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终于出了张维迎的专访，跟了好几期这个节目，张维迎的观点才是完全符合《意见中国》的精神嘛！彻底的市场派观点。
　　 老张认为市场是不会失灵的，所有经济问题都是政府搞出来的。他还有个比喻，说得还真不错：“所谓市场的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大量所谓市场经济的毛病，都是被卖拐的人卖出来的。”
　　 张维迎这一期的《意见中国》最有看头了。观点、理念最一致。前面的几期中，只有许小年是如此。
　　 不知道左派看到老张的言论会作何想法？！
　　
　　 视频地址：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4IRO/zfzhangweiying.html

高西庆张维迎激战：外汇储备该不该分给老百姓


2月8日晚，冰天雪地里的哈尔滨北方小城亚布力，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辩论双方都是重量级人物，一位是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一位是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争论焦点是：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该不该分给老百姓。

　　节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曾公开建议，将国有股票平均分给老百姓。此举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争议，也受到多位经济学家的集体反对，今日，经济学家张维迎又重提这一建议，“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分给老百姓，给老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

　　此外，他进一步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建议：将近2万亿的国家外汇储备，拿出一半来分给居民，他认为，如果政府将持有的美国债券分给老百姓，让每个中国人都变成美国债券的持有者，是一件好事。

　　“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该建议受到中投集团总经理高西庆的强烈反对。“每次听维迎演讲我感受都很深刻，但今天我想说，实在对他的观点不敢恭维。”

　　高西庆认为，外汇储备一旦分给老百姓，中国政府就不好对其进行集中控制管理。“目前中国在与国外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力量稍一分散，就立即会变成人家的鱼肉，任人宰割，因为中国的力量太弱。”

　　他认为目前还需要政府一定程度的领导。

　　假若把中国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高西庆认为第一反对的可能就是美国人。“原来中投集团动几十亿美元美国政府就非常紧张，当时我感觉非常奇怪，我们的几十亿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但美国政府说，大家都看着你呢，只要信心有所下降，大家都会吃亏。”

　　为什么美国这样说？高西庆称中国现在拥有的巨额美国债券，就像一颗原子弹。“如果政府把债券往市场上一抛售，美国的美元收益掉到零，什么都没有了，中国和美国都什么也没有了。”

　　另一个理由是，他认为如果一定要推行张维迎的建议，工人和农民工就一定会把钱存起来，而不会去消费，更谈不上刺激经济。

　　他批评张维迎在走一个极端。“虽然维迎一直属于赞成自由经济的学派，但是你引出的结论使我实在没有办法赞同，你一下子就走到了一个极端。”

　　张维迎毫不示弱，他其后反驳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债券还有近2万多亿美元，拿出1万亿美元分给老百姓之后，仍然还有近1万亿，跟日本持有的差不多，所以不存在国家控制力减弱的问题。

　　“如果老百姓分散持有美国债券并可以自由买卖，这不仅与我国能够做的事情毫不矛盾，而且有好处，总比集中在国家手中动也不敢动要强。”张维迎说。

　　他建议说，可以按户口来发放。“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财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

(来源：新浪财经 徐安安 权静 发自亚布力)

