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1988年，邓小平陈云险遭暗杀

揭秘：88年邓小平陈云在上海曾遭极左势力暗杀

2013年10月28日 07:35
来源：快乐老人报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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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图集
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邓小平与叶剑英建立了亲密的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光明磊落、肝胆相照。图为1977年8月1日，邓小平、叶剑英一道出席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招待会。来…[详细]

核心提示：1988年2月，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在上海西郊宾馆过春节。有4名自称是“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持枪武装分子混入西郊宾馆，与值勤武警驳火，3人被击毙，1人被捕，并从他们身上搜出准备暗杀邓小平用的住处地图、烈性炸药、无声手枪、纵火燃烧器材等。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3年10月24日第16版 作者：佚名 原题为：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遭遇7次暗杀

从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期，邓小平曾7次遭遇暗杀，幸亏都有惊无险。

1969年10月21日，邓小平受中央一号通令，被遣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望城岗一个废弃的步兵学校软禁。第三天（即10月23日清晨），有多名武装“民兵”冲入该校，朝邓小平住所乱枪扫射。由于目标错误，遭扫射的是看管邓小平的警卫班。警卫人员当即反击，多名武装“民兵”被击毙。

1973年2月20日，中央办公厅派出苏制“伊尔14”飞机到江西，接邓小平返京等候分配工作。但江西省军区又接紧急通知，安排邓小平乘坐火车返京，由军区参谋长率领一班警卫，加挂一节软卧车厢。结果，“伊尔14”飞机在飞返北京途中，在安徽上空解体。

1975年9月，邓小平、华国锋、江青等人一行，到山西省大寨召开并主持“学大寨”现场会议，邓小平等在大寨招待所住宿。傍晚，邓小平在秘书、警卫陪同下，在山坡上散步，突然有人射来冷枪。警卫朝放枪黑影还击，枪手逃脱。

1976年4月，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安排到北京军区玉泉山招待所五号楼一层软禁。傍晚，邓小平被软禁的一层，突然电源短路起火，一层的101房至110房全部被烧毁。当晚，邓小平被安排学习，然后由警卫陪同去浴房淋浴，避过一劫，后又搬回城内住宅。


1976年7月，邓小平接通知，被安排到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避暑。邓小平以健康为理由，要到医院复查而未去。安排送邓小平到承德的日制小旅行车，后被调配到国防部专用时，经检查，发现前轮轴已断裂，在公路行驶时，随时都会翻车燃烧。

1980年3月，邓小平到济南军区视察部队建设，在军区的会议上作了报告后返回座位时，会场值勤警卫边呼“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打倒邓小平！”的口号，边朝邓小平座位连发多枪。邓小平被身边警卫遮蔽，避过一劫。

1988年2月，邓小平、陈云、杨尚昆等人，在上海西郊宾馆过春节。有4名自称是“毛泽东主义战斗队”的持枪武装分子混入西郊宾馆，与值勤武警驳火，3人被击毙，1人被捕，并从他们身上搜出准备暗杀邓小平用的住处地图、烈性炸药、无声手枪、纵火燃烧器材等。（摘编自《华夏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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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忍：周恩来为什么从来不敢与毛泽东翻脸 打印 订阅 刷新

