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与官怨！ 2013-12-31 08:06:43 归档在 我的博文 | 浏览 49214 次 | 评论 25 条
如今，在生活中我们感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怨气”：上下班堵车有怨气，加班加点有怨气；网上有怨气，网下也有怨气。工人、农民有怨气，学生有怨气，连公务员也怨气不小。
在民怨沸腾的同时，又有一个新的群体，他们的怨气一点儿也不必老百姓少，那就是“官怨”。与一些有一定级别的官员吃饭，几杯酒过后就开始听他们发牢骚。有些官员“怨上级”、“怨下级”、“怨体制”，觉得自己比农民更无辜。农民有怨气常常越级上访，官员有怨气往往投诉无门。
拿南京人来说，四年来古城南京的开膛破肚一刻也未曾停休，无论是民怨，还是官怨，抑或商怨，都像秋天堆满地面的黄叶，越堆越多，越积越厚。有南京市民称全城“秋叶与灰土齐飞，苍天共黄土一色。”终于这些怨气随着季建业的倒台而暂时消停了。
在一般人眼里，当官的权力大、职业稳定、油水多、社会评价高，应该是怨气较少的群体。为啥官员也有怨气？
中国是个延绵2000余年的官主社会，是官僚制度的故乡。靠官一直比法制和制度靠谱。领导的看法就是最大的法。所以老百姓有了冤屈，信不过法院，倾家荡产、拼死拼活也要找更大的官告状、上访。官风和官德的好坏，直接影响了民风、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的好坏。
前不久习近平在山东视察，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对联以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其实在习总眼中，一个地方的好坏也全靠官，制度是次要的。在最高领导者的心目中，封建时代官吏尚有这样的认识，今天号称拥有宇宙真