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什么是去杠杆，实例与数据



【1】2016我国总负债率达342.7%
近日，中国央行资料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总债务244万亿元（不含外债），外债规模估计在1.5万亿美元。中国合计的债务大概是255万亿人民币。根据统计局最新数据，2016年我国GDP为74.4万亿，这意味着我国的总负债率为342.7%，除去金融的实体总负债率刚刚超过250%。 要知道，早在2011年时，中国内债规模是10.7万亿元，折合1.2万亿欧元，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7%，那时经济学界就一片哗然，深感压力山大；而如今5年后两厢数据一比较，令人窒息。

该贴内容于 [2017-07-29 08:36:16] 最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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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要倒台了？
华商韬略·3小时前

丨本文由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原创首发

丨作者：毕亚军 / 责编：杨芷嘉

大致上，王先生是搞大心切，一不小心搞出了国际国内两个短贷长投，但现金流又不充沛。这样的棋局一旦遇到债权人“雨天收伞”，不舍卒恐怕就会保不住帅。

【1】

这些天，王健林和万达是个大热点。关键词包括：被查、卖产，以及老套的“别让他跑了”，甚至还有人将其与贾跃亭相提并论。

搁过去，王先生或许早已是雷霆大怒，但值此关头，他忍了。

值此关头，很多事，他也只能是——忍了。

万达一定遇到了大坎儿，但它到底怎么了？市场上有很多种解读，说得极其复杂甚至阴暗。

我的看法，若就商言商，刨除业务经营层面的“小问题”不谈，就财技与业务扩张安排这个大问题，也就是华商“韬略”而言，就是两个事儿：

一是短贷长投，而且搞得太猛；二是现金流不够，而且很不够。

万达的海外并购大都是长期投资，但我国金融机构给并购贷款的期限最长也才7年，金额最多也只能贷到交易价的50%。


好比万达并购AMC，并购款加后期投入，一共付了 31 亿美元。这么大一笔钱怎么来？据说万达是国内贷款跟“内保外贷”一起搞，信贷风险都是在国内。

这贷款的期限最多7年，局面一旦变幻，7年的时间可能都不会给。

但7年时间，是无法从AMC收回31亿美元的。而除了AMC，万达还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海外大买卖。于是，一旦信贷收紧，压力扑面来，而且压力山大。

华商韬略查阅有关数据的结果是，万达的海外投资已累积高达200亿美元左右。这些交易万达付了多少现金？又有多少是国内银行的？

不管多少，这都是国内银行的风险，于是银监会找上门来。尤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即使不是什么转移资产，也必然要找你——

这么多钱搞出去，玩得转吗？什么时候收得回？

找你也是提醒你、保护你，不要搞出大窟窿。海外投资有风险，太激进风险就更大，比如万达在西班牙就一把小买卖亏了1个多小目标。

【2】

贷款压力来了，如果现金流足够也没关系，把钱还掉就是。

这时，第二个问题来了：现金流不够，而且很不够啊。

在海外，万达的项目大都是一次性投入大，但回收却缓慢；在国内，万达这些年努力去地产化，向轻资化，服务业和品牌管理转型，这是王健林为万达基业长青做出的战略性决策，体现了他的居安思危。

但去地产太厉害却又增加了他的风险——失去了重要的现金流。轻资产，收租金，挣品牌管理费、服务费，的确是更能长久也风险低，但相比卖房子，来钱太慢太小，而他的那些文旅项目和酒店，也大都是投资大、回收慢，甚至回报低。


如此一来，他相当于是一下搞出了国际国内两个短贷长投。

短贷长投是企业财务的大忌，久经沙场且智囊如云的王健林当然不会不知其风险。但万达还是这样干了，这就是警惕性不够，太过于自信了。

在一段时间内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银行不逼债，如果类似的海外并购依然被支持，如果短贷可以通过高超的财技“借新还旧”变相成长贷。

而曾经，银行就是不逼债，甚至还追着你借的，国家对类似海外并购也是支持的，短贷也是可以变相成长贷的。以银监会为例，2012年、2015年，都曾明文鼓励有竞争优势的境内企业“走出去”，助推企业提升跨国经营能力和产业竞争力。

万达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加快了“走出去”步伐。但现在，“走出去”一段时间，很多新问题产生了，环境变了。

这要怪谁呢？除了你自己，或者感叹“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国家的政策，态度有了变化，那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了，你们又如脱缰的野马跑偏了，必然要采取措施，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3】

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这是王健林的一句名言。

胆大的背后，王健林其实有一颗敏感和谨慎的心。从住宅地产转向商业地产，然后再撤退地产转型轻资产，以及这次果断卖产还债都是他的敏感和谨慎。

王健林应该是预感到了风险的，所以一直在转型，但他没想到，风险会以这种方式突然袭来，而且这么猛。于是你看到，7月3号，他还在云南签署三个大项目，其中就包括这次卖给了孙宏斌的昆明万达文旅项目。

还是侥幸了，或者说，没有做足最坏的打算。

但王健林不怪国家，似乎也不怪自己，不认命，而是争分夺秒地跟随国家一起变。主动“瘦身”还银行钱，快速回归到新的正确的轨道。

“要说背景，应该说是国家政策、发展环境是大背景，企业发展总要顺势而为，这个势就是国家经济发展大趋势。”