花花de蝴蝶 金牌会员 发表于：2013-05-06 14:4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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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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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人民网河南频道，摘自：《梁衡红色经典散文选》，作者：梁衡，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个伟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合作关系。两人才华出众又风格各异，长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气磅礴，开天辟地；周缜密严谨，滴水不漏。毛于党于国，功比天高，但难免霸气逼人，后又铸成大错；周为国为民，竭尽绵薄，总是隐忍负重。于是在长期的斗争与合作中，就有一种怪现象，党外朋友与毛拍案相争者有之，如马寅初、梁漱溟；党内高干与毛据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怀、张闻天。而自遵义会议之后，周作为毛长期的实际上的第一助手，无论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从，逆来顺受。
毛、周早已作古，离我们也已渐行渐远。但人们总还在问一个问题：面对毛的错误指责，周恩来为什么不翻脸？年轻人问得最多，而如季羡林先生这样阅世甚深的百岁老人，也爱问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见面，总不离这个话题。可见，这是国人心中解不开的一个结。我自1998年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时发表《大无大有周恩来》以来，总有人在向我提这个问题。细想起来，这里有作风、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诸多因素，而且这也不只是毛周之间特有的现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离不开这种组合。
一、翻脸要有条件和资格
一般老百姓所说的“翻脸”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后现已被历史证实了的毛错周对的事情，如经济方针之争，“文化大革命”之争。但其时，周虽手握真理却无实权，已失去与毛翻脸力争的条件和资格。
翻脸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对方之错，决不苟同，毫不忍让；其二，如不能认同和解就一刀两断，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当两个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时，这好办，当断就断，再不见面，顶多只是感情损失；但是当两个人的力量悬殊很大时又另当别论。如一个小孩子对父亲，要翻脸就不大容易。虽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断情绝的程度，但一个孩子既不能改变家长的错误，又不能离家独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将如何？只有隐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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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毛泽东是开国领袖，是共和国的国父。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全党全国的地位如一家之长。这个地位和势态是历史形成的。政治者，势也。如军事大势，经济大势，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势。事物凡一成势，任何个人之力都难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时很难看清、说清，更不用说坚持和反对了。我在《领袖如父》一文中曾谈到这种复杂的关系，兹录一段如下：
关于领袖、政党，列宁曾有一段著名论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一个党、一个国家不可能没有领袖，领袖缔造、领导这个国家，就像父亲在家庭里的地位，父亲是因血缘而形成统领地位，领袖是因思想之缘而形成领导地位。在长期的斗争中，领袖总结人民和社会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种思想，又将这种思想再灌输到人民中和事业中，再总结，再灌输，上下循环，如河川经地，似血脉布身，就与人民、国家、民族建立起一种千丝万缕、血脉相连的关系。一个国家、民族、政党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之下，这种思想常常就以领袖的名字来做标识。领袖属于这个群体，群体推举、选择和塑造一个领袖，然后再将群体在实践中所提炼出的思想交付给他，以之为灯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个。所以邓小平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思想，是全党在斗争实践中的思想总结。也就是列宁说的，通常是由作为领袖的人来实现的。领袖与党、人民、国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缘，就如父亲与家庭的血缘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当新中国成立之时，毛泽东走过万水千山，经历千难万险，已被全党接受为列宁据称的“领袖”。他所以能力排众雄，越过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周恩来、张闻天，一路大踏步走来，独领风骚，只因一条：就是实践检验，在无数次的流血、失败中，只有他的意见屡屡正确，一试就灵。从具体的战斗、战役到与国民党斗法、与美国人斗法、与斯大林斗法，都无不铩其羽，而扬我威。我曾问过一位追随毛从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说：“周恩来不是长期专管军事吗？转战陕北彭德怀不是打了几个大胜仗吗？”他直摇头道：“他们和毛还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远。关键胜局都是毛亲自下手指挥。”逢毛必胜，有毛就灵，毛已成神，这是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间血火炼成的信条，已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这一班副手们和全党全民的习惯思维。周从来没有想去挑战毛，历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级，在遵义会议前一直领导毛。而历史证明其时的中央，包括周都错了，而毛对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更是得心应手，战无不胜，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风吹落叶般在中国大地上抹去蒋家王朝。这中间，虽还有一个张闻天是名义上的总负责人，但毛都是实际上的决策人。周作为副手，眼见毛指挥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万岁，更是心服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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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新中国成立之后，时势变化，毛不熟悉经济，出现了错误，却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挟历史之威，大刀阔斧地蛮干。周分管经济工作，已见祸苗，心急如焚，虽屡提不同意见，但已无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权在手，绝不会听他的。二是这时全党、全国上下已视毛为神，任何一种反对意见，不用毛亲自来说什么，舆论就可将其压灭。三是由于个人崇拜的推行，毛已开始喜听颂扬逢迎之词，于是我们最鄙视的、最不愿看到的历史上重复多次的“君侧不明”的现象出现了，康生、陈伯达、柯庆施，后来的林彪、江青集团，不断谗言蔽上，煽风点火。在毛周围已渐渐形成一个风气不正的小环境。这时，周就更没有去翻脸力争的外部条件和氛围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与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对意见主要有两次，结果，周只是尽职责之守小提建议，就惹来毛的大翻脸。
第一次是1956年鉴于经济发展过热，周提出“反冒进”。应该说，这时周还是据实论理，大胆工作，大概还没有过多考虑毛的情绪，就像魏征对唐太宗犯颜进谏那样。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国务会议时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他说对群众不要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提出追加投资，周和大多数人都反对，会后又耐心劝毛，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毛就大不悦，离开北京。1957年10月9日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毛的发言是《做革命的促进派》，说党委应该是促进委员会，你们那么多人要组织促退委员会，我也没办法。将领导层分成“促退”、“促进”两派，这就有点以分裂相威胁的味道，毛要翻脸了。他毫不客气地对周说，你“反冒进”，我是反“反冒进”的。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追击。周也万没有想到毛会这样固执，这样情绪化地处理问题。就像唐太宗终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进谏而大发脾气了。而在战争时期毛总是多听下级意见，比较各种方案，慎之又慎，现在却判若两人。其实这是一切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都会遇到的问题。
1958年1月杭州会议、南宁会议，3月成都会议，毛对周逢会必批。这期间给毛煽风点火的主要有柯庆施等人。其时全国上下都在狂热兴奋之中，连一些严肃的科学家也在为毛的“跃进”奇迹找科学依据。毛正在兴头上，党的领导集团，甚至全国人民都在兴头上。只有周恩来、陈云等少数领导人清醒，他们能与毛翻脸而力挽狂澜吗？当然不能。周这时连话语权也没有了。在1月南宁会议上，毛说周是“促退派”，影响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绪，并举着柯庆施的一篇鼓吹“跃进”的文章质问周：“恩来，你是总理，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这已不只是翻脸，是很不给面子，甚至有点逼宫之态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动提出辞职，毛又不许。他只好再忍。结果是1958年的全国胡来（时隔半个世纪，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对党史上的这种头脑发热、自乱其政的现象用了一个新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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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经过从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最后那场“大跃进”的闹剧以毛错、周对收场；但并未见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评，或对周的褒奖。经过这次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脸的办法解决问题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来与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关于“文化大革命”。这是政治路线之争。
