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保增长”“调结构” 鱼与熊掌可以得兼

　从目前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动趋势看，下半年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已成定局，所以“保增长”的任务又被提了出来，但是怎样“保”却成了难题，因为中国目前经济的大背景是“过剩”，加大投资和加大贷款规模都会加大过剩程度，可是不加投资和贷款又没有短期需求，经济增长率眼看就要往下掉，这就成了加也不是，不加也不是的“两难”选择。

　　有人说解决过剩就得调结构，前一段也的确已经把压缩落后产能作为了调结构的主要内容，乍一看上去这么说似乎很有道理：既然是过剩导致了保增长中的“两难”，那么通过压缩落后产能，既可以为先进产能的投资增长腾出空间，又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岂不是可以“一举两得”？但是产能是增长的基础，压了产能等于直接压缩了经济增长能力，就会与短期保增长的要求对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看，保增长与调结构也是一个“两难”，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中，要不就是咬牙下决心牺牲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把调结构放到所有经济工作的首位，要不就得突出保增长，结构调整的事情放到以后再说。

　　目前中央已经定了调子必须把保增长放在首位，并且作为解决其他所有经济问题的前提，这无疑是正确的。在明年世界经济存在二次探底的极大可能，并且可能进入一场长期性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如果不能保持较高增长率，就会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一样，掉入长期衰退的泥沼。问题在于，调结构不仅仅只有压缩落后产能那么一点点含义，而是要宽泛得多。甚至可以说，不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都是在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大变动中才出现的。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看，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都是经济结构变动最剧烈的时期，而在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的时期，即便政府出台了激烈的刺激政策，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

　　比如，1979～2009年这3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9％，但1984～1988年的年均增长率是12.1％，而这个时期正是家电进入城市居民家庭，城市消费结构从“百元单件级”向“千元单件级”跃进的时期，当然在这一时期还有改革所引发的收入分配向个人倾斜的变化，没有这样的变化，也不会发生城市的“消费革命”。到1988年这个结构变化过程基本结束，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市场疲软”，1989～1991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一下子掉到了5.7％。1990年以后，中国的总储蓄率随城市居民家庭储蓄率的提升而显著上升，为投资增长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缺乏结构变动，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所引发的经济高增长只持续了3年，自1994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就逐年回落，1995～2002年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只有8.9％，其中1998、1999年都低于8％。1998年以后，中央政府也出台了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以至于1999年当年政府主导的投资在新增投资中的比重已经上升到90％，1998～2002年间政府投资总额已经高达3.2万亿元，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上不来。可见，仅仅有宏观需求政策而没有结构变动配合，再强烈的宏观调控也保不住增长率。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改革开放30年中增长速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能够出现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还是由于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巨大的结构变动。从外部看，新全球化浪潮创造了巨大的外需，从内部看，自新世纪初开始就出现了以汽车和住宅为代表的消费结构再度升级。但是自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外部需求严重萎缩，而且可能长期萎缩，这使得中国因市场化改革所引发的国内生产过剩矛盾暴露无遗，而自2005年以来房地产泡沫的逐渐兴起，也说明先富阶层的消费革命已经完成，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居民的主体已不可能相继跟进，所以结构变动不仅缓慢，甚至是逆转了。如此怎能会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

　　所以，中国经济要想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通过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来推动经济结构朝合理方向的大变动，而这个变动方向就是城市化。这是因为，中国目前存在的最大结构扭曲就是工业化过于超前，而城市化过于滞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已接近50％的城市化率是极为不真实的，因为它包含了2亿农民工，而这些人只是以工业化的方式在劳动，却并没有以城市化的方式而生活。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之所以会密不可分，就是因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所创造的产品，基本上是为城市居民消费的，因为象汽车、家电和住宅楼等现代化消费品，都必须依托城市发达的供水、供电、供气和道路等基础设施才能使用。如果工业化超前而城市化滞后，农村落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就会限制中国现代大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进入9亿农民的家庭消费，就必然会产生严重过剩。过去在新全球化方兴未艾的时候，中国的过剩产品被外部急剧膨胀的需求所吸收，这种结构扭曲不仅无害，反而是中国参与新世界分工的优势，但是在新全球化被中断后，中国内部经济结构中只能创造供给，不能创造需求的矛盾就突出出来了。

　　所以，把城市化作为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有利于拓展国内需求的方向发展，是保增长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真想要中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较高速增长，就不要忘了历史的经验，从而把保增长与调结构错误地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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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药方难治新病