王健林在接受《财新》专访时如此解释卖产的原因，强调“去杠杆、降负债不仅是国家政策，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更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并且表决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同在银监会排查名单上的另一个疯狂举债扩张的典型，则依然在进攻，还大搞舆论树立形象，不知是真的没毛病，还是要再搏一把。

就此而言，如果王健林卖产算是跑路，这样的“跑路”其实该被赞赏。至少，比那些死撑到最后轰然倒下，留给社会、银行、伙伴一堆烂摊子的强。

【4】

7月3号还在大干快上，7月10号就和孙宏斌初步达成交易，初步的方案不够好，又在9天内拉来富力地产入伙并且最终把买卖敲定。

这次交易，无论是主动也好，还是被迫无奈也好，能在如此短的时间搞出这样的“三赢”局面，都充分展现了万达可怕的执行力以及纵横捭阖的赢家思维。

这一次调整，王健林是割了心头肉，实际上也一箭双雕：既得到巨额现金降低债务风险，又甩掉了一堆回收周期长，现金流压力最大，投资回报率又低的包袱。

如此立场鲜明且负责任地解决问题，显然会为他应对一定麻烦不小的海外投资的问题，赢得时间和空间，甚至理解和支持。

某种程度上说，王健林是遇见大事有静气，变被动为主动，化“危”为“机”了。把偿还债务的眼前之“危”跟长远战略结合，变成了更快“瘦身”转型的“机”。

能直面危险，解决问题，承担责任，这是勇；能把危险变成机遇则是谋。有勇有谋，而且还攒出一个“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这才是王健林的胆子大。

或许也正因此，才有了孙宏斌那句：“这次合作过程中王健林董事长的视野、格局、大气和对融创的支持与提携，让我们钦佩和感动。”

甚至不排除，王健林还会借助这个“危”，重整万达的海外河山，将国内的“瘦身”与“健身”术用到海外的业务布局，让其国际版图也更筑梦踏实。

这几年，伴随万达的扩张，以前胖到有点肿的王健林越来越瘦了。如果他能通过这次机会，让万达成功“减肥”，“瘦身”的万达恐怕不会像好事者期待的那样快要倒台了，而是会像瘦了的王健林一样，更显精神，更显健康，也更潇洒。


如果没有非商业风险，依托万达商业“2018年租金超过330亿，今后5年，预计年均增长20%左右”的现金流和利润，其他业务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经济走出“阵痛”的步伐，一个更健康的世界级万达或许会更快地呈现。

而万达的海外投资经过一番盘整，或许再过几天就又会成为大亮点。形势总是会变的，长远看，文化娱乐和体育产业，中国企业全球化都是大势所趋。


在2016年度工作会上，王健林曾要求万达人读读《大学》、《中庸》。《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这或许也会是万达今后更需要的修炼。

不光是万达，中国企业界，尤其金融界也都需要好好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一番了。

套用一句名言来说，做企业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景气和周期转换时。今天，就正是这样一个“时”。

王健林率先打响的，加速去杠杆、加快降负债、加大力度搞转型的这一炮，对很多依靠信贷扩张快速膨胀的巨头来说，值得好好学习。

就在他与孙宏斌达成初步协议的4天后，第五次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并在史无前例地规格和风险强调中，把去杠杆的范围从“金融”升级到了“经济”。

甚至我猜测，正是这个升级，才让他们更谨慎，继而火速把富力找来，拿出将近200亿，在江湖救急的同时，占上一个大便宜。


【5】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是曹操非常辛苦的一年。是年，他带领八十万大军挥师南下，指望一举定乾坤，结果却被孙权、刘备联军大破，铩羽而归。

按照电视剧《新三国演义》的说法，曹先生在“赢得”戎马生涯最为“奇耻大辱”的一仗之后，曾经放声大笑，然后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

“这世上从来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只有败而不怠，败而益勇，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人。”“这些年来，胜仗打得太多”“我们是到了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

“失败是一个好事，失败教会我们如何取得胜利。”“一个人要想成事，就得拿得起，放得下，打仗也是如此，要胜得起，也要败得起。”

2017年显然也是王先生的一个大考之年，就跟208年的曹先生一样，虽然他没有栽得那么惨，虽然他至今不承认自己是栽了。

甚至，他栽跟头的原因都跟曹先生差不多：胜仗打得太多，是到了该吃一个败仗的时候。

但与那些就此以为万达即将倒下，王健林就要垮台的看法不同，我在他与孙宏斌、李思廉的谈笑风生中，看到的却是曹先生当年的放声大笑。

It's nothing，nothing，nothing!

那签约后致辞中的，“目前中国，能靠商业中心和文化旅游品牌管理实现规模利润恐怕只有万达…… 2018年租金超过330亿…… ”

也犹如曹先生当年重要讲话中的：“我们虽受赤壁重创，但是我们的根基基本未伤……朝廷仍然在许昌，仍然在我们的手中……”

--「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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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自一点资讯

刚刚，王健林表忠心，麻烦却才刚开始
2017-07-23 陆家嘴金融圈
四大少留言：资本最想通过政策套利，又想脱离国界的管制。但资本家必须认清楚一点，资金是有源头的，人是有国界的。往大了说，是十三亿人几十年赚回来的外汇的资管安全，往小了讲，这些外汇必须购买对中国有帮助的资产。酒店、球队、电影？买境外的服务业对中国国力提升有多大帮助？这才是王健林们该认真思考的，你是替公众管钱，就要替社会考量更多，这是一个首富该有的认知！大白话说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以下内容来自 股票说（gps0101tmt）

