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工会算不算“资本家的走狗”？
国民党的工会组织，常被冠以“资本家的走狗”或“御用工具”一类标签。但考之史料，实际情况其实要复杂得多。
一方面，国民政府控制工会，严格限制工人罢工

国民政府曾大规模查封、解散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

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工会组织是中共的主要阵地和力量所在，中共在工会中非常活跃，扩张也很迅速。国民党最初也同情并支持工人运动。但随着工人运动出现的很多“过激”行为，严重冲击了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商业秩序和社会秩序，造成了经济混乱，并进而影响到北伐军事之成败，国民党对工运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国民政府当时不但强令一切工会组织停止运作，甚至动用军队解散了各地的工会组织。对于此种转变，刘少奇后来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曾有反思：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详细]
“官办工会”虽欲清除中共影响，但终因“与工人距离较远” 而无法获得工运领导地位


1927年6月国民政府劳工部的告示
积极查封旧工会的同时，国民政府也努力另组各类“官办”工会，以谋求工运领导地位，并使之最大限度地为北伐军事服务。如白崇禧的东路军指挥部在上海成立的上海工会组织统一委员会（简称“工统会”），其委员除一人系工人出身外，其余均为党政军界人士，其职权范围有明确规定：“无论己成未成之工会，本委员会得审查其组织中之份子，如有敌人间谍或流氓地痞，及一切危害治安违反三民主义破坏国民党之份子，一经查明，得由本委员会呈请当道拿获惩办之。”再如1927年11月17日成立的上海工人总会（简称“工总会”），曾发布《制止罢工的通告》，严令各工会无论在任何情形之下，均需顾全人心大局，屈为忍受，不得宣告罢工或怠工等事，并威胁如发生此项事态，定以反动论处。
这些以军队和国民党党部为靠山的工运组织，终因“对于工人疾苦，故非所悉，且党、政、军之作风，都易涉官气，与工人距离较远”，故而“在领导工运，策划组织方面，实未尽孚众望”（国民政府劳工局局长乌超俊语）。有鉴于此，1928年春国民政府又决定由各省市党部出面成立工整会，对各行各业各级工会进行全面整训。但工整会成立后，因国民党内部派系矛盾重重，工作难以开展，又不得不于当年10月宣告解散。…[详细]
到1928年，国民政府已控制了上千个工会，覆盖全国一半以上的工人

改组工会机构的同时，国民政府自1928年开始先后颁布了《工会法》、《工厂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一系列法律，在严格管控的基础上允许工会合法存在。据国民党中央工商部调查，1928年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约有1117个，177万余人，占到了当时中国工人总数的一半以上，这些工会被中共称为“黄色工会”。这些合法存在的工会，其内部情况非常复杂。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由国民党委派其得力干部或培植工人组织的工会。此类工会多取与中共的“赤色工会”相对抗的的政治立场。第二类，是不依附任何党派，不受国民党监管审查，为保障自身利益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这类工会在劳资斗争中，常常站在工人一边，以要求改善工人生活为目的，但其存在时间一般较短。第三类，是工人依法到国民党主管部门登记立案，接受国民党的审查、指导和监督的合法工会。这些工会在国共斗争中持中立态度，而在经济上当劳资纠纷发生时，常工人与资本家斗争，为工人争取经济利益。第四类，是只有空架子的“招牌工会”，多由国民党指派一两个特派员或指导员一类的人物主持建立的，既无群众基础，又无经常的工会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会，都或多或少与帮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青帮头目杜月笙就利用与监工、把头的师徒关系控制工会，并利用自己的关系成为工会与资方纠纷的调停人。当然，他也操纵工会实行罢工，从中捞取好处。…[详细]
国民政府管控工会有三大理念：倡导劳资合作、鼓励民族斗争、反对阶级斗争理论