自1956年毛与周恩来、陈云在经济思想上发生分歧后，渐渐又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政治路线上发生分歧，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势的估计。先是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有分歧，直发展到对“文化大革命”意见相左。在“四清”运动之初，毛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不理解，他说有个别人要走资本主义的路还可以，怎么会有一个“派”呢？他万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个“派”的问题，而是全部打倒，连他这个主席也不能自保（叶剑英曾有一词咏“文革”：“串连炮打何时了，罢官知多少？”）。最高层唯一保留下来还在工作的旧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处理经济问题不一样，这次毛批准成立了一个“文革小组”，凌驾于党中央、国务院之上。周这个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对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达。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权力办两件事，一是尽量保护老干部。红卫兵要纠斗陈毅，周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声色俱厉地说：“不行，除非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国务院各部长已被冲击得连生命都无保障，周就把他们分批迁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护，半是办公。二是抓生产。周带着这支奇怪的“黑帮”部长队伍，艰难地维持着最低的生产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国人无饭吃。但是对政治方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对全国疯狂的个人崇拜、极左的政策，周不用说翻脸，他甚至不能有一点明显的反对。因为，这时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两个反革命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拨弄是非，陷害、刁难周，甚至设计摧残他的身体。毛既离不开周，但又对周不放心，一度还曾掀起一个“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对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连一点点翻脸的资格和条件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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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二、翻脸要计算成本和效果
现在回头看，周的经济思想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对的。也许我们会说，梁漱溟不是在国务会议上因农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脸了吗？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与毛公开翻脸了吗？彭德怀不是因“大跃进”问题和毛在庐山吵架公开翻脸了吗？他们都落得一个铮铮铁骨的好名声。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也来个拍案而起、分道扬镳呢？省得后人一再议论，背一个逆来顺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为“虚伪”的骂名。周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国总理，背负着一个国家，八亿人口。他要考虑后果。如果硬来也行，但那将是两种可以预见的结果。
第一，毛以绝对权威，像对刘少奇那样将周当即彻底打倒，甚至进行人身迫害。这样周那一点点仅有的合法身份和权力将被剥夺干净。人民、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灾难。而且事实证明，前面所举梁、马、彭等人的翻脸，除留下人格的光环和对后人的启发之外，当时于事并无大补。他们个人的牺牲是起到了揭露错误，倡导民主，改进党风，启迪历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来不行，他是一国总理，他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是当时翻脸之后这个摊子怎么收场。政治需要妥协。
第二，周可以将自己的不同政见公布于社会，并说服一部分高级干部和群众追随自己，用票决的办法逼毛表态。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党的。但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分裂，接着是国家政权的分裂。两派、两党甚至是两个政权长期的对峙斗争。因为，全国全民要从乱而后再治，重新统一到一种思想、一个方针，产生一个领袖，以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没有半个世纪到一百年的争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证。汉之后经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统一经过了361年，唐之后经五代十国之乱到宋的统一，经过了半个多世纪年。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统的。进入民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用了近40年。历史的教训，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现新的平衡统一，这中间人民将遭受无穷的灾难。生命的摧残，经济的倒退，生产力的破坏，山河的破碎，历史上屡见不鲜。如果再有外敌乘机入侵，插手内斗，寻找代理人，就更加复杂。所以，我们可以设想，当时周如果真的大翻脸，一个刚建国十年左右的共和国又将蹈入四分五裂，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不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有人曾问过总理，你为什么不站出来公开反对？周说那将会使党分裂，后果更坏。据说刘少奇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积极建议，争取把错误降到最小，如果意见不能被采纳，就只能跟着走，一起犯错误，将来再一起改正。这比分裂的损失要小得多。
相信，当时的周、刘等一批革命家是认真考虑过翻脸的成本的。不翻脸，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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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忍克己，为国为民
有话不能说，或说出来无人听，只能忍，忍在肚子里。这在普通人已是一种煎熬，而一国总理，大任在肩，大责在心，忍则牺牲民利，眼看国事受损；争则得罪领袖，造成党的分裂。这种煎熬就比下油锅还难了。于是只有争中有忍、忍中有争；言语谦恭、行事务实。我们这一代人还清楚地记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朴素庄重的中山服，胸前总是别着一枚毛泽东手迹“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他四处灭火，大讲要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这种复杂两难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个原则：牺牲自己，保全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一句发自肺腑的名言最能体现他当时的心态：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权威面前，俯首贴耳，不置一辞，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为国为民多燃点光和热。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周利用总理身份尽量求实。连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认：“1956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刘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显。“四人帮”就又拿出当年刘少奇为保护党的高级干部，批准薄一波等61人公开登报后出狱一事来大做文章。周立即给毛写信说，表示反对，说这在当时是党的高层通过的。毛不理，并随之将刘也打成叛徒。后来又重翻“伍豪”旧案，借国民党报纸的谣言影射周当年在白区也曾自首。这两件事都是历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极愤怒，但他还是忍了。
林彪的资历远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历史上的表现并不堪任党的第一领袖，但毛把他选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为林服务，这个周也忍了。
在高层中，刘、邓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已陆续被清除，下一个目标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个“批周公”，其意直指总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毛甚至说，不行他就重拉队伍再上井冈山，这与上次说“促进、促退委员会”一样，还是以分裂相威胁。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亲自出马或发动亲信攻击和刁难总理，甚至要总理给她改诗，专趁总理输液时要去谈工作，想尽办法折磨总理的身体。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绝对受不得这种夹板气，早就甩手而去。但总理不能，他强忍恶气，强撑病体，另有大谋。只要不翻脸，不撕破面子，他这个总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权力，就能为国办一点事，就能挽狂澜、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无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气。
留得青山传薪火，强支病体撑危局。
能不能“忍”，是对政治家素质的更高一级要求。同时在人格上也是对为公为私，大度小量，远志近利的一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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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为国隐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蔺相如与廉颇的故事。廉是功勋卓著的老将，蔺是因才能而擢升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蔺每每相让。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时，蔺就先让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门，让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蔺必自动回车让路。现邯郸还留有此地，就名“回车巷”。下人常为蔺相如羞愧，蔺说，我这样是为国家，只要我与廉团结，不闹分裂，国家强盛，秦就不敢小看赵，廉闻后大愧，遂有负荆请罪的故事。记录这个故事的是司马迁。他不但记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烦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宫刑，遭奇耻大辱。他痛苦地思考着，到底是死还是活。他在那篇著名的《报任安书》里讲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这要看你为什么（所趋）而死。他为了完成《史记》，选择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负重。他列举了历史上许多王侯将相级的大人物强忍受辱的例子，还有孔子、屈原那样的学者忍辱著书。他说：“勇怯，势也；强弱，形也。”你的强弱、勇怯是客观形势所定，你不能为一时义愤或为一己之名而轻举妄动，而要想到身上的责任。周恩来的名位不知超过这些将相王侯几多倍，其所负之责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辈半凋零，城头变幻造反旗。他勇敢坚韧地在夹缝中工作，在重负下前行。
现在回头看，在总理忍气吞声、克己为国的心态下确实为党为民族干了许多大事。举其要者，1958年“大跃进”后，他主持三年调整，医治狂热后遗症，拯救了国民经济。“文化大革命”中，他亲自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产，维持了国民经济最起码的运转，并且还有一些较大突破，如大庆油田的开发等；他抓科技的进步，原子弹、氢弹、卫星实验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还有一项更大的成功是在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时，他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为以后打倒“四人帮”，实行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总理在忍着一口气，没有闹翻脸的情况下，一点一点艰难地争取来的。
我们设想，如果1958年总理翻脸，甩手而去，也许三年困难时期那一道坎国家就迈不过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乱中，如果总理翻脸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们会更加大行其乱。等到人民已经觉悟，再重新组织力量，产生领袖，扭转乾坤，大约又要经过民国那样的大乱，没有三五十年，不会重归太平。那时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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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新闻新京报 [微博] 2013-10-30 03:11 我要分享 腾讯微博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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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10月28日金水桥汽车冲撞事件”中的38名住院救治伤员中，5人实施了手术治疗，12人在ICU治疗，其余21人已转为一般住院治疗和继续留观。

