说美国或者其他什么国家的“好”并讨论该怎么说该怎么学，岂非通通是本末倒置妄自菲薄居心叵测？

这个深水区，涉及到二个问题：如何评价我们现在的发展程度，以及是否存在着“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

不久前，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胡鞍钢宣布，中国的“六大实力发展”目前已进入“全面追赶、主体超越”美国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压倒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则“加速赶超”进入第二阵营，超越美国指日可待。

他同时明确表示，这些成就证明，“中国之路优于西方之路”。

这一番高见，振奋人心，只可惜和一般民众的感受相去甚远。问题出在哪里？

按照专业人士的分析，胡教授的研究成果所依据的分项指标本身就存在问题：人力资源、能源资源、信息资源等与人口规模息息相关的指标，全世界也就印度与我们有得一拼；经济资源所采用的“购买力平价”指标，应用在生活基本品上还说得过去，此外则意义不大；科技资源的对比，则用“重量不重质”的方法硬生生地把诺贝尔奖大户给压了下去；而政府资源这一指标，大概只有苏联再世才能和我们比肩。

所以，这又是一次“被第一”。

在我这个行外人士看来，即使胡教授的高见正确无比，也绕不开两大问题：第一，国家实力强大自然是好事，但前面说过，“国强”不是一切，国家实力第一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就是世界第一，就像苏联一样——何况“人均”这个指标，就算胡教授再神勇，在他有生之年也未必能把中国论证为“世界第一”呢。

第二，就算认可国家实力作为唯一标准，也不能无视其取得方式和取得成本——只算加分项而不算生态破坏、体制性腐败和低福利等扣分项，是“只说自己好话”的典型。

因此，我们的成就是举世瞩目，但“东风压倒西风”的豪言壮语，还是留待日后再说为妙。

最早提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概念的，是我们的老对手美国人，对应着的是“华盛顿共识”或“西方模式”。虽然“中国模式”没有公认的定义，但行政权力高度主导、有管制的市场经济和有管控的社会是其基本特点。

就这三个特点的确与“西方模式”截然不同而言，中国模式是存在的；而在过去四十年它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让中国踏上了大步追赶发达国家之路。

但深究起来，问题又没这么简单。

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说起来就是政治上实行民主、经济上走向市场、社会上放松管制，其实质是释放和扩大自由，只不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路径令这个过程渐进有序地进行不像东欧的休克疗法那般让人惊骇而已。

而对比起后四十年和前三十年的异同，可以发现，没有变化的是领导力量，有变化的是自由度，因而自由度的提升才是后四十年巨大成就的真正来源。

所以，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西方模式，它们之所以能够带来进步，是由于它们都内含了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要说两者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政党制度，而考虑到民主政治的内容不只局限于选举，还包括依法行政、有限政府、信息公开和可监督，政党制度的不同也不足以将“民主政治”从中国模式里抽走。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的内涵是一致的；以动态的眼光看，我们看到的所谓中国模式，只是一种行进过程中的状态，要断言它是一种固化的、可复制的独立模式，还需要更长时间周期的观察。

对这样的结论，我们也无需沮丧，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西方道路和中国道路的分野，有的只是“全世界共同的发展道路”——这是今年年初逝世的周有光老先生的观点。

的确，虽然有地理、种族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人性是相通的，由此而决定了人类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富强、民主、自由和法治对哪一个地方的人来说不是好东西？

因此，所谓“西方模式”不过是西方国家在追求这些好东西上比其他地方先行一步又走得比较好而已；作为先行者，它们可以享受老师的荣誉却无法垄断这些共同经验，其他地方作为后来者也无需非得与它们不同而对这些共同经验敬而远之。

认可这些说法，在向先进学习上我们就完全可以以“共同经验”来看待那些先进做法，完全可以超脱具体国家的束缚：美国做得好就向美国学习，俄罗斯做得好就向俄罗斯学习，甚至朝鲜做得好我们也可以向朝鲜学习，从而消解“美国问题”由于存在着具体的竞争对手和博弈对象而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无谓撕裂。

但不管这个“共同经验”来自何方，尊重和保障人的自由，是它不变的灵魂。

淡定地吸纳全世界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在发展之路上展现出充分的学习能力和强大的韧性，才是一种最高级别的自信。

本文选自公众号“陀读”
选文编辑：陈荟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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