国民政府管控工会的主要理念有三：一，尽力消除劳资对抗，倡导劳资合作。比如国民党当局认为：“党部方面感觉到急进的劳工运动，对于我国幼稚工业的发展，颇多妨碍，乃一变向来急进政策为和缓渐进的政策。党部主张工人运动，不能妨害工业的发展；而工业的发展，不能损害劳工的利益……一方面防止激烈分子鼓励工潮；一方面，谋求工人利益的保障，这是中央近年倡劳资合作的政策。”
二，以民族斗争宣传代替阶级斗争宣传。国民党不认为阶级对立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相反，认为工人地位低下、生活痛苦，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生产不发达所致，因此工人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要“把外国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资本家一一打倒，万不可先把本国的实业破坏”。
三，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指导原则。1931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曾颁布《工人训练暂行纲领》，其中思想训练部分主要是：“使工人对三民主义有深切之认识与信仰……使工人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及其他违反三民主义之各种思想之谬误”，并使工人明了怠工罢工对社会与工人的影响，不得滥用罢工，在国营工厂工作的工人则不得有怠工罢工的行动，遇有劳资纠纷时，应以国民党规定的调解仲裁等方式求得解决，不得以阶级斗争相号召等。
国民党政府对工会的活动也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国家行政、交通、军事、军事工业、国营产业、教育事业、公用事业各机关之职员及雇佣员役不适用于《工会法》。在同一区域内之同一产业工人或同一职业工人，只得设立一个工会”。再如：“店员、学徒、城市手工业工人均不能加入工会。”对罢工条件也有严苛规定：“工人罢工需在调解和仲裁后，并得全体会员2／3以上会员同意。”“凡是自来水电灯或煤气事业，邮务、电报、电话、铁路、电车、航运及公用汽车等公共事业、军事工业的劳资双方，不得因任何劳资争议罢工或停业。”……
这些限制措施显然是力图把工会和工人运动拉入劳资协调的轨道上来。在上述手段的严格限制下，工会数量急剧萎缩，据统计，1929年12省5特别市计有工会738个，会员122万余人；1930年8省5特别市计有工会741个，会员57万余人；1931年，12省市计有工会会员36万余人。…[详细]

国民政府《中央民众训练部公报》1936年第3期刊登有工会维护工人利益解决各类劳资纠纷的新闻。
另一方面，国民党控制下的工会，也曾努力为工人争取权益

蒋介石曾明确声明：“若资本家任意虐待工人，非打倒不可”

尽管蒋介石热衷于对工会的改造和对工人的管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盘剥工人。即便是在“清党”之时，蒋介石也仍然认为：“纯粹之工人，对于国民革命，确有相当之努力”。自1927年以来，无论是国民党决议还是蒋介石讲话，对工人所受苦难都报以同情态度，但是他们反复强调这是帝国主义剥促而非本国资本家的压迫所致。如1930年5月，蒋介石在《五一劳动节演词》中说：“吾人之所痛心戚首者，唯外国帝国主义之压迫与外国资本主义之剥削，至于本国，则尚无何种强大之资本家足以压迫我工人……剥削中国工人，压迫中国工人的主要是外国资本家，中国资本家和外国资本家比较起来，实在是不足轻重……一切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唯有实际的建设为真正手段者，乃得实际之效果。”他还着重强调说：“中国工人要解除痛苦，只有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有计划的努力于国家经济的建设，然后才能成功。若果像过去的罢工示威，徒然扰乱秩序，适足增加工人痛苦而已。”
更能显示蒋介石真实态度的，是其在“四一二”政变后的一次讲话：“吾人固不高唱打倒资本家之呼声，然若资本家误认共产党打倒以后，本党不复为工人保障利益，彼等可任意虐待工人，则此等为富不仁者，亦非打倒不可”。当遇到资本家对工人压迫过甚，激起工人的强烈反弹和反抗，以至引起社会恐慌时，国民党政府的确会会加以干涉和扼制。比如1932年“三友实业社案”中，国民党中央就站在上海工会组织一边对90余个厂商组成的上海资本家团体大张挞伐，斥责这些资本家“狡辩顽抗，以资本力量来压迫工人及政府，贻害社会。”…[详细]
国民党管控下的工会组织，确实在劳资冲突中帮工人争取了不少利益

正是在此种既保护资本家利益又保护工人利益的理念下，国民党管控下的工会组织并非如以往所说，只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工具，在为工人争取到利益方面，同样做了很多努力。比如他们经过与资方博弈，为工人争取到了以下权利：1、工时减少；2、婚丧可请假；3、免费医疗；4、节假、国庆日、总理诞辰等纪念日休息，停工一天工资照给，加班工资双倍；5、废除包工制，如华洋印刷工会废除包工制，短工以三个月为限，书版业不在此例；6、组织职业培训机构，如南货业职工会与资方合办职工子弟学校；7、组织失业职工介绍所，南货业工会与资方共同组织职业介绍所；8、为离职职工讨要工资、行李，如华洋布业职工会为会员周郁文工资、行李与永益祥洋布店交涉，最后向上海特殊别市政府申请仲裁；等。此外，工会还为女工争取到了产假的待遇，如上海商务印书馆订有女工保产金办法：“（甲）凡怀孕女工，产前产后两个月内，不准到厂工作，由本所给予保产金10元，俾资调养。（乙）女工于临产前一月，告由女首领报明所长，先给银洋5元，至产后一月假满，再给银洋5元。（丙）如愿入本公司指定之医院分娩者，其费用由公司担负。其不愿入医院者，由公司另给津贴洋5元。（丁）如在此休息内，私向他处工作者，应追还保产金，及在医院费用或津贴并须议罚。”
应该说，国民党工会在为工人争取利益的问题上还是很有建树的，以1930年上海市工会为例，其在解决劳资纠纷中成效显著：