28日12时5分许，一辆吉普车由北京市南池子南口闯入长安街便道，由东向西行驶撞向天安门金水桥护栏后起火，行驶过程中造成多名游客及执勤民警受伤。据初步统计，事故致5人死亡，38人受伤，其中肇事车内3人死亡，另有2名游客死亡（1名菲律宾籍女游客、1名广东省男游客），38名受伤人员中包括3名菲律宾籍游客（2女1男）及1名日本籍男游客。

事件发生后，北京市立即组织伤员救治工作，市委、市政府领导要求卫生部门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抢救伤员。市卫生局迅速成立了医疗救治领导小组，制订了救治方案，并集中全市优质医疗资源成立市级专家组，对所有伤员逐一进行会诊指导，随时指导对危重伤员的抢救。

目前，38名住院救治伤员中，5人实施了手术治疗，12人在ICU治疗，其余21人已转为一般住院治疗和继续留观。

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就“杀光中国人”言论道歉
2013年10月29日17:14 环球时报 我有话说(344人参与)

自动播放吉米在节目中道歉（来源：新浪播客）


　“吉米•基梅尔秀”的主持人在其新节目中，就此前 “儿童圆桌会议”中一段“杀光中国人”的不当言论道歉

　　【环球网综合报道】美国广播公司电视台深夜脱口秀节目“吉米•基梅尔秀”的主持人在其新节目中，就此前 “儿童圆桌会议”中一段“杀光中国人”的不当言论道歉称，“对不起，我道歉。”他自称，自己在节目中显然表现的不同意该名儿童的冒犯性言论，绝非存心造成任何人不快。

　　吉米•基梅尔解释到，自己绝无意冒犯任何人，相反目标是取悦大众。现在他自己引起了很多人不满，而且情况比以往都更加严重，他表示道歉。据悉，基梅尔脱口秀的一张王牌就是借儿童之口调侃许多热点问题，而此次引起公众不满的辱华言论则是在“儿童圆桌会议”中调侃美国政府关门及与美国债务违约风险的问题时曝出的。此前有分析称，和以前西方国家一些辱华事件不同，这次辱华争议的背景是美国欠下中国大量债务。在美国和西方舆论界，许多人都把美国欠的债视为中国的问题。

　　据此前报道，美国最大的亚裔政治组织80-20促进会26日宣布，美国广播公司高管已就其播出的深夜脱口秀节目“吉米•基梅尔秀”中孩子讲出“杀光中国人”的言论而发布口头和书面致歉。他们强调当80-20与他们联系后，他们“迅速”删除了这些视频片段，还承诺会“在以后的重播节目里删除这些对话”。

(原标题：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就“杀光中国人”言论道歉)

德媒称美国监控北京上海成都香港台北等城市
国际时事人民网 [微博] 2013-10-30 09:02 我要分享 腾讯微博 QQ空间 QQ好友 新浪微博 1125
转播到腾讯微博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短片显示，北京、上海、香港、成都被美国列入监听城市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短片显示，北京、上海、香港、成都被美国列入监听城市