张维迎的行为艺术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24221


面对会议现场高西庆先生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
2月8日，我在亚布力满地的冰碴中听见张维迎提到了奥地利学派，他晃动着他的白发丛生的头，用他那浓厚的陕西口音，提醒人们：政府可能是愚蠢的，凯恩斯主义可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陷阱。
此前，对于中国人而言，奥地利学派可能只是极少数读书人书架上的装点，而现在，张维迎在大众广庭之下，大声呼吁中国经济必须要走到奥地利学派道路上去。
在现场听张维迎演讲的人们不下500人，网路上还有更多的人在听、在看。我知道人们还将一如既往地陷在简单的情绪里，很少有人能听懂张维迎在说什么，更多的人破口大骂，像过去无数次的骂街一样，把一个经济学家的言论当成理所当然的敌人。
我曾经就张维迎多年来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问过柳传志：为什么张维迎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依然那么迷恋政府操控？柳先生略带忧虑地说，“这种事还得有艺术性，如果毫不掩饰地直接言说，别人听不懂，不能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做事还得很小心，说话得注意。”
我想这就是张维迎的经济学窘境。他的知音少之又少，他对市场经济常识的坚守，既没有真正影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也没有大面积启蒙民智。他仿佛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一个人卖力地表演，而亿万观众却背对着他，正在观看另外一场乌有的闹剧。场面是如此宏大，可是张维迎却体会到了孤独。这一时刻，他看上去已经不太像一名经济学家，而是一名行为艺术家，一个人在喧嚣的大街上独立演绎着自己的经济学艺术。
此时的张维迎，看上去甚至有一些急躁，有一些偏执，因为他看到了常识，所以，他的言辞显得不留余地，他似乎把一个企业家云集的商业活动场地当成了教室，似乎把所有的行人当成了学生。
他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为题，直指凯恩斯主义是政府最喜欢的策略，所有政策都是不考虑长期的后果，只看到目前的利益。由此，他建议，应将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以及一半的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国有上市公司拿出40%股份，外汇储备拿出1万亿美元，两项加起来一共是13万亿人民币，发到每个人手里是1万块钱，五口之家将分到5万，这将有非常大的财富效应。”
面对会议现场高西庆先生的商榷，张维迎甚至说，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都是假话，建议大家不要相信。事实上，高西庆先生高居中投公司总裁官位，掌管着令全球眼热的万亿外汇储备的运作，这种政府利益诉求是非常明显的。
对于听众的哄堂大笑，而且是一种完全不理解的大笑，张维迎板起了面孔提醒大家别笑，企业家要学一点经济学知识，不可做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瞎子。
可是众人的笑声并没有因此停止。有人在讥笑张维迎太不懂中国国情；有人在讥笑他过于象牙塔，有人讥笑张维迎的这些演讲，充分暴露了他的极右本质；有人愤怒了，在下面低声骂道，张维迎彻底忘本了，没有党和政府，能有他张维迎的今天么？
如果你读过奥地利学派，尤其是米塞斯的书，那么你将对今天中国经济主要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态势有了更加宽泛的认识。我想说的是，21世纪开端的中国经济格局，可能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40年代前的欧洲大陆存在某种类似。
当时，整个欧洲差不多被一种看起来伟大、光荣、正确的全能政府所统辖。这种全能管理最明显的地方，是在大学里。大学的产权完全属于政府，因此理所当然地由政府来行使大学的管理职能。所有大学都接收教育部的管制，就像警察局接受警察局长的控制一样。而所有的教授同巡警和海关人员一样，都是国家的公务员。
当时，政府管理的方式直接从任命大学校长开始，他们通常只任命那些值得政府信赖、可靠的人，任命那些与政府观点完全一致的、相信政府万能的人。为数稀少的自由主义学者们试图从教育部的全能权力中捍卫知识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但政府权力在手，社会约定俗成，他们的声音被视为大逆不道，并迅速被埋没。
米塞斯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度日，并最终决定逃向美国。美国得以享受到自由经济学派的巨大成果。
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排斥。教授们把视野局限在狭隘的领域，大家都不关心政策的未来后果，而政府对这样的行为和立场竟然予以奖励。人们的工具理性上升到了偏执的地步：劳动经济学家只研究劳工政策的后果，农业经济学家只研究农业价格的上升。他们都只是站在政府压力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关心最终的社会后果。他们已经不是经济学家，只是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
我没有要把张维迎类比成米塞斯的企图，但他的确在沿用米塞斯的观点说话，张维迎建议“中国经济学家要重新看待凯恩斯主义，按照奥地利派的观点，目前美国、中国的救市政策是只能延缓危机，把危机的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变得更短”。
由此，我们似乎能够谨慎地认为，张维迎应该不是那些“特定行政部门的政府行为的解释者”，不是御用性质的“宫廷经济学家”，他是一个能够独自表演的行为艺术家，是一个站在市场经济的常识之上，一直说实话的教育家。
刚好，奥地利学派中的大经济学家罗斯巴德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不是商业技术专家，经济学家在自由社会的角色是纯粹教育性的，只有当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使用暴力的机构干预市场时，经济学家的用武之地才会扩展开来。”
是的，张维迎或许就是这种纯粹教育性质的经济学家，尽管他可能有很多盲区，在名利场上纠结，不够开阔，但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蔓延之时，他的种种言说，的确有米塞斯和罗斯巴德的当年之风。
有人说，看不清未来的时候，我们就看看历史。如果说，今天的张维迎是在基于历史说话，那么，他的论述将可能更逼近未来的轨迹。也许，这用不了多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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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媒体的广泛报道：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9年年会上（2月16日下午3时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会议上公开宣称：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是负有责任的。

为什么中国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负责任呢？张维迎认为如果中国人民币的价格不这么低，就不会有这么多外汇储备，不会有这么多的货币发行，这次经济危机就不会这么严重。所以这次经济危机中国是有责任的。（以上言论均据人民网的报道）。

张维迎：体制改革与中国未来
2010-01-29 07: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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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1月29日评论版文章：如果我们把改革看在60年的跨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重点在经济改革，未来30年，我想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主要是几方面，一是价格自由化，第二是企业民营化，包括借着新的国有企业和民营化，第三是地方分权，第四是开放国际化。