上海工会与劳资纠纷结果统计表。资料来源：乔士华《从社会动员到意义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工会》
不惟大城市，即便在中小城市亦是如此。比如1940年，广东韶关印刷工会领导印刷工人进行争取10小时工时的斗争，迫使资本家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后来，资本家企图到外地以廉价雇请工人到韶关，为了新工人的利益和使资本家的企图不能得逞，印刷工会又领导工人向资方提出要求，新来的工人工资不能低于25元，摄于工会的威力，资方不得不接受。…[详细]
一个案例：“三友实业社案”中，国民党如何对待工人运动和工会

1932年松沪抗战结束后，在战火中遭到破坏的三友实业社为了降低生产成本，想把工厂从上海迁到杭州，而上海的工人因此面临失业问题强烈反对，劳资双方产生了冲突。1932年4月至6月间，三友实业社工人在工会的组织下，先后8次向上海市地方党政当局反应此问题。由于上海市当局的立场向资方有所倾斜，工会又向南京国民党中央上告，控诉资方摧残工运，陷千余工友生活于绝境；并控诉上海市政府处置失当，有失公允，要求国民党中央予以纠正，并对资方严予制裁。1932年7月2日，国民党中央调查期间，工会又组织工人向资方请愿，遭到租界捕房驱逐、殴伤和拘捕后，工会就组织工人绝食团向上海党政机关和各社会团体寻求同情和声援。8月22日，国民党中央发批示支持工人斥责资方说：“本案延宕半年，千余工人均成饿殍，资方绝灭人性，变本加厉，务置千余工人生命于死地而后快。如此惨酷事件，不幸于青天白日旗下见之，此而不惩，何以立信！拟电上海市政府饬社会局以非常手段强迫开工，在未复工以前，充分接济工人伙食。如资方不遵法令，即行拘办。”不料此措施在整个上海工商界掀起轩然大波。8月28日，上海永安纺织有限公司、大生纱厂、天厨味精厂等52家工厂资方联合在上海各报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处置。面对工商界的的言论和行动，上海各工会团体亦不甘示弱纷纷回应，出版业工会等27个工会首先发表宣言。上海市工会联合会及其下属的34个工会继起响应，从而形成上海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两大阵营势均力敌的对垒态势。资方参与交锋的厂商团体多达90余个，而劳方参与交锋的工会亦多达60多个。此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始终站在工会一边，斥责资本家不明大义，“狡辩顽抗，以资本力量来压迫工人及政府”，贻害社会。工人团体也以“拥护中央对资本家执行强制命令”为诉求。
尽管此事由于国民党政府无力完全掌控上海局势，最终在1933年12月29日由杜月笙调停下，以工人被迫妥协告终。但整个过程中国民党中央对工人的大力支持一目了然，其管控下的工会很巧妙地采用各种手段为工人谋求权益，在长达近两年的时间里，每一次与资方交涉、谈判、诉讼，为工人策划、动员和组织绝食团、哭诉团、请愿团，以及三番五次的发表通电宣言，工会的作用都确无可替代。国民党工会在劳资冲突中的协调作用，致使工人罢工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呈逐年减少的趋势。1928年至1934年，作为全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市罢工次数及关系的工厂数分别从1928年罢工118次、工厂数5433个，下降到1934年罢工63次、工厂数441个。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由1928年的161次下降到1934年79次。…[详细]
参考资料：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周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会研究（1928-1949）》；刘少奇《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乔士华《从社会动员到意义建构——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工会》；潘同《民国时期的歙县职业工会——兼论国民党政府的基层社会控制》；周楠《国民党工会调处劳资纠纷的活动分析》；瑷玓《历史上国民党领导和组织的工会》；王奇生《工人、资本家与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一桩劳资纠纷的分析》；赵洪顺《国民党政府劳工政策研究（1927-1949）》；沈以行：《工运史鸣辩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等。
结语
国民党管控下的工会情况相当复杂。既有严防“阶级斗争”的目的，也曾努力为工人争取权益。前者致力于控制工人，后者致力于保护工人。此种矛盾，贯穿了国民政府工运政策之始终。

驳“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之说
网上盛传一种说法，即陈独秀嫖娼改变了中国历史，大意谓：陈独秀因嫖娼被北大开除，致其思想迅速左倾，终于南下组党。此说虽极为流行，但其逻辑链条，纯属想象。
知识界长期热衷于谈论“陈独秀因嫖娼被北大开除改写历史”