德媒：北京、上海、成都被美国列入监听城市

海外网10月30日电 据德国《明镜》周刊引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文件指出，美国在全球约80个地点设有特殊情报搜集部(SpecialCollectionService)，该刊网站发布的短片显示，香港、北京、上海、成都、台北等亚洲城市榜上有名，美国在东亚两个盟友韩国与日本则不在名单之上。根据《明镜》此前报道，SCS专门监控所在地区政府部门的通讯。

官员指行动须经白宫批准

另方面，美国监控欧洲盟国政要及民众通讯的风波，令总统奥巴马内外交困，除了引致外交关系紧张外，亦演变成白宫与NSA等情报部门之间的内斗。多名情报官员反驳奥巴马及其幕僚对NSA监控盟国领袖不知情的讲法，直指监控获白宫及国务院授权，声言对奥巴马试图撇清责任感到愤怒。奥巴马承认重新审视监控计划，白宫与国会消息称，他拟下令全面停止监控盟国领袖，以平息危机。

奥巴马一直坚称对NSA监控盟国领袖毫不知情，《洛杉矶时报》报道，此举惹来NSA等情报部门不满，质疑白宫与国务院试图与情报机构划清界线。多名高级情报官员指出，美国监控关键外国领袖对白宫而言绝非新闻，事前必须获得白宫及国务院首肯，并由国务院评估政治风险。美国大使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都会获定期汇报，任何有用情报均会转交总统反恐顾问与其他白宫官员。

参院情报主席转向反监控

官员称，在此情况下，即使奥巴马没有获特别通知NSA正监听外国领袖的电邮或电话，但白宫及情报界的高层人士一定对行动了如指掌，“不知情的说法实属荒谬”。有现任高级情报官员直言，情报部门听从白宫指示，并获法律授权进行监控，如今反被白宫指摘，令情报界人员深感愤怒。

面对监控风波升温，美国国会将矛头由披露监控计划的泄密者转向监控计划本身。一直维护美国监控政策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DianneFeinstein)周一发表声明，炮轰NSA监听法国、西班牙、德国等盟国领袖及截取这些国家的电话或电邮通讯，强调除非美国陷入战争或有紧急需要，否则“完全反对”有关行动。范斯坦又声言要对所有情报搜集计划展开大型检讨。

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JohnMcCain)亦称，国会应考虑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彻查美国监控外国领袖事件，并确认总统对监控的了解程度及何时知情。

白宫新闻秘书卡尼(JayCarney)周一称，奥巴马已下令检讨情报监控计划，包括影响美国亲密合作伙伴与盟友的监控行动，确保搜集情报时适当虑及国民及盟国的安全与私隐。检讨将包括美国监控外国元首的方式，并制定未来行动原则及限制。对于范斯坦称白宫承诺中止对盟国的监控，白宫官员回应指未作最后决定。

奥巴马设小组评估外交影响

英国《卫报》报道，奥巴马早前委任高层专家小组，就美国NSA监控计划曝光对华府公信力及美国外交关系的影响作评估，并向白宫建议可行的改革方案。报告部分内容会解密向公众公开，料于12月中完成。知情高级官员称，中期报告料于11月中旬呈交奥巴马。返回腾讯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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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建国后己故党政军领导人遭暗杀的档案


时间：2005年09月05日14:27 我来说两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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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原创



　　胡锦涛签署主席令，解密建国后己故党政军领导人遭暗杀的档案，其中有邓小平遭七度暗杀未遂的资料。

　　关于秘密档案的解密

　　任何国家秘密档案都有一定时效。西方国家都会对过时档案解密，供后人研究。
ZG把党的秘密和国家机密一起垄断起来，从不主动解密，过去曾有两次解密之举，均被封杀。

　　毛、刘关于解密档案之争

　　一九六三年九月，ZG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通过一项建议：公布建国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数、纠正冤错案件人数的档案资料，提交国家主席签署生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虽签发了，但却无法生效。

　　当时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来主宰党的命运」。并说：「今时公开这些档案，是要在苏修面前批我是斯大林式的专制暴君」，云云。於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进行讨论、表决。结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四票赞成，周恩来一票弃权，毛泽东、林彪二票反对。按规定，多数赞成，应通过执行，但因毛泽东坚持反对而作罢。毛泽东还破口大骂：我是党主席，不签字，这项决议是送给北面同志(指苏联)的！

　　胡耀邦欲解密与毛有阅档案未果

　　一九八二年五月，胡耀邦提议解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档案资料，但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说：如果公开这份秘密档案，等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等同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政治生命。为此，凡是派残余力量还曾向胡耀邦发出匿名死亡威胁。后来，邓小平对此提议：不急嘛！包括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再迟十五年、二十年，也不迟。

　　档案虽解密 仍对社会封锁

　　ZG第一次对秘密档案的解封，是九二年九月，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一项国家主席令，解封建国以来至七六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死亡人数。但是，档案解密不等於向社会公开，而是分阶段扩大阅读范围，离真正的解密还有相当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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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曾七度遭暗杀--秘密档案的解密 (2012-03-27 21:10:48)
标签： 时尚 分类： 中国发展