　　近一段时间以来，“两难”这个词在经济问题上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保持经济增速与抑制房价上涨之间的矛盾，增加人均收入与保持企业竞争力之间的矛盾，实际负利率与经济增速放缓之间的矛盾等，都被称作当下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这些两难的发生印证了中国经济的转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然意味着经济环境中重要要素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增速还是人均收入，或者利率水平都不可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保持不变，最大的可能性是从一种已经保持了多年的均衡水平过渡到另一种可以长期保持的均衡水平，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经济指标的位移将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是经济增速。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国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同期，全球年平均增速只有3.36%。随着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不断增大，经济增速的放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2010年第二季度，在市场普遍预计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GDP同比增速依然达到了11.1%，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在什么水平上达到可持续的平衡水平，远比经济放缓的具体影响更有意义。

　　如果经济增速放缓是从11%的高速增长向9%的中速增长的放缓，那么这种放缓不仅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这是由于在其他要素相同的条件下，投资和出口的增长远比消费的增长更容易推动。在主要强调经济增长的政策推动下，经济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客观上忽视了资源的低效率消耗和社会矛盾的积累，持续多年的投资和出口增长也缺乏进一步增长的空间，因此，依靠多年的投资增长潜力已接近耗尽。只有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国民生活质量为目的的经济政策下，国内消费才能占到经济增长的更大比重，前期所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才能缓解。这必然导致经济增速在一定程度上回落。

　　以美国为例，其国民经济以消费为主导，经济增速常年不超过3%，这背后既有经济基础的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消费有很强的惯性，其增长不可能常年达到10%以上。因此，消费经济的增速低于投资经济的增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像中国这样必须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国家来讲，经济增速的放缓不仅可以接受，甚至是乐见其成的结果。

　　其次是人均收入的增长。人均收入必须和普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相符合，这与企业提高竞争力并不矛盾。人均收入的上涨理应是产业升级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价值贡献在价值链条中的比重必然上升，这种上升将伴随着话语权的上升，人均收入的上涨也将是必然的结果。政府能做的首先是引导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最为重要的是捍卫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秩序，让劳动者可以在公众的监督中合法地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才是商人、劳动者和社会三赢的结果。

　　最后是利率和金融市场。低利率是鼓励投资的有效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低利率也压低了投资者应得的收益，让储蓄对居民变得无利可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普通居民分享经济成果的机会，造成资金借入者与广大储户之间的收益分配不公。

　　利率是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对存款利率的行政管制严重不利于经济的自我调节。金融市场可以提供的回报率理应成为经济好坏的晴雨表，即使是最普通的存款者也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有权利根据价格信号决定买卖行为。随着通胀率高于存款利率，负利率将迫使公众寻找非银行投资渠道。除股票之外的其他直接投资渠道将受到追捧，灰色融资渠道将有更大的市场。在外汇占款增速减缓的情况下，银行将面对存款搬家的威胁，也将不得不采用非利率的吸储手段。

　　行政干预和严格的利率管制也许可以化解金融体系内部的风险，但却将问题转嫁到了更为弱势的普通储户身上。最广大的居民被迫接受过低的银行利率很难说与之后房价的飞涨和消费的停滞没有关系。因此，人为地通过流动性管理和行政管制来压低利率，对于投资增长潜力逐渐耗尽的中国无异于刻舟求剑。存款利率由单一的价格管理向更为灵活的区间管理也许更加有利于经济的自我调节。

　　用老的眼光去看待新的问题总会看到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用旧经济的药方去抓新经济的药也一定会遇到许多两难的问题。关键是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看到经济增速放缓就担心就业受损。如果能够将看问题的角度转变一下，以更宏观的视角去谋划未来30年的发展，短期看似两难的问题也许将不再两难。

两大超级引擎重装上阵

　　出口这架引擎动力减弱之后，今后中国经济如何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是否会像西方媒体所预测的那样，经济增长神话结束，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笔者认为，这些担忧都是不必要的。由于新的两大“超级引擎”出现，中国经济还会继续其强劲增长势头，实现10年、20年，甚至30年的快速增长。

　　超级消费人口群体涌现

　　中国最大终端消费品市场崛起，依赖于中国超级消费人口群体的涌现。首先是众多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据有关资料，截至2009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城镇人口总量已经达到6.2亿，为美国人口总数的两倍，比欧盟27国人口总规模还要高出四分之一。预计今后5—10年内，随着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中国城镇化将进入加速度发展时期。城镇人口消费能力，显著高出农村人口。随着城市人口急剧增多，收入水平提高，中国的终端消费品购买能力亦会迅速提高，构成最大消费国的最坚实基础。

　　其次是80后、90后新人口成为消费主力。80后、90后所以称之为新消费人口，主要因为其消费理念与消费行为与先前几代人完全不同。这一代人消费特点新潮、更新换代速度很快，从饮食、保健到家政等各种商业化服务依赖性较大，消费欲望极强。越来越多的“月光族”，普遍的消费按揭行为，已经使得这一代人没有储蓄余额，整体上处于收支负数局面。