1919年初，北京报纸刊登消息，称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在嫖娼时与人争风吃醋，以至于“抓伤某妓下部”。这就是所谓的陈独秀嫖娼事件。当时名流出入妓馆，乃合法行为；陈独秀本人在这方面也相当开放，甚至公开撰有奇文《乳赋》。说陈曾逗留八大胡同，大约不虚；但具体到是否存在争风吃醋以至“抓伤某妓下部”的情节，迄今并无史料可以证实。
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对该事件进行过诸多解读，可谓热此不疲。其中一个代表性观点认为，汤尔和力主北大开除陈独秀，导致其日趋左倾，终于南下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者。比如有学者撰文称，“汤尔和一念之差引发中国历史大转折，而陈独秀的私生活、个人爱好，成为历史转变的最初动因。”

陈独秀。陈生性风流，且不畏人言，曾公开撰有《乳赋》。
汤尔和参与的那次会议也被赋予了诸多意义。有学者说，“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汤尔和‘力言其私德太坏’，但‘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最后结果，还是汤尔和等人的意见占上风，蔡元培忍痛割爱。”
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改写历史的1919年3月26日之夜》为题，说“如果陈独秀那一年没有离开北大，他会不会在一年后急遽左倾是个未知数。如果陈独秀不带头组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命运一样 也是一个未知数。”“1919年3月26日夜，一切都已注定 ，陈独秀不可能再留在北大，以后发生的一切都已无法幸免。”…[详细]
但事实是：陈独秀并没有因为嫖娼而被北大开除

持“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说者，大多没有心思考据事件的具体细节。事实上，陈并非因为嫖娼被北大开除。在蔡元培的维护下，陈仅仅体面地卸掉了文科学长职务。陈最后离开北大，当局的逮捕迫害，及蔡元培从北大出走，才是真正的主因。
蔡元培仅仅免去了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并没有将他从北大开除

1919年3月26日，蔡元培、马叙伦、沈伊默等在汤尔和家开了一个会。这个会被知识界视为是“北大决定陈独秀去留的一次会议”。会议的讨论细节，现在已很难具体还原。作为与会者的汤尔和，曾在给胡适的信中追忆当日，说得也很模糊，“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指陈独秀）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唐宝林、陈茂生编著的《陈独秀年谱》也说得很简略，“开始，蔡颇不愿撤陈独秀的文科学长职；汤则以所传陈嫖妓之流言，猛烈攻击陈‘私德太坏’。蔡因是‘进德会’的倡导者，遂为汤议所动，决定撤陈。”
会议内容虽然模糊，但讨论的结果则是清晰的，蔡元培并没有作出开除陈独秀的决定，而仅仅是通过改组北大“学长制”为“教务长制”的方式，体面地免去了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长职务——此前北大评议会（包括陈独秀）已决定在暑假后进行学制改革，取消文科学长和理科学长，改设教务长。只是因为发生了陈独秀嫖娼这个突发事件，蔡元培决定将改革提前而已。
事实上，即便没有嫖娼事件，陈独秀的北大文科学职务也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担任文科学长前后两年时间里，陈独秀结怨颇多。据当时在北大教哲学的梁漱溟回忆，“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讨厌他，校内外都有反对他的人。”此外，陈独秀在北大期间没有写过一篇学术文章，校内教师早有不满。更要紧的是，陈独秀任内推行的废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换聘约、不允许发放讲义等改革措施，严重得罪了一批教师。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与陈独秀同时身陷嫖娼门，辜鸿铭、刘半农、邓之诚纳妾，但没有人找他们麻烦，只有陈独秀一人成为众矢之的。从这一点即不难看出，陈独秀失去文科学长之职，嫖娼不过是个导火索而已，并非主因。…[详细]
嫖娼事件发生一年后，陈独秀才抛下北大历史系教席，离京南下

有研究者说，陈独秀不做北大文科学长后，被聘为“北京大学附设国史馆编纂处编纂股主任”，这是不确的。陈独秀到国史馆任职是在1918年12月，是在嫖娼事件发生以前。1919年8月，国务院将国史馆收归麾下。此时陈独秀尚在狱中，自然失去了在国史馆中的职务。但陈独秀不任文科学长后，依旧留在北大，则是可以确定的。《胡适口述自传》说，“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期开一堂宋史新课。”蔡元培请陈独秀到北大借重的是其社会声望，陈独秀到北大后也未曾开课，所以此时给假一年，让他编写教案，是确有必要的。
陈独秀具体何时失去在北大的教职，目前尚难以断言。“五四”运动前后，陈明显地转向共产主义。1919年6月11日，陈因散发传单宣传“过激主义”，被政府逮捕。随后各方声援陈独秀（嫖娼事件显然没有损害他的社会声望），直到9月16日获得保释出狱。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周回溯说：“在这之前，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至此遂以违警见捕，本来学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时蔡校长已经出走，校内评议会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凭陈氏之辞职，于是拔去了眼中钉，反动派乃大庆胜利了。”周作人站在朋友的角度，言辞间有回护陈独秀之嫌，但他的回忆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让陈独秀去职不是蔡元培的本意；2、至少在5月9日蔡元培辞职出走前，陈独秀依旧在北大保有教职，未被开除。换言之，陈独秀离开北大并非因为嫖娼，而是因为蔡元培的出走。
陈独秀出狱后还处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之下，所以只好在1920年3月，在李大钊和高一涵的掩护下，由天津回归上海，彻底离开了北大。陈独秀在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后整整一年，才离京南下，显然与嫖娼事件没有直接联系。…[详细]