二月九曰，胡锦涛签署主席令，解密建国后己故党政军领导人遭暗杀的档案，其中有邓小平遭七度暗杀未遂的资料。

关于秘密档案的解密
任何国家秘密档案都有一定时效。西方国家都会对过时档案解密，供后人研究。

毛、刘关于解密档案之争
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通过一项建议：公布建国后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中处理人数、纠正冤错案件人数的档案资料，提交国家主席签署生效。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虽签发了，但却无法生效。
当时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来主宰党的命运”。并说：“今时公开这些档案，是要在苏修面前批我是斯大林式的专制暴君”，云云。于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此进行讨论、表决。结果，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四票赞成，周恩来一票弃权，毛泽东、林彪二票反对。按规定，多数赞成，应通过执行，但因毛泽东坚持反对而作罢。毛泽东还破口大骂：我是党主席，不签字，这项决议是送给北面同志(指苏联)的！

胡耀邦欲解密与毛有阅档案未果
一九八二年五月，胡耀邦提议解密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档案资料，但遭到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说：如果公开这份秘密档案，等同全盘否定建国以来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等同全盘否定毛泽东的政治生命。为此，凡是派残余力量还曾向胡耀邦发出匿名死亡威胁。后来，邓小平对此提议：不急嘛！包括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再迟十五年、二十年，也不迟。

档案虽解密仍对社会封锁
中共第一次对秘密档案的解封，是九二年九月，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签署一项国家主席令，解封建国以来至七六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和死亡人数。
但是，档案解密不等于向社会公开，而是分阶段扩大阅读范围，离真正的解密还有相当距离。

胡锦涛下令解密工顶档案资料
二月九日，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一项命令，解密二项秘密档案资料。
其中一项，是被列为“机密”档案的，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七年国民经济、财政状况统计数字及其审计复核后的档案资料。解密后，开放至省、地一级党政部门、经济、学术、科研机构。
另一项，是被列为“绝密”的，已故党政军国家领导人建国后遭遇到暴力攻击、暗杀、伤害事件的档案资料。解密后，开放至省一级党政军、政法、公安、安全及有关单位。

该贴内容于 [2013-10-30 11:06:27] 最后编辑

杨虎城：尴尬的“自己人”
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而家喻户晓，建国后官方对其赞颂有加。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赞颂有加，是有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的。
1935年之前，杨虎城长期被当作“投机军阀”

1927年杨的主动示好被视作“小军阀”自保、“投机的成分很多”

1927年蒋介石开始“清党”反共之时，杨虎城作为冯玉祥部队中的“小军阀”，其本人还是比较同情中共的，甚至在反共声势高涨的情况下也并没有跟随蒋介石“清党”。据1927年冬中共河南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关于太和杨虎城军现状时说：“杨本人近来因环境所迫，非常同情我党，并要求加入我党，要求我们多派人到他的部队中去，无论政治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都欢迎。”
然而，由于中共在“清党”中受到了严重打击，因而对所有的军阀都持完全不信任的态度，对杨也不例外。1927年11月22日，河南省委明确认定杨虎城“主观上认识革命的理论，坚决地实行加入工农的队伍而革命的成份是很少的。杨军官佐少数革命和反革命外，大多数都是混混噩噩。杨军系土匪和民团凑合而成，内部非常复杂，各自成一系，每一小部分中地域观念很盛。”1928年3月25日中共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更是明确称杨为“小军阀”，指出“皖北现在高（桂滋）、杨（虎城）、方（振武）、柏（文蔚）一班小军阀杂色军队统治之下，他们利益冲突，是明争暗斗的。”基于这种判断，192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皖北“如果有土匪领袖因偶然们投机而倾向我们，我们的工作应该一面通过他们的线索到群众中去宣传，一方面公开叫他们怎么干，如果有真无条件的执行我们吩咐的，经过了相当的时期亦可以介绍入党。杨虎城的问题便应照此一办法应付，暂时不要入党。”杨虎城入党的问题就此被搁置了。
至于考验杨虎城的问题，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派于基“赴太和调查实际状况，于可能时向杨提出如下条件：1、不附南京；2、赞成土地革命的武力；3、淘汰一切犹疑和反动的分子，甚至铲除之……杨如能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即须坚决的执行：1、毫不客气的淘汰甚至杀死一切反派；……4、即开始土地革命的工作，杀豪绅官吏，没收土地分给贫民，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农协和农军，一切乡村政权归农协，组织工农兵的苏维埃政权……”可以说，从杨虎城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条件无疑是极为苛刻的，然而，即便是杨虎城做到了这些，也并不意味着中共就真的信任他了，因为河南省委还提出：“在杨军中做工作的同志，多没有按着党的政策去做，如没有发展下层组织和当地工农运动等等……我们要很正确的认识，杨军即是能担任上列的任务，也决不是上地革命的主力，只是一个助手，最重要的主力，是全体农民起来暴动。”（《中共河南省委关于争取杨虎城军队工作致豫南特委信》1927年11月22日）…[详细]
1928-1935年，中共认为在杨虎城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

在对杨虎城的示好持不信任态度的同时，基于“军阀皆反动”的判断，加上认为“杨虎臣（即杨虎城）勾结蒋介石将要清党，非常明显。”1928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在处理杨虎城等部队的工作问题时应该：“在此军队中的唯一责任，仍应是破坏他们的力量……决不要因为师长、旅长、团长中有了我们几个同志或者某军长某师长等倾向我们，便梦想我们可掌握这些部队随意欲为。或更幻想以我们的力量来巩固这些部队，以便掩护工农运动甚至发动工农运动，这都是机会主义的见解”，现在的任务“是时时准备一连一连，一排一排或个人拿起武器，到工农群众中去，帮助工农暴动”。就这样，1928年4月8日，皖北特委策动刘集起义，但很快遭到失败。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努力，之后针对杨部的暴动、兵变不断，计有舞阳暴动、靖远兵变、两当兵变、蒿店兵变、耀县起义等，以至到1936年杨与中共代表谈判时明确提出希望中共“不要策动他的部队哗变。”（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这些兵变和暴动无疑加深了中共和杨虎城之间的矛盾。…[详细]
杨虎城“对中共当时政策接受不了”，转投蒋介石，中共号召“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

