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幅精减行政开支 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

（转贴财讯）

去年财政部网曾刊登了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简略统计表（几天后被删除），统计显示：财政支出的前三项中，比重最大的是行政管理费，其次是经济建设费，而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比重最小；从1982年到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增长了36倍，而行政管理费则大幅攀升到了76倍。
再看看网上刊出的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管理费（或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埃及（1997年）3.1%；英国（1999年）4.2%；韩国（1997年）5.1%；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加拿大（2000年）7.1%；俄罗斯（2000年）7.6%；美国（2000年）9.9%；中国（2000年）25.7%。

据港中评社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年均增长23%。近年来行政成本与财政收入的比例竟提升到了惊人的35%。
最搞笑的是，改革开放后的5次政府机构大改革 ，正是在此时期进行的。
第一次：1982年：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
第二次：1988年：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
第三次：1993年：国务院组成部门、直属机构从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减少20％。
第四次：1998年：不再保留的部委有15个，新组建4个部委，3个部委更名。改革后除国务院办公厅外，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有的40个减少到29个
第五次：2003年：设立国资委、银监会，组建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安监总局，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务院组成部门变为28个。
越改革、越精简，行政开支却更大幅度地增加了，真不知精减的目的何在。
或许有主流专家会说：效率提高了。笑话！成本增长幅度比效率增长幅度更大，谈何效率。除非割断、片面地来看。
我真为又在进行的新一轮精简改革-“大部制”担心。

据媒体报道，1950年中国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增长了23倍；中国每百万美元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中国又比日本多28倍。

日本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
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市领导”仅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还不算该市政府另有的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主席台都坐不下……

每个县市，四套班子必定齐全，近百个对口的委办部局更是“一个都不能少”，这还不算随时都有的各种“临时指挥小组”、“XX办”呢。
目前中国行政费中明显不合理的开支是“三公”-每年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款招待吃喝玩乐2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3000多亿元左右。以上“三公”消耗共计9000亿元左右。尽管每年被个别媒体、网民的口诛笔伐，但这“三座大山”却是年复一年“我自岿然不动”。

今天看到网易上《地球上最廉洁的国家：芬兰》报道，更是感慨不已。
如果按芬兰对公务员的要求来要求我们中国的公务员，中国公务员可以收礼的界线就是0.8美元，6.5元人民币，只能吃一个盒饭。芬兰的老公务员会“传帮带”新人：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分分钟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如果是私事，就要照章纳税。公务员用车需要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个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5年，竟然没抓到哪怕一个违规者。不是因为系统不灵光，而是公务员实在是太守规矩了，政府试了几年后发现多此一举，干脆把系统都拆了。系统就算拆了，车上没有了眼睛，也没有人拿公车去办私事。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

是芬兰财力不厚吗？这些国家这些年经济没发展吗？大汗啊，还是不说了罢，连我看着、写着都脸红。

阿Q说过：“则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革他妈妈的命”，然后就开始想：“赵司晨的妹子真丑，周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我呸，不是好东西，吴妈好久不见了，可惜脚太大”。
阿Q的改革就是对别人的改革，对别人动刀子，这种改革很容易。可是真要对自己动手，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面对目前的经济危机，需要方方面面“刺激经济”的实际行动，尤其是巨额庞大的行政开支。眼睛不能光盯着老百姓的口袋，更不能盯着农民可怜的口袋。
而要想取得真正成功的改革，必须让社会监督进入，让人民真正参与进来，也就是说要让别人来给自己动刀子、割除自身的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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