1920年3月，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从左至右）合影。
至于中共的成立，陈独秀个人是否左倾，更非关键

将中共之成立与“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联系起来，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胡适。胡适当年持此说，尚有可原之处，毕竟他并不清楚中共成立的复杂实情。在今天，在关于中共的成立经过，已有相当充分的研究的情况下，知识界仍热衷于将中共之成立与“陈独秀因嫖娼离开北大”联系起来，则实在是太过于轻薄历史。
胡适自己当年也曾一度对苏联颇有好感，遑论影响陈独秀“不致十分左倾”

对于北大免去陈独秀文科学长一事，胡适一直念念不忘。直到十几年后的1935年，胡适还在给汤尔和的信中说，“此夜之会（指1919年3月26日的会议），先生记之甚略，然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陶孟和）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虽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胡适言下之意很明显，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在以他为首的一干“自由主义者”的包围之中，陈绝不会彻底左倾，也不会离京赴沪，更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
且不论胡适的推论是否能成立，仅以这封信的内容而论，胡适就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1927年，胡适访苏，并与蔡和森、刘伯坚等长谈后，一度对苏联怀有好感。他在给朋友张慰慈的信中说，“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 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另外，胡适对苏联的教育颇为赞赏。
陈独秀获知胡适的态度后，也是大为兴奋。他发表文章，“反赤军势力下之北京国立各大学,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学希望，同时,胡适之由赤俄写信给北京一班主张‘仇赤友白’的朋友说：‘我看苏俄的教育政策，确是采取世界最新的教育学说，作大规模的试验。’”由此可见，胡适至少到1927年为止，还没有对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有特殊的恶感。那么即使陈独秀一直在北大，胡适也是不会阻止这位老朋友的“左倾”的。…[详细]
陈独秀离开北大与否，南下与否，都不会影响共产党的诞生

重新说到胡适给汤尔和的信上来：究竟是不是陈独秀不南下，中国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了呢？显然不是。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前，中国至少曾有6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存在，其中成立最早的是1911年11月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此外还有中国无政府共产党、支那共产党、重庆共产党、中华共产党等。
此外，1920年在法国，蔡和森等人就明确提出，要走俄国革命道路，组织共产党，实行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蔡和森与王若飞等合作，共同建立了工学互助社。周恩来、赵世炎到法国后，也在留欧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国内的社会主义组织也相继出现，如在北京有李大钊、张申府等建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汉有陈潭秋、董必武等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长沙则有毛泽东、何叔衡等的秘密组织。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毕业摄影。前排右三为陈独秀。
在共产主义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建立的同时，共产国际也有意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9月，俄共（布）东方民族部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国派遣信使”。信使维经斯基来华前，共产国际给予的指示是：“向中国介绍苏俄的远东政策、远东共和国情况；帮助中国分散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集中起来，组织为统一的共产主义政党；召开一次全中国的革命代表大会；变卖珠宝，用部分所得款项创建一个印刷厂；以上海为中心，联络中国各地的组织，联络日本、朝鲜等地的组织。”维经斯基先后与吴佩孚、陈炯明和孙中山有过接触。换言之，中共的成立，是多条线索共同作用的结果，陈独秀的个人作用远非关键因素。维经斯基之所以最终找到陈独秀，以他为核心将当时中国各地的共产主义组织集合在一起，建立中国共产党，与陈独秀因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知识界积累的声望有极大的关系。但即便没有陈独秀，共产党的成立，在当日也是不可避免的。…[详细]
参考资料：《胡适往来书信选》、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徐希军《陈独秀离开北大的象征意义》、李玉贞《与中共建立有关的俄共（布）、共产国际机构和人员》、朱洪《陈独秀对胡适的三次争取》、薛衔天《共产国际的建党策略与中共建党途径》等。
结语
“陈独秀嫖娼事件”，其本来面目已然不清；与其离开北大，同样缺乏直接联系；陈离开北大，与中共的成立，更非关键因素。所谓“陈独秀嫖娼改变中国历史”，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推演罢了。

废除中医乃民国历届政府之共识
近年来，“中医”之存废已成常态热门话题，甚至出现了“美国承认策划了消灭中医的阴谋”这般匪夷所思的谣言…[详细]。其实，无须美国“策划”，揆诸历史，民国历届政府，已无一承认“中医”。
“废除中医”，是民国知识界的共识