随着入党被拒和不断发生的兵变、暴动，杨虎城对中共的表现很是失望，杨自己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日益走向反动，我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和我们部队的前途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因此有了在皖北的合作。皖北暴动失败后，一个长时间我对共产党虽没有失望，但对中共当时的政策接受不了。”因此当1928年秋中共派人游说杨虎城反蒋并希望杨带领部队靠拢苏区时，杨虎城权衡利害得失，便决定与中共保持距离了。（转引自《杨虎城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此后，杨虎城先后依附冯玉祥和蒋介石，充任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政大员。
这一阶段中共对杨虎城的基本判断始终没变，认为其在政治上是与中共对立的“小军阀”，在局部问题上与中共时有合作与妥协，带有很大的投机成分。《陕西省军委报告》也指出，“杨虎臣对于革命本来是动摇不定的，当其困于太和无出路时，便想与我们接近，但土地革命的艰巨工作，他决然不能胜任，所以一经蒋介石派人拉拢、挑拨，感觉枪械没有出路，遂公开的向我们声明，要到南京去……（杨）普遍的在军中清党”。（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西省党史资料丛书（十七）》，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页）。《中共陕西省委为双十节告陕西民众书》（1931年10月10日）也曾宣传说：“去年国民党军阀杨虎城入关后，一切情形和冯玉祥时代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营业税、特种税、土地登记税、民团费、清乡费，一各样压榨搜刮、摊派剥削、逮捕监禁，都是照旧。”中共陕西省委视杨为反动军阀、刽子手，因此号召“暴动起来，推翻杨虎城军阀统治”，命令在杨虎城部队中工作的中共党员不断对杨部进行“瓦解兵变”，对于那些不愿意执行命令的党员就给他们扣上“叛徒”、“托派”的帽子。此外，还有一些其它的冲突，比如杨虎城入主陕西后决定兴修水利，召回了陕西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另外还从德国重金聘请了两位水利专家，但是中共山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却派人刺杀了两个德国专家，并且宣扬这是反帝行动。1933年杜衡还固执的放火烧掉了具有千年历史的香山寺，说这是反封建。这些举动造成了不好的舆论影响，也对中共和杨虎城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
杨虎城虽与中共龃龉不断，但仍不愿与中共正面冲突，因此其在主政陕西时对中共仍是照顾有加。比如1931年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搞土地革命，杨通过杜斌丞资助刘部枪支和金钱。刘志丹在邻县被捕时，杨命南汉宸把刘接到西安秘密释放。由于杨的保护，中共在杨部的组织一直秘密存在并迅速发展。如张汉民任团长的警卫团，1934年全团有中共党员200多人。1935年成立的绥署特务第二团有中共党员近300名。国民党特务宋志先曾说：“江西是共产党集中的地万，但那里红是红，白是白，红白分明，工作比较好办。西安这鬼地方是红白不分。不少人做的是国民党的官，吃的是国民党的饭，却说的是共产党的话，甚至做的是共产党的事。”这也可以看出杨对中共的确不错。…[详细]

一九三六年元旦，杨虎城对十七路军部队讲话，明确地向部队训练目标是对日作战。图中立于讲台中央的是杨虎城。
西安事变前后，杨虎城也未获得延安的彻底信任

1935年杨虎城对中共态度冷淡，毛判断“杨怕蒋特甚，一时当难建立积极关系”

1935年随着中央红军长征北上陕西，中共殷切希望与坐镇陕西的杨虎城部改善关系，以便自己在陕西立足。同时，毛泽东分析认为杨虎城所辖“十七路军是典型的地方势力，要扩大实力，控制地盘，对抗南京。杨虎城和中下级军官有反蒋抗日思想。这支非蒋嫡系部队，受蒋排斥。蒋把他们驱上反共战场，是想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他们与蒋的矛盾不可调和。”因而联合杨虎城共同反蒋还是很可能的，为此中共采取了两大措施。
一是停止暴动，1935年2月，中共中央局派汪锋由上海回陕时指示说：在杨虎城部的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没有中央局的指示不能起义，要留待将来红军进攻大城市时再行动。那时，搞里应外合，能起更大的作用”。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谈判，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1936年9月，周恩来指示汪锋：“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揆要）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征锋、阎揆要：《回忆周恩来的一次重要谈话》，载十七路军中共党史资料征编领导小组编：《丹心素裹》，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84-285页。）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动仅剩三个月。
二是利用杨虎城与蒋介石、张学良的矛盾瓦解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说：“张学良卖国成性……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张汉民之覆辙。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为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利，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如果不跟红军合作，则必然完全受蒋、张控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图存之根本大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臣先生。卧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毛泽东致杜斌丞信》，1935年12月5日，并见《毛泽东年谱》（上），第495页。）
然而杨虎城此时对中共虽然多有照顾，但对中共的这些示好举动却并不感兴趣。1935年底毛泽东派汪峰去见杨虎城，杨似乎有意不与中共中央发生任何关系，表现的非常冷淡。1936年4月中旬毛泽东又派王世英去西安找杨虎城，杨竟推诿不见。这些都使中共领导人对杨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断定：“杨虎城怕蒋特甚，一时当难与我们建立积极关系。”据中共特使王世英后来回忆说：实际上，杨虎城有两大疑虑：一是“害伯暴露，因为他部下有一个师长叫冯钦哉，同蒋介石有勾结”。还“害怕与我建立合作后，其部队群众为我争取，及害伯蒋之发觉而迟缓。杨胆子很小”。二是“因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与十七路军曾订有互不侵犯协议，红军片面毁约，杨恐共产党不能遵守信义。”杨虎城的态度与当时一批试图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的地方军阀相似，他们一方面到处给自己留下后路，愿意与中共保持接触，另一方面又不愿同中共明确合作反蒋的关系。因此王世英评价说，这种人“凡事谨慎机警，鬼心眼儿特别多，深恐上当，于已不利或削弱他的力量，把他的摊子搞光，地位弄丢”。（《王世英报告》，1936年3月）…[详细]
杨虎城对中共若即若离，毛泽东写信要求其明确表态“为友还是为敌”