　　与前辈人不同，80、90后还雄踞以前数代人积聚的巨额购买资金，拥有雄厚货币购买能力。比如，新婚夫妇（包括准备结婚）们在住宅、汽车等商品购买方面，可以动员集中双方父母，甚至祖父母的历年储蓄资金，因而其购买能力急剧提高。当前及今后“众星捧一月”的消费资金使用模式，亦将使得中国10年内的商品消费增长具有“井喷”特点，一跃而成世界最重要消费群体，甚至数倍于欧美国家消费能力。

　　最后是中产阶级人口的迅速壮大。受到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迅猛影响，今后10年内中国中产阶级人口亦将进入世界前列。据有关资料，预计未来25年，在经济崛起强大驱动之下，中国中产阶级（年收入8万-12万人民币）队伍亦会迅速壮大。据有关资料，到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将达到7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各国经验表明，中产阶级历来是消费主力军。中国中产阶级人口的壮大，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群体，当然意味着商品消费能力的广阔增长空间。

　　超大规模基本建设

　　超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形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力量：

　　一是前面所提到的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定居以后，势必产生城市扩容方面的巨大投资。有观点认为，如果“十二五”期间，每年新增1000多万城镇人口，按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带来10万元的固定投资计算，仅此一项，预计未来五年城镇化所带动的投资将数以万亿计，10年内的投资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

　　二是大规模的旧房拆迁与旧城改造。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建成房屋不符合要求，今后一段时期内，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拆迁改造，由此也会产生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前不久，有专家表示，未来20年中国一半以上城市住宅需要拆掉重建。按照保守估计，现阶段中国城市住宅存量不会低于40亿平方米。如果其中30%推倒重来，需要新建房屋12亿平方米。按照每平方米投资平均2000元计算，需要建设投资2.4万亿元。实际上，今后10年内的拆迁改造规模将远远超出这个估计数字，由此而引发的投资金额可能也在10万亿元以上。

　　三是大规模的沿海产业向中、西部省市梯次转移。受到今后中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今后将会出现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原有企业、设备和部分人员，向内陆地区大规模梯次转移，实现全国均衡发展战略目标。目前这个潮流正在涌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企业搬迁，所产生的建设投资无疑也是巨大的。

产能过剩衡量指标尚存偏差

　　从近年的情况看，产能过剩在我国的表现形态似乎变得越发复杂，其治理难度也不断加大，日渐成为困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一个长期性问题。其主要原因是：

　　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对市场需求的预测不尽合理。我国尚未建立一套完善的产能过剩判断指标体系，学界衡量产能过剩主要是用行业产销率、产品库存、价格水平及企业利润等指标，间接说明产能利用的情况；而政府则是通过对部分商品的供求和行业产能利用的调查，并根据相关经验对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市场需求作出预测，来判断行业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然而，由于数据的支撑极其有限，政府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可能不够全面（或者是滞后），加之预测方法不一定恰当，对市场前景的认识和把握不足，很多判断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一些曾被政府警告严重过剩或即将过剩的产业并未出现预期的严重过剩。

　　市场要素成本低，自动调节机制失灵。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会通过价格调整、市场范围变化和企业退出等市场自动调节方式。但为何我国的产能过剩在部分行业屡治屡发，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的投资成本过低，企业在产能过剩条件下仍然“有利可图”。如国有企业的土地和融资（或资金）等成本偏低，民营企业的劳动力和环保等成本过低。“有利可图”的个体理性往往导致行业的非理性，加剧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扩张。

　　短期行政性政策居多，长期约束力不足。从前述分析可看出，政府采取的短期性行政命令，如直接限制产量、禁止投资和淘汰落后产能等强制性措施较多；而长期性约束政策，如提高环保、技术、质量标准等相对较少，且没有建立长期的跟踪检查、监管、处罚等规范的法律制度，再加之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结果就是政策前期的效果显著，而后期随着执行力度的下降，其约束效应越来越差，甚至逐渐消失，从而导致过剩行业治理之后仍会死灰复燃。

　　政策的时效性和协调性不好，效果相对有限。抑制产能过剩政策出台往往选择在经济和市场不太景气的时期，并给企业预留一定的整改时间，而还未等到企业完全调整到位，市场需求却发生了较大变化，过剩产品有时反而成了紧俏产品。在下一轮投资规模扩张中，大企业投资审批时间和周期长，不能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而小企业投资少、见效快，遍地开花，又加大了行业整合的难度。另外，治理产能过剩毕竟是压缩存量和控制增量同时进行的，短期内将会加剧失业、降低GDP增速等，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难度较大，甚至可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因此，政策出台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匹配，导致其治理效果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