最早提出“废除中医”且产生一定影响者，当属晚清国学泰斗俞樾。俞氏于1879年撰成《废医论》一文，明确建议废除中医；晚年又增补一篇《医药说》，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尽废”。俞氏生活的时代，西医在中国影响力极微，俞氏本人对西医也无多少了解。其提出“废除中医”，并非以西医为参照，而是基于其个人对中医赖以依存的“理论经典”如《黄帝内经》等著作的深入考据。譬如：在俞氏看来，中医所谓的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各种“理论经典”众说纷纭，并无一致意见，甚至连脏腑的具体名目，也不尽相同，天下中医却无不以脉象为诊病依据，这实在是很荒唐的一件事情。但俞氏不否认某些中医药方对治病有效，所以，在批评中医“医道”乃虚幻之物的同时，也保守地认为“药不可尽废”。
俞樾的弟子章太炎、章太炎的弟子陆渊雷，均曾深入研究中医的各种“经典理论著作”。二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废除中医”的口号，但其对中医的基本态度，与俞樾其实完全一致。譬如：章太炎认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阴阳五行说，根本就是扯淡，《尚书》、《周礼》中拿五行来配五脏，只是为了祭祀，跟治病没半毛钱关系。《黄帝内经》超过四分之一的内容在大谈五行与脏腑的关系，进而推演出种种治病之法，完全都是谬论，其书乃是垃圾。故而，章氏告诫门下弟子，若学习中医，千万不要去学什么中医的医理医道，那都是骗人的，只可去学中医的药方，而且对这些药方的有效性，还需重新进行验证。陆渊雷是民国年间提倡“中医科学化”的领军人物，与中医界关系相当密切，曾与主张彻底废除中医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激烈论战，但即便是他，也同样认为，中医的所谓“理论基础”，完全是“凭空结撰”而来，只有药方，因有数千年不断试错的经验在其中，尚值得学习总结。

康熙皇帝画像。1693年，康熙罹患疟疾，宫内御医束手无策，后赖耶稣会传教士使用西药金鸡纳霜，方才好转。
其实在晚清民国，并不止俞樾、章太炎等国学泰斗对中医的理论基础持否定态度。事实上，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许多知名学者都曾努力钻研过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试图找出其中的合理之处，以建立一种科学的学术体系，但结果无不铩羽而归。如严复认为中医的理论基础，“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乃是自我臆造，并无临床实证为依据。梁启超则认为，中医建构在荒唐的阴阳五行学说上，“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态度最激烈者，当莫过于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的抨击，在陈看来，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又“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动辄拿“古方”说事，“其术殆与矢人同科”——“矢人”，即造杀人之弓箭的工匠。在陈独秀看来，所谓中医，与杀手乃是同义词。此外，一心欲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寻求民族自信心、寻求救国之道的梁漱溟，同样对中医表达了激烈的难以认同：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
概而言之，除了中医界，批判中医、废除中医，实乃民国知识界的共识。…[详细]
废除中医，也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终民国之世，无论中医业界如何抗议，如何运动，中医始终无法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无法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可以说，否定中医、废除中医，乃是民国历届政府的共识。
北洋政府治国16年，一直坚持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

中、西医之争，自晚清始，至民国已在政、学两界基本形成共识。1912年7月，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议，制定新的《壬子癸丑学制》，首次明确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11月， 当局又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其中医学、药学两大学科各开设有数十门课程，中医、中药不在其中。

民国史学大家陈寅恪。陈先生对中医之无科学性深恶痛绝，曾谓：“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此种设置，曾一度引发当时中医业界的恐慌与抗议，并联名上书教育部，要求增设中医课程。当局不但无视此种抗议，更于1913年由教育总长汪大燮出面，否决了中医界申请注册“北京中医学会”的要求，汪大燮并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指将中医纳入教育系统）一节，难以照准。”事情最后闹到国务院，国务院的回复比汪大燮柔缓，虽声称未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同样明确表示，正规教育系统所定课程，须“先其所急，（对中医）致难兼采”，换句话说，中医界自己愿意怎么玩都可以，但当局绝不会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基于当局的此种态度，1915年，曾有中医界人士自行创办中医学校，要求当局立案注册。北洋政府的应对之策，是将此类学校视作卫生机构，划归内务部管辖，教育部则仍持拒绝接纳之立场。此后数年，中医界自行创办了不少中医学校，但没有一所中医学校，得到过教育部的承认。中医界曾在1925年发起过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要求将中医纳入正规教育系统，但教育部的回复是：“（中医）不合教育原理，未便照办”。概而言之，北洋政府时代，虽处乱世，教育总长如走马灯般不停更换，但当日的教育界人士，坚定反对中医的立场，却始终未变。历届政府，对教育部的这种立场，也一直是支持的态度。…[详细]
国民政府直到1949年，始终顶着压力，未让中医进入正规教育系统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民国进入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政府在政治立场上虽然是北洋政府的对立面，但在对待中医的态度上，却始终如出一辙。此前偏安时，已出台过取缔中医施行细则及禁止中医进入大学法令。北伐完成，迁都南京后，中央卫生会议又一度作出“废除中医”的决定——事件的起因，是国联1928年来华考察，发现偌大中国竟然没有卫生部，提出批评；政府及国人也深受刺激，决定成立“全国卫生委员会”。要成立该机构，首先就需要解决“谁有资格算医生”这个问题。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商讨这个问题，委员们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中医从业者严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故而不具备医生资格，国家应该逐步废除中医。但考虑到目前国内西医数目有限，难以承担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故决定不搞一步到位，而以40年时间为限，来逐步废除中医。
中央卫生会议“废除中医”的决定引发了全国中医界的大恐慌，随之掀起大争论、大抗议。虽然国民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公开表示对中医并无歧视，并解释称“废除中医”的提案虽获通过，但暂时不会执行，然而另一方面，不久之后，教育部和卫生部又有通令，禁止中医参用西药及西医器械，并将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其使用学校名称，不得列入学校系统，中医医院须改称医室。1931年，在冯玉祥等落魄政客的投机性支持下，南京曾一度设立过“中央国医馆”，但始终未获教育部及卫生部的明确支持，与“中央国术馆”（也是冯玉祥投机性支持设立，收拢了一批民间武术界人士，曾上演过一场少林大战武当的闹剧）一并迅速衰微。