杨虎城对中共的这种冷漠态度在1936年6月发生了改变，因为此时杨因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收买而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因而“表示极迫切与我方联合及求助”。但中共方面显然已经对杨虎城产生了怀疑，一直负责十七路军交通线，对十七路军情况十分了解的梁明德明确认为：“对杨不要估计过高”。即使是这次杨主动找红军，看上去也“还不是十分需要，不过作一种不要断的声势”。果不其然，在之后几个月的接触中，杨虎城与中共都若即若离，双方几经接触，秘密协定也成就了几个，具体落实的其实只有停战与交通两项，而交通还不能运货，只能过人。正因为如此，中共内部对联合杨虎城的结果多不乐观，1936年7月30日谢华在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第一次报告中说：“今年2月初，上海中央派我到西北来发动西北抗日工作。在这半年当中，与十七路军谈判很多，直到现在还在继续讨论……他们态度还好，但缺乏勇气，不敢发动。……我们现在还是耐心地进行讨论的工作，我们认为不到绝望的时候决不放弃这种谈判。”
杨虎城这种犹疑不定的态度让毛泽东很恼火，因此他在1936年8月亲自写信给杨虎城，要求其表明态度：“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然而杨虎城的态度并没有多少改变，直到1936年9月两广事变平息后，杨虎城担心蒋介石腾出手来对自己和十七路军不利，害怕蒋调集大军夺取整个陕西的实际控制权，自己地盘全失，因而“甚觉形势急迫”。蒋介石的压力终于促使杨决意与中共合作，他在9月上旬向中共代表提议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反蒋。中共代表叶剑英、刘鼎随后特别就杨虎城态度的突然激进电告中共中央说：“西安空气大有变动，因为张之态度逐渐改变，前此所谓落后分子已大有变动。”这里所说的“前此所谓落后分子”，指的就是杨虎城。（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此后，双方终于开始积极合作。…[详细]
西安事变中，杨曾对地下党抱怨：“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

然而，尽管双方开始全力合作反蒋，并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但中共对杨是“军阀”固有印象很难轻易消除，并且杨在之前的犹豫反复也让中共难以完全信任他。在这种情况下，在西安事变中，尽管中共视张、杨为友军，但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人。比如在西安事变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曾电令潘汉年转告蒋介石：“在一致对日立场上，他们决不会造成割据及妨碍国防政策的，假如他们不对，我们当同蒋一道干涉他们。”（《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同时，在西安事变中共产国际记者史沫特莱擅自公布了蒋介石与中共谈判时的秘密承诺，宋子文就此事质问同样为共产国际服务的宋庆龄，宋在写给王明的信中说：“我自然为我们的同志们辩护，我说，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应该是杨虎城干的。”由此可知，在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心目中，杨虎城始终是个随时可以牺牲的“外人”。
对此杨也心知肚明，当中共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时，杨就对中共党员南汉宸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并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差不多可以看出来了，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样对付蒋！所以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这种情形你为什么不替我想一想？你只一味地站在你们党的方面说话。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8页。）后来杨还向周恩来表示“愿意做你们政策牺牲品”。此外，杨还对主战的孔从周、李振西说：“看你们傻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党的坚决主张。他们过去没有机会敲中央的门，现在利用东北军、十七路军敲开了中央的大门，人家怎能再同我们一道反对中央呢？”（张魁堂：《挽危救亡的史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2页。）由此可见，他对中共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也是有成见的。…[详细]

重庆解放后为杨虎城举办追悼会
建国后毛泽东评价杨虎城：“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尽管中共和杨虎城都对对方颇有微词，但西安事变的确对后来中共在西北立足居功至伟，随着杨虎城出洋和1937年11月杨虎城回国后被蒋介石囚禁，此后中共与杨再无利益纠葛。西安事变后中共在之后与国民党缠斗中屡屡提及释放张、杨的事情，比如1946年1月14日，周恩来明确提出：“放人（指张、扬）这件事立即可做。……西安事变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若没有他两人的赞成，也不会有民族复兴节那天的欢欣。不念旧恶，是中国人民的美德，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建国后，中共对张、杨始终给予极高评价，比如1956年11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道：“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晚年毛泽东在读《唐书•徐有功传》时还想到了杨虎城，他在批注中说：“岳飞、文天祥、曾靖、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可见其对杨氏评价之高。…[详细]
结语
杨虎城形象之演化，评价之变迁，足证革命史之纷繁芜杂。(头图右三为杨虎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