最近大佬们流行表忠心....
前几日，姚振华决定在前海人寿成立党委！


最近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7月15日，宝能系核心平台——前海人寿召开2017年年中经营分析会。前海人寿副董事长张金顺表示，前海人寿正在积极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正在筹划成立公司党委。

昨日，在接受财新网独家采访时候，就目前有关部门排查海外投资，关注高负债企业的传闻，王健林首次主动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同样的表态，结局却不一定不同！

姚振华的问题，是内部金融秩序问题，表态还是管用的。

姚振华还年轻，对于一位商界战士来说，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一点也不晚，也是一件好事，对于他日后东山再起，相比会有很大帮助。

王首富则不同，问题是冲击了外汇，在国内表忠心是不够的。同为保险的姚振华和吴先生，为什么目前姚先生没事，而吴先生却去了不可描述的地方，因为，吴先生大量海外并购，有转移资产嫌疑，不忠！

现在想一想，是不是特佩服许家印的觉悟！



先给一个结论：王健林的麻烦刚开始！


2015年11月，王健林：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



弱弱地问一句，王健林赚的钱，真的是辛苦钱吗？



前几日，万达600亿出售万达酒店、文旅给孙宏斌和富力，王首富说是三赢。你听说过，三人斗地主有全赢的么？

一笔交易，买方和卖方都赢了，那么谁输了呢？

大家都知道，万达拿地成本非常低，王首富曾说过“亲近政府，远离政治”。据说在万达，专门有个政府研究院，上百号研究员，做任何一个项目，都要对官员做非常细致的考察，要像对待客户一样对待官员，要把焦点放在官员个人身上。

低成本拿地急剧扩张的背后，政商关系有多牛，这时，谁输，就清楚了....

刚说“自己辛苦赚的钱，爱往哪儿投就往哪儿投”，现在就变卦了，表态“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我们决定把主要投资放在国内。”

这个表态相当耐人寻味啊！

王健林说：“在中国的国土里，因为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所决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和在资本方面的地位，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完全靠市场，不依靠政府资源，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个世界超一流的企业出来。既是为中国企业争光，也是为我们民营企业正名。这是推动我一直不放弃发展、还在这么努力的原因。”

用商业语言、家国情怀和民族主义情绪混杂官方话语包装起来的立场后面，是不是还有一些不便明言的意图。

王健林在全球资产收购狂潮中可谓大手笔，是中国企业家中买买买的先锋。王健林多次提及万达的“2211”工程，即到2020年，万达资产达到2000亿美元，市值达到2000亿美元，收入1000亿美元，净利润达到100亿美元，30%以上的收入要来自海外。

据股票说（gps0101tmt）统计，万达在海外的投资总额或高达2500亿人民币，投资遍布美国、欧洲、澳洲和印度，领域涵盖地产酒店、影视、娱乐设施和奢侈品巨头等。其中，还有莫奈和毕加索的两幅画。

短短时间，近2500亿元的海外收购和海外投资，这么多钱是怎么出去的？来自哪里？买了一些什么？真的跟万达的业务密切相关吗？万达真的有这么多现金吗？

现在，大家来看看，万达海外并购的真相！
先从一张表格说起：


下图所示，五年前，万达开始了海外并购，金融机构纷纷参与了万达海外并购的贷款：


不难看出， 万达的买买买……，花的是金融机构的钱钱啊。

这部分资金是怎么到海外去的呢？我们再来看看下图所示的路径，基本上是“内保外贷”模式。


如图所示的路径，不知你是否明白，它已经规避了国内房地产调控对相关行业贷款的限制。

也就是说，万达和王健林在中国国内背负人民币负债，持有的是海外的美元资产。相当于“变相”把资产“转”到了海外。——换了你，你高兴吗，更何况国家监管部门呢？

王首富的海外扩张之路走得太急了，太明目张胆了，目的太昭然若揭了。

资本可以无国界，但是资本家必须得有国界！更何况是那些通过政策套利的资本家！

我们再来看万达在海外都买了些什么？


3年下来，买的全都是酒店、游艇公司、娱乐、体育公司等泛娱乐公司。

显然从官方角度看，这部分资产并不是国家所需要的，也不符合国家产业规划的“高精尖”产业。

在官方看来，境外收购导致的外汇资本过度外流，已经对外汇储备的稳定造成冲击，进而动摇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我们看到，2015年和2016年的境外收购高峰时段，中国的外汇储备是大幅下降的，两年下降了一万亿美元，对人民币的贬值已经造成实质影响，这是监管层不容许的。

由此可见，过去那种“人民币负债，美元资产”的玩法不再被允许。

在国家开始动用行政力量在金融系统展开风险整肃之时，王健林很快就失去了先机，并且因为其标杆意义而成为被惩戒的典型。

根据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陆磊的分析，当前，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积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套利投机泛滥，利益输送严重，大案要案不断滋生。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全球资产收购急先锋的万达集团无疑成为了目标靶子，原来曾经管用的政商庇护机制忽然间失效，甚至成为反向作用力。

为了从噩梦中解脱出来，王健林一方面通过变卖资产断臂求生，化解迫在眉睫的债务压力，另一方面强化态度表达，决定把投资主要留在国内，希望能亡羊补牢，获得谅解。



富豪们通过特定表达传递某些信号并不意外，梁稳根和马云都曾经豪放的表示，可以把所有资产献给国家。王健林后续或许会有更多豪放的表态。

只不过，竞技游戏既然已经开场，风险往往不是靠表态所能规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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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债务居首破万亿 8省债务率超红线
中国经济周刊
2017-07-24 17:4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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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负债大省”。江苏债务居首破万亿，8省份债务率超“红线”，其中贵州、辽宁债务率高达180%。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谢玮徐豪|北京报道