左：民国反对中医之领军人物余云岫(1879-1954)；右：余氏批驳中医之名作《灵素商兑》目录。因余氏深通中医“理论经典”，故该书对中医医理、医道的批评入木三分，以至于中医界只得破口大骂余氏做了“洋人的孙子”。
1933年，中医界再度要求国民政府仿照《西医条例》，制定《中医条例》，实际上是要求政府表态承认中医的合法医疗地位。但被行政院长汪精卫等人否决，汪氏认为：颁布《中医条例》，“不但有关国家人民生命，亦有关国际体面，若授国医以行政权力，恐非中国之福”。后虽在冯玉祥等失意政客的投机运作下，于1936年终于颁布了《中医条例》，但其中规定：中医资格的认定，须从中医学校毕业获取证书；而中医学校，特指在教育部备案或地方教育主管机构立案的学校。鉴于教育部自北洋时代以来，始终坚持将中医拒之门外，实际上意味着按这一《中医条例》，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都不可能获得中医就业资格。当局在条例上玩弄这种花招，正可说明其废除中医的坚定决心。
此后抗战爆发，当局虽出于战争救护需要，对中医界多有言辞褒奖，但在实际措施上，仍坚持之前的既定政策，不许中医设学校、办医院、登广告之外，并成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由政府组织考试，未通过者不许行医，此种审查，一度使绝大部分中医从业者丧失了从业资格。1943年，中医界曾一度取得“短暂的胜利”，终于在国民参政会上将《西医条例》和《中医条例》合并成一部《医师法》，但该法到1946年，又被卫生署否定，新《医师法》重新规定：中医一律只能称“医士”，不许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西药。同年，教育部还取缔了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和上海中国医学院等三家机构，理由是这三家中医学校未经教育部批准，系“擅自设立”。中医界再度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医有办学的权利，但遭到冷遇，无功而返。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大陆，中医始终未能获得教育部和卫生部的正式认可。…[详细]
需警惕的是：民国政客对中医常持两面派立场，公开认同，内心实则未必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代，中国已步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代，国民党政客在对待中医的问题上，多持两面派立场，其言论往往不足以说明政府对中医的真实态度。远者，如孙中山虽多次公开发表尊重中医的言论，但也曾屡次明言，“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病重之际，反对中医的胡适来劝他对中医“不妨一试”时，孙的回答则是：“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后世中医多以孙中山临终前夕曾看过中医为根据，称孙支持中医，但这其实不过是孙被西医确诊为肝癌晚期，已无可救药之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罢了，并不代表孙对中医的真实看法。

