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周小川:中国降低储蓄率意图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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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4日，央行网站刊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署名文章《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文章分析了造成东亚和产油国较高储蓄率及美国低储蓄率的原因，介绍了中国储蓄率变动情况及调整思路，并提出调整储蓄率的可能选择。文章间接回应了一些国家“中国过度储蓄论”的言论，而且在G20峰会前期央行行长连续两天发文也值得思考。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经济恢复一直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汇率，对阻止当时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后，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推进，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力度加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且以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明显上升为突出特点。中国的储蓄率从1998年前后的37.5%升至2007年49.9%，其中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从1997年的13%升至2007年的22.5%，而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仅上升2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已处于全球高水平，这与经济转轨过程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居民的储蓄动机不强，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企业不再直接负担上述支出，但社保体系并未有效建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同时，由于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2005年以来中国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国策，其综合效果必然是降低储蓄率，但对影响储蓄率的因素及其弹性、具体调整措施等仍需深入研究。

　　此外，中国政府、国有企业等领域的改革仍不彻底，影响了储蓄率的调整。尽管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实现市场化和成本真实化，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改革和职能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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