“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7月14日至15日，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作出上述表示。“终身问责，倒查责任”系首次提出。

地方债是近几年来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加强顶层设计，规范地方政府举债，严防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发生，既是深化财税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键之一。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水平究竟如何？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5%，相较2015年有所下降，并未触及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多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我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可控，局部地区存在风险。

统计显示，一些“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负债大省”。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高达10954亿元，高居榜首，成为首个破万亿的省份；山东、浙江、广东、辽宁和贵州债务水平已超过8000亿元。

此外，贵州和辽宁两省的债务率甚至已经超过180%。内蒙古、云南、浙江、湖南、陕西、福建等身份债务率紧随其后，超过了100%债务率“红线”。

需警惕的是，尽管政策一直在“开正门、堵后门”，但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特别是“保增长”压力增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地方融资平台仍有后遗症，隐性的债务还在蔓延，这增加了财政金融风险隐患。

江苏债务居首破万亿，8省份债务率超“红线”，其中贵州、辽宁债务率高达180%清存量、控增量：地方政府债务率下降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范围，指地方政府债券，以及清理甄别认定的截至2014年年末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政府债务。

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16万亿元，以债务率（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衡量地方政府债务水平，2015年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9.2%。再加上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债务10.66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当年GDP数据计算，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负债率=债务余额/GDP）为38.9%。

到了2016年，无论是政府整体负债率，还是地方政府负债率，都有所下降。

截至2016年末，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5.3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率为80.5%。纳入预算管理的中央国债余额12.01万亿元，两项合计，我国政府债务27.33万亿元。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GDP总量74.41万亿元计算，2016年我国政府债务的负债率为36.7%。

其实，2015年与2016年两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均低于国际通行的警戒标准，政府整体负债率不仅低于欧盟60%的警戒线，也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

在存量债务方面，我国实施债务置换已进入第3年。2015年、2016年，置换债券分别发行3.2万亿元、4.9万亿元。自2015年3月该计划启动以来，地方政府累计已将人民币8万亿元非债券债务置换为债券，剩余待置换或偿还的债务为人民币4.7万亿元。

财政部国库司巡视员娄洪表示，2017年及以后年度剩余的地方政府未置换存量债务将大量减少，今年置换债券预计发行规模较去年明显下降。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约1.86万亿元，仅完成全年总量不到三成，较去年同期3.58万亿元的规模几乎减半。

而对于新增债务问题，控制举债规模，实行限额发行，给出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与此前通过城投平台的融资模式相比，地方政府债务的额度控制非常严格。2015—2017年这3年间，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天花板”分别为6000亿元、1.18万亿元和1.63万亿元。

“这个限额是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再分解到各省份的，不允许超额发债。这就像大货车一样，不允许超载行驶才会更安全。”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地方债限额发行，在额度与全国人大批准的基础上，对地方债务实行余额管理，基本与国债的管理方法比较一致。”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是其走向规范化的关键一步。额度怎么定？尽管财政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测算公式，但2016年印发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下称《预案》）给定了一些主要因素，根据各地的GDP、财政收入、还本付息的情况，债务风险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让各地了解，到底这个省份能分多少，市、县额度是多少。分到额度较大的，可能当年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就比较大。”

尽管地方债风险总体可控，但局部地区债务高企仍需引起重视。

早在2015年年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时，已有部分委员提及，有的省、地区负债率超过100%，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政府的债务率超过100%。

以2015年的情况来看，根据可查资料，《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统计了30个省份财政部门的数据发现，一些“经济大省”同时也是“负债大省”。

截至2015年年底，江苏省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高达10954亿元，高居榜首，成为首个破万亿的省份；山东、浙江、广东、辽宁和贵州债务水平已超过8000亿元；四川、湖南、云南、北京、上海次之，债务水平在6000亿至8000亿元之间；河北、内蒙古、安徽、河南、福建、湖北和广西的债务水平在4000亿至6000亿元之间；吉林、黑龙江、重庆、江西、新疆、天津、山西、甘肃、海南、宁夏和青海，债务水平低于4000亿元。

不过，债务绝对额较高并不意味着债务率也高。统计发现，贵州和辽宁两省的债务率甚至已经超过180%。内蒙古、云南、浙江、湖南、陕西、福建等身份债务率紧随其后，超过了100%债务率“红线”。

“就部分市县的局部来看，已经超越了财政部划定的债务率100%的界限。比如内蒙古、贵州等地，在2015年已经超过了。再加上现在的经济增长趋势下行，房地产市场调整，地方财政来自于土地收入的比例在下降，或者不稳定。不排除地方政府不能够兑付到期债券本息的情况。”温来成直言。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赵全厚看来，一地的债务率高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其债务风险就比其他地区大。“发达地区很多都是开发性债务，搞个园区、土地平整，这些债务挺多的。而欠发达地区，更多的是保障性债务，如修路、建校舍、医院等。”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西部地区的债务比率可能不高，但那些债是换不了的债，如欠发工资、欠工程款等。欠发达地区土地财政还没有开展起来，土地原来就不挣钱，现在还不挣钱。”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肯定是越积越大。”赵全厚说，“经济运行增速下滑，财政收入下滑，但是债务却在上升，但新增债务在财政管理范围内是可控的。”