冯玉祥。冯政治失意后，屡在“传统文化”上做文章。冯虽对外推崇中医，但其本人屡受中医戕害，如1905年腹部生疮为中医所误，后转至北京教会医院，方才治愈。
近者，如汪精卫，因同意孙中山临终时“病急乱投医”去看了中医，曾招致学者汤尔和的抨击。为廓清责任，汪氏公开刊文反驳汤尔和，骂他“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但汪精卫内心里对中医其实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汪氏公开讲：“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以现在提倡国医，便等于用刀剑去挡坦克车。”
最典型者，莫过于蒋介石。1929年“废止中医风波”中，蒋氏曾对前来请愿的全国中医代表们明确表态支持中医，但这种表态并不代表蒋对中医的真实看法，更多的代表了蒋的现实权谋——据林森讲，此次中医界到南京请愿，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第一件引起全国反对的大案件”，牵动中央地方许多利益，为此，“四川方面有过一个电报到中央，说四川的经济以国药出产为大宗，要是一旦废止中医药的话，就会失去四川民心。”叶楚伧也讲：“北伐底定以后，忽然有一部分西医提出废止中医问题，动摇了民间拥护政府的情绪，引起好多人因此事而反对政府，使政府受到许多打击”。蒋既不能单纯从学术层面考虑中医的存废；中医请愿代表又别具心思打出“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的民族主义旗帜，并祭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招牌，高呼中医就是“三民主义”，就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等口号，将学术问题扯入政治领域，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蒋介石，也就只剩下支持中医这一种选择了。但有意思的是，蒋对中医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虽时常发表支持中医的公开言论，但直到1949年败退大陆，中医也没能如愿以偿进入国民政府的正规教育系统。事实上，蒋晚年在台湾的医疗小组，乃全部由西医组成。…[详细]
结语
毛泽东在1949年说过：“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新事物必然代替旧事物”；但到1954年7月9日，刘少奇转而指出：“歧视、排斥中医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的表现”，自此，中医的存废已与学术无涉，完全成了政治问题。迄于今日，关于中医的种种争论，实不过是政治铁幕消失后，民国往事的翻版重演。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2009.06.30 19:48
来源： 作者： 字号：【 大 中 小 】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邓小平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36〕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74〕。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75〕。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

揭秘1977年为“四人帮”自杀的北京市公安局长2012年07月13日 07:31
来源：湖南文史 作者：蔡明忠 字号:T|T7095人参与 11条评论 打印转发
人们没有被吓退。9点以后，广场上至少群集有十几万人，他们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推翻市公安局的广播车，点燃了“联合指挥部”的汽车。

就在天安门广场热血沸腾的时刻，“四人帮”及其爪牙也在策划“反击”。

他们在中山公园成立了新的民兵指挥点，在28中学设立了公安局的西部指挥部。出动民兵5万人，警察3千人、卫戍部队5个营，分别驻扎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28中学、空军招待所等处待命。

晚8点左右，临时设在历史博物馆内的“联合指挥部”通过电话落实各路队伍的集合情况。

9点29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镇压的命令。待命已久的警察、民兵、部队一齐出动，包围了天安门广场。广场西侧的数百名警察，首先冲到纪念碑附近，包围了集中在纪念碑前的群众。一时间，木棒、皮带雨点般地落在手无寸铁的群众头上、身上。纪念碑周围，呼喊声、怒骂声、追打声、惨叫声混成一片。

一阵腥风血雨的镇压之后，200多名被抓的群众一个个被推进吉普车，开往关押的地方。

在刘传新的指使下，清明节期间公安局在天安门广场上偷记的115辆小汽车的号码，涉及到中央、国家机关、部队等80多个单位，全部受到追查，一直追查到叶剑英、刘伯承等同志身上。公安局还搜集了天安门广场的诗词原件583份，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抄件6．6万多份，照片10．8万多张。从这些材料中，选出重点600余件，总计立案追查的1984件，先后拘捕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群众388人。在公安局内部，干警受到拘捕、隔离审查的15人，受到各种方式追查的多达600余人。全市在“双追”中涉及的群众数以万计，副部长和军级以上的干部被触及的近30名，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徐向前、胡耀邦、廖承志、余秋里等同志。

刘传新因为“双追”有功，颇受“四人帮”的赏识，江青夸奖他“干得好”。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加紧纂党夺权的部署，刘传新也及时地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他曾多次提出要注意“手中掌握一部分权力的党内走资派”，要警惕“能调动车、马、炮的人搞武装暴乱”。毛主席逝世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棍棒1050根，机动车270辆，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真可谓磨刀霍霍，随时准备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

积怨的火山总有一天要爆发。1976年10月的一声霹雳，炸开了中国上空漫天的云雾。

1977年初，随着社会上要求把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呼声日益高涨，北京市公安局的大楼里也爆出了公开向刘传新宣战的火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有人贴出了“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局内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刘传新充当“四人帮”的刽子手屠杀人民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经北京市委批准，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

一贯神气十足的刘传新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现出了政治赌棍满盘皆输后的原形。他毫不隐晦地发出了伤感：“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的确，在“四人帮”的庇护下，刘传新曾风光多时，不可一世。他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每句话都落地有声，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干部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他场合。

刘传新在接受审查期间，神经十分脆弱。5月18日，当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

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的全体干警都聚集在北京体育馆内。人们不时地向主席台方向翘首观望，一个小时过去了，大会仍然没有开始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互相询问。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个令人惊愕的消息：刘传新自杀了！

1977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刘坚夫出任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长。9月，原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出任党委副书记、副局长。11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

从此，北京市公安局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