未来30年，主要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就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要论述一下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改革程序。其实我们从邓小平发起改革，尽管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到目前为止，步骤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我想这一点是对的。为什么经济的市场化，走在政治的民主化之前，我想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一个国家，我们首先一定要清楚，什么是市场做的，什么东西是政府做的。好多东西，我们对民主化有一个误解，好像所有民主就可以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但民主是不得已的办法，我想政治体制解决是一个手段而已。打一个比方，什么是市场解决，什么是民主解决，好比我们在座的人，我们中午要吃饭，一种办法就是我们自己你拿着钞票，想去哪个餐馆，或者同样的餐馆，你想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这是市场化，民主就是自己先投票，有一个程序，50%以上的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是民主。所以民主是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带来了对一部分人权利的剥夺，和效益损失。

而要既定这个过程，市场化就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经济市场化之前，我们就憧憬于政治民主化，我们觉得民主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的效果。第二本来可以通过个人决策，可以自己解决的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我们就不希望这样，寄托在改变民主的方式，改革政府的效能。从历史来看这个是非常不成功的。所有的成功，凡是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它都经过非常长的一个痛苦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民主化一定建立在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的基本意识基础靠什么？靠中产阶级。其实我们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发展，就是中产阶级不断的兴起的过程，现在讲全球化就是中产阶级的全球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叫做民主的话，就是讲个人要行使一种权利，而这种后果会影响很多人，不是说我买股票我买多了，我只影响我一个人，而投票，我选某个人，在某一项法律通过的时候，你的任何一项决策都会影响很多人的。我们看，我们是两极的，一极是非常富的，一极是非常穷的人，这个穷人是非常容易改变的，就是投票的时候，很容易被少数人给操纵。而富人不需要，他自己有权力，甚至雇用黑社会来做这个。所以他们也对社会做不起什么决定作用。而中产阶级，这些人过的挺好，他有房子、有车，所以不会引起社会动乱，但是他又不够富有，所以不够欺负别人。所以在这个阶层当中，是国民最大的。如果这个阶层不够大，社会就会变成暴民阶层。只有这个阶层足够多，才可以变化一个公平、公正的过程。所以我想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第三个问题是民主改革，我也坦率的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核心挑战是什么，怎样能够精英政治、精英治理与民主化结合起来，中国最差的是民主化变成痞子民主，变成暴力化。中国这个最大的是中产民主。为什么讲中国的中产民主是很大的。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有意识的中产阶级，那么民主的话，无论是选举还是什么，导致的不是一个精英治理，而是一个暴民治理，所以讲，中国的民主，肯定对经济、市场化不能太急，不可能很快就可以实行，可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外我要讲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法治核心，是要树立法治的核心和法院的权威。

但非常遗憾，你看我们现在好多做法，都在弱化法院的权威性，而不是强化，这个非常危险。现在很多纠纷，都上访、政府协调，但这是不利于稳定的。政府如果采取，靠政府本身来去解决这些社会冲突矛盾的后果，可能是引起社会的不安。唯有借助社会司法的权威性，才可以把社会问题分解成每一个个案、每一个个体的问题，这时候的社会才可以安定。所以我想这点非常的重要。至于我们下一步的其他好多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我们需要很好去探讨。

当然未来，我说，刚才我一开始讲到，未来的30年，就是如果放的远一点就是2040年，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改革，应该完成了。其实我说的这些，有点借鉴大历史的观点。历史学家唐德刚，他讲到中国有两个大的结构性的变革，第一次就是从封建到郡县制改变，从秦始皇开始到汉武帝确立大概200年时间，第二次变革就是从帝国制到我们民主社会、现在公民社会的变革，大家也在两三百年的历史，我们现在发展很快，如果两百年算的话，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2040年，正好两百年的时间。现在可能由过去的30年，和未来的30年，是我们200年变革最后的一幕。

大家觉得这个有点太遥远了，但如果各位看历史的话，是很近的事。美国是1789年发生独立战争，花了9年解放黑奴，但是经过二百多年，1965年黑人才有了选举权，但是40 多年后美国黑人当了总统了。历史看起来很长，但是回过头来看，又很短。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预言，就是2040年的时候，中国的大的历史转型，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的，基本上完成，不是没有事干了，那时候还有事干，但是方向性的问题解决了，但是还有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本文为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中国改革（2009）年会上的发言。英文原文请见： 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01/29/content_9395030.htm。特别说明：因中英文写作风格不同，中文稿件与英文原文不完全对应。（编辑 裴培）

歪JJ，累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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