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判断一个地区的债务风险？

“当年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超过20%，那就玩不转了。”赵全厚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财政收入每年有70%~80%是刚性支出，如教育、一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等。若债务支出超过20%，刚性支出必然受到影响。“实际上，在地方，一般要求当年的还本付息额不超过财政支出的10%~15%，否则流动性风险就非常大了。”

因此，在《预案》中，市县政府年度一般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0%的，或者专项债务付息支出超过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的10%，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必须启动财政重整计划。

“开前门、堵后门”之后，地方债还存在哪些风险？

财政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改革思路，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堵住各种不规范渠道，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地方债的“后门”堵严了吗？

“新变种”违规举债：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资金

事实上，为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过去几年，我国一直积极构建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业内普遍认为，从2014年修订预算法到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我国开始加强对地方债的管理。3年来，管理举措主要如下：一是将各类地方债务纳入预算管理，二是实施债务限额和余额管理，三是置换存量债务，四是切割各类融资平台，五是大力推广PPP。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部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坚持“开前门、堵后门”的改革思路，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堵住各种不规范渠道，切实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开前门”指的是2014年修改预算法，允许地方自主发债。我国1994年预算法严格规定地方政府需收支平衡、不列赤字。为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诸多方式绕开规定举债，由此地方融资平台成为借贷的“主力军”。但是，信托、城投债、银行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其融资成本要高出政府债券一大截。这种情况下，允许地方自主发债成为更优选择。

“堵后门”指要严控融资平台举债。融资平台举债透明度低、规范性差以及管理混乱，更为关键的是融资平台举债最终由谁偿还并不明确，造成对有关政府部门监督和约束不足，易引发过度举债。

尽管政策一直在开正门，但有些地方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违法违规举债出现了不少“新变种”。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变种”主要集中在融资平台公司、不规范的PPP项目、政府投资基金等领域，这些变相举债行为违反了现行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积聚了财政金融风险。

“43号文基本上把地方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切断了。但是从实施的情况来看，出现了违规举债的新方式。”温来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直言，比如在PPP合作、地方购买公共服务领域，地方政府提供承诺函、担保函、安慰函。

2016年10月，贵州省部分地方财政局发出的撤回承诺函流传开来，涉及安顺市、正安县以及遵义市等。根据相关文件内容，有关区县级财政局之前为帮助企业融资，出具了承诺函，但这违背了担保法、预算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所以“申明作废”并要求“限期交回”。

今年6月9日，河南省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财政局在《河南日报》发布公告，撤销此前对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一封项目还款承诺函。2016年7月19日，许昌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一份，涉及金额3亿元，期限5年。

“从目前流传开来的部分财政局开出的文件看，在2016年还有出具担保函、安慰函等43号文已经明确规定不能做的事情，那么预算法之后地方债务有没有继续膨胀？这样的问题令人担忧。”温来成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地方政府通过各种形式的欠款、担保等产生的非显性债务令人担忧。与此同时，今年在债券市场上一些国企的实质性违约，“刚性兑付”的惯性思维被打破，对于地方政府债务会否违约的担忧也在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部加快推出了新的政策有效化解地方债务蔓延的情况。

从2016年11月《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出台，中央对地方债的管理逐步收紧，根据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的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情况，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四个等级，实行分级响应和应急处置，必要时依法实施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预案》还明确提出：地方政府对其举借的债务负有偿还责任，中央实行不救助原则。

在赵全厚看来，出台《预案》并不代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有危机，而是对地方政府性债务提前设置的一种程序性制度安排，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形成了“闭环”。

2017年财政部更是“雷厉风行”，打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

今年1月初，财政部致函内蒙古、河南、重庆、四川等地方政府，要求依法问责部分县市违法违规举债、担保的行为。5月3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司法部及“一行三会”等六部委联合发布《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50号文），要求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各地须在7月31日前摸底排查并改正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不规范融资行为。5月28日，财政部出台《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要求严禁利用或虚构政府购买服务合同违法违规融资。

6月1日，财政部出台《关于印发的通知》。穆迪分析认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有助于地方政府从依靠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平台公司）转向直接发债用于土地储备项目，包括依法取得土地、进行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土地。

融资平台存量债务仍有后遗症，需高度警惕隐性债务蔓延

南京大学教授、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认为，当前统计政府负债率不计算融资平台的话，负债率并不高，但是要注意到，有部分地方政府负债被隐蔽，这阻碍了“去杠杆”。

“43号文实施以后，一种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通过企业形式来借钱，算入国有企业的负债，政府债变成了企业债；还有一种就是通过PPP模式，企业应该以股权形式投入，但现实操作中，‘股’实际上是‘债’，企业怕有风险，地方政府给企业提供债务和利息的保障偿还水平，‘明股实债’情况很多。”刘志彪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往往表现为地方国企的负债，它们具有规模大、隐蔽性强、风险高等特点，是债务风险的主要来源。”

官方调查也显示，隐性新增债务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今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2016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君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有的还违规举债。

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3月底，审计署审计的16个省、16个市和14个县本级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余额，较2013年6月底增长87%，其中基层区县和西部地区增长超过一倍；2015年以来，7个省、6个市和5个县本级通过银行贷款、信托融资等形式，违规举借的政府承诺以财政资金偿还债务余额有537.19亿元。同时，有4个省、两个市和两个县尚未成立政府性债务管理领导小组。

与此同时，融资平台存量债务问题仍有“后遗症”。温来成介绍，自2014年底债务甄别之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一分为二，一部分成为政府的债务，另一部分就是融资平台自还。

新预算法实施以后，地方国有企业（包括融资平台公司）举借的债务依法不属于政府债务，其举借的债务由国有企业负责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中财—鹏元地方财政投融资研究所执行所长温来成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2014年9月43号文出台后，解决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问题，从根本上切断了地方债务大规模蔓延的幅度。按预算法的规定，自2015年财政部对地方债务甄别以后，对融资平台发的债全部是企业债。地方政府不再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切断了融资平台企业债不断蔓延，演化成为地方政府债务的途径。

然而，就融资平台诞生的历史而言，是由于原预算法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为搞基建满足融资需求的产物。“部分融资平台仍掌握着许多地方的公共服务，如自来水、电力、煤气等，大家也就是看中了这一点，认为融资平台的债务就是地方政府债务，至少是隐性的债务。”温来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这个问题不解决，风险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债务风险依然是存在的，特别是隐性债务还在蔓延，所以还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徐鹏程表示，随着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快速发展，一些平台公司内部管理不规范、自身定位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偏差、政府对平台公司投融资行为监管不完善、有关地方投融资平台政策法规不健全等问题愈加突出。“这不仅会造成地方政府偿债压力巨大，也可能引发或导致平台公司资金链断裂、银行不良贷款集中爆发等问题。”

“为落实有关要求，各地方逐步对所属平台公司的新增债务进行了清理和管控，按照国务院的有关安排开展了债券置换工作，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来偿还到期的债务本金。但从目前债券置换工作的实际进展看，这项任务还相当艰巨，主要是各地的债务情况千差万别。即使完成债券置换工作的地方，也不能将原有的平台公司清理关闭，因为这些平台公司还在承担着‘借新还旧’的职能。”徐鹏程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

温来成介绍，43号文对于融资平台转型有明确的规定，要么撤销，要么走向商业化，转变成为PPP项目公司。2013年审计署审计的7000多家融资平台，大部分被撤销了。“但要求融资平台退出，在跟一些地方融资平台负责人交流的时候，大家看法还不太一致。”

“当前应依据趋利避害的原则对地方投融资平台加以改造，按照独立市场主体的要求重组或合并。要重新界定地方政府和投融资平台关系，彻底解决政企不分、责权不明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地方投融资体系。”徐鹏程说。

化解地方债风险，关键在匹配财权、事权

地方政府发债严控增量，“阀门”是关紧了，但如果事权不变，支出不断往上增，还是会有问题。需要重视如何令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更相匹配，做到更可持续。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编制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2015——杠杆调整与风险管理》显示，2015年我国地方政府杠杆率为42.7%，几乎是中央政府15.1%杠杆率的3倍。

然而，日益加大的稳增长压力仍使各地政府需要面临选择，如何在稳住投资，特别是基础建设投资与降杠杆之间进行抉择？

“地方政府降负债，这个问题从长远的出路看，还是要纳入到整个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大框架中去考虑。”温来成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有事权，但没有相应的财力。另外，减免税、收费的权力层级在省级政府。在这种财政体制下，财权、事权不相匹配。”

温来成就此提出三点建议：其一，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通过财权与事权的匹配，从根源上缓解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其二，加强债务资金使用管理绩效考核，提高债务资金使用效率；其三，进一步提高债务管理透明度，特别是向社会公布债务存量，当年发行债务的情况和债务使用情况。“现在看中央和地方预算报告，只能明确今年借了多少钱，今年还本付息是多少，但对于债务资金用于哪些项目建设、哪些领域是不清楚的。”温来成表示，提高透明度有利于社会监督，同时缓解国内外对于政府债务的担忧。

“此前地方债务增速过快，原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上存在偏差。地方政府官员过度关注地方经济的短期增长。任期内借款刺激经济，偿债责任留到下一任，这可能导致地方政府在承担财政责任时受短期化利益驱动的问题。”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关键在于严控地方债增量死灰复燃。如果终身问责和倒查机制能够执行，可以有效防止地方政府短期利益驱动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健康问题。”

朱海斌认为，地方债“去杠杆”的下一步，需要对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上进行重新界定，“预算软约束变硬，但是地方政府收支没有太大的改变，压力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发债严控增量，“阀门”是关紧了，但如果事权不变，支出仍然不断往上增，地方财政还是会有问题。需要重视如何令地方的财权和事权更相匹配，做到更可持续。

在赵全厚看来，与地方债务压力相比，地方经济结构调整，保增长压力更大。“目前地方政府债务是多年累积的问题，但最严峻的还真不是债的问题。实施更激进的财政政策，说明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更加严峻。如何让债务更好地有利于结构调整，同时不要让债务本身成为风险点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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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林到底欠了多少钱？
云投汇·昨天

文｜左小罗

王思聪再也不能痛骂“自家开的酒店SB”了,因为他爹把它们卖了。

曾被少当家点名吐槽，只用一个小时就上了热搜……但在一笔600多亿的大生意里，长沙万达文华酒店这个名字显得那么无足轻重。即使是一度传出摔杯争吵，临时加入了第三方富力，都阻止不了首富迅速卖掉它们的决心。

大甩卖的王健林，临时多付了143亿的孙宏斌，以及多出来的李思廉，在一片“我们都是赢家”的欢声笑语中，结束了这场不符合商业逻辑的大买卖。


然而，没有增量的多方交易，注定只能是零和博弈，不可能真正“共赢”。

富力本就是国内酒店行业专家，深耕已久，目前已在全国25个城市拥有众多高端酒店。交易后，将拥有超过100家高端酒店。199.06亿换来的不只是77个酒店，还有品牌和规模效应，体量直接上一级，这笔生意绝对不亏；对融创而言，13个文旅项目91％股权，看似是多花了142.69亿，但是孙宏斌得到了他日思夜想的大量低价土地。这次交易过后，融创中国的土地储备将升至行业第三,仅次于中国恒大和碧桂园。

这样来看，富力和融创都赚了，那么，万达亏了？！


首富的壮士断腕

“有万达在，上海迪士尼乐园20年之内赢不了利！”

一年前，王健林在南昌万达城开业仪式上豪言：2020年万达将实现国内开15个，国外开3到5个万达城，超越迪士尼成为世界最大的旅游企业！言犹在耳，万达的文旅项目已花落它家。

文旅不仅是万达转型轻资产的核心项目，还是王健林从2012年起一直亲自主抓、费了极大心力的火车头，被视为万达将来保持高增长的动力所在，代表了万达商业的未来。

经过此前长时间的投入，品牌逐渐建立，目前已几乎走到价值兑现期。眼看要出成果之际骤然卖掉，着实令人费解。

从这次买卖的价格来看，光是大量的低价土地就价值不菲，更别说万达投资在上面的配套，说贱卖并不过分。

何况在7月4日，王健林还在陪同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市长王喜良出席昆明万达城启动仪式，三天后日融创就收到了资产收购消息。而在此之前王健林已和孙宏斌基本达成收购共识，7月10日这天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最终签约确认。

短短两天，急如星火，也形容不了王健林出手的迫切。


一位万达高管这样描述这次交易：“就像毛主席当年连延安都放弃了，万达这点（牺牲）算什么！”

如果文旅项目和酒店是延安，那么，胡宗南在哪里？

梦想闯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要闯一闯。”

去年2月23日，王健林出现在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公开课上，就万达国际化之路发表演讲。当时，中外媒体都为他的自信和开拓精神所倾倒，一个走向全球的商业家形象即将呼之欲出。

支撑他闯世界的，是万达在海外市场已经花出去的150亿美元，以及后续更多的投资。这个时候的王健林，跟他决定把万达从东北开拓到南方一样，雄心壮志，主动离开舒适区，并且高瞻远瞩。

“万达不是雷锋，不会做赔本的买卖。”对于国内外媒体的惊叹和看不懂，他淡定自若，一如乾纲独断收购AMC.


AMC有80多年历史、在美国院线公司中排名第二。但当时的AMC刚刚经历电影市场下滑、金融危机，以及管理层与投资机构的冲突，极高的负债率和连续三年的亏损，随时可能将它们拖进深渊。

王健林做了尽职调查以后，仍觉得大有可为。于是他先用九一分成稳住了在这里工作十多年的管理层，随后再跟股东们进行谈判。

万达的确不是活雷锋，但是王健林的做派却足够土豪。在跟黑石、摩根士丹利等在内的华尔街五大投行谈判时，王健林“牛气十足”地说：“真正愿意买又有能力买，而且一次能给你付钱的企业，全世界可能也就万达一家。”随后，他拿出了有关方面给万达出具的高达几百亿的存款证明，震住了所有股东。

5月21日，万达宣布斥资26亿美元，100%收购AMC股权，这场并购尘埃落定。

两年后，AMC实现盈利。

这笔收购不仅旁证了王健林的远见和精明，还为万达的海外之路开了一个好头，随后他闯世界的步子走得越来越顺。


直到一次收购案的被否决。

2017年3月10日，《好莱坞报道》曝出中国大连万达集团10亿美元收购美国“金球奖”制作公司Dick Clark Productions的交易终止，这是万达集团第一次海外收购未能通过，并被要求赔偿5000万美元。

Dick Clark Productions成立于1957年，旗下拥有20多档电视节目，制作了众多颁奖典礼，包括“全美音乐奖”，“金球奖”，以及“好莱坞电影奖”。

5000万美元的赔偿对万达来说不是什么大数目，但监管和政策的风险让王健林的出海之路变得不再是一帆风顺，反而随时可能碰上暗礁和风浪。


万达10亿美元高调收购消息一经发出，外媒对王健林的野心表示担忧，认为王健林不拿下六大影业不会停手，甚至连不少美国议员都盯上了王健林。他们认为，王健林和中国会威胁到好莱坞作为商业和文化力量在娱乐业的支配地位。

他们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王健林对自己的野心毫无掩饰。“我们感兴趣的不只是派拉蒙，而是好莱坞六大中的所有。”这份气概，着实令美国人人胆寒。


但是，随着Dick Clark Productions收购案的失败，再不见王健林在公开场合谈论他的全球化梦想。

而他原本的构想：2020年，市值超过2000亿美元，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并达到30%以上收入来自海外，似乎也要幻灭了。

我们曾开玩笑说，钱不是万能的，钱是万达的，但如今用钱开路的万达撞上了一堵高墙，有钱也花不出去了。

何况，万达并没有我们想象中有钱。

看得懂的王思聪，看不懂的万达

王思聪是一个异类。

顶级富豪的孩子们，其实很少愿意频繁曝光在大众的视野里。在中国，越富有，越懂得低调的重要性，财不外露、富不显人从古至今就是一个潜规则。

唯独王思聪例外。在社交网络上充斥着他的大量信息。无论是数量众多的女友团，还是惊人的语录，都能迅速引起大众的好奇和追捧，例如那句经典的“我交朋友不管他有钱没钱，反正都没我有钱。”

高调，就是王思聪最大的标签。


可是这样的王思聪是能看明白的。

无论是买一百多块的电脑桌，还是带网红女友吃大排档，或是晒私人飞机，王思聪着力打造的，是一个真性情的富二代形象，有钱的身份和屌丝的行为不仅没有形成反差，反而是加大了普通人对他的喜爱。比起吴亦凡、鹿晗，他才像是个超级娱乐IP。

有了这个IP，无论是做电竞，还是做直播，什么生意都能自带流量，不知道省去了多少广告和公关费用。这样的王思聪，不仅是他自己经商的招牌，也在无形中完成了替王健林和万达做了信用背书的任务。

从某种程度来讲，王思聪的财富就像王健林和万达的影子，只要他还保持高调、炫富，万达就不会垮掉。


而当全世界都相信万达很有钱的时候，谁会觉得把钱借给万达会有风险呢？

王健林在海外并购，花了超过2500亿人民币。事实上，由于由于中国的外汇管制，这当中大部分都是国内银行提供的。

王健林王思聪父子，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城里套路深：儿子只是冰山一角，老子则是水底下的庞然大物，完全没有给人看清的机会。

即使在文旅产业发力，万达帝国的根基依旧建立在房地产上。万达独创的商业地产、旅游地产、文化地产，都是住宅依赖型发展模式：以住宅物业的销售补贴大型持有型物业发展。然而就算是从业多年的房地产专业人士，也摸不清万达的资金链之谜。

对于万达这样一个体系庞大的未上市公司来说，外部人很难了解它的真实情况。


所以，在同融创、富力三方交易签约后，首富破例来了个亲自说明：

万达商业全部平台直接就业近200万人，间接就业超1000万人，每年新增就业占全国2%，纳税400亿元，成语讲损人利己，我实在看不出造谣者损万达利在何处！

本次转让后，万达商业贷款加债券近2000亿。万达商业账面现金1000亿(不含13个文旅项目账面现金300亿)，加本次转让收回现金680亿(含回收往来款)，现金共计约1700亿。万达商业决定清偿大部分银行贷款。

万达商业还有1300亿销售物业存货，全部卖掉也可以收回几百亿。到年底，万达商业持有3300万平方米商业物业，2018年租金超过330亿。今后5年，预计万达商业租金年均增长20%左右。万达商业究竟经营得好不好，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如果按首富这个算法，债务压力根本不算严重，那又为何急于“偿清银行欠款”呢？


16年底以来，中国方面开始逐渐收紧收购交易。

11 月，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和商务部警告银行称，可能会否决企业收购主营业务以外资产的收购行为，同时要求 500 万美元及以上的转移出境业务须获得特别的批准。

12 月，商务部再次表态，将监控房地产和娱乐行业的交易。两会期间，这一问题再次成为焦点。商务部部长钟山严厉批评其所谓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对外投资”，并称对某些企业会加强监管。

而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质疑一些海外投资行为，“这其中有一部分实际上跟我国对外投资的产业政策要求不符合，比如投一些体育、娱乐、俱乐部，对中国也没有太大的好处，同时在外面还引起了一些抱怨。”

不是点名，胜似点名，因为这三个领域万达都有大动作。

防止资金外流的大背景下，海外并购监管趋严不是一瞬间的事，按道理首富有足够的能力从容安排，但是迅速甩卖国内优质资产用于还债还是令人措手不及。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从过去找不到原因，那么后来发生的事会告诉你。

就在三方交易完成之后4天，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将“稳定”置于“发展”前面，不言自明。更重要的是，这个机构将改变过去分业监管的现状，统一协调监管。

一句话，以后借银行的钱圆自己的梦，难了，尤其是海外梦。

关山难越，失路之人

王健林的父亲曾是省级官员，岳父林连章军衔大校，这样的家庭环境，让他对权力体系并无神秘感。他深谙政府之道，对于政策和风向变化有着最敏感的嗅觉。

因此，面对可能的债务危机，他早就进行了准备。

交易之前半年，有万达城开启了加速销售与回款的节奏。在出售前，部分万达城项目放大了销售优惠力度，有项目住宅开盘全款优惠6个点。

一位万达项目人员说，此前从未有过这么大的优惠力度，最多优惠4个－5个点。更有项目拒绝了一些意向较强但需延期数月付款的客户。

但是，就在金融工作会议前几天，他做出了壮士断腕的决定。某种意义上，正是对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个新机构的一次献礼，一次旁证。


王健林是一个有情怀的人。

儿童时代就读了许多大部头的古书，母亲和祖母都能背诵经史子集。在部队，他开始研究中国书画，1992年他就敢于压上全部身家、花800多万买傅抱石的一幅画。

他至今喜欢写七言格律，在一些无聊的会议上，文思让他充实。

王健林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商战经年财富雄，向来万事皆成空。唯有余生管行善，一片净土十世功。”虽然自诩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首诗却流露出一些佛教意味。

万事并未都成空，只不过关山难越。对于一个60多岁还梦想着征服世界的人，这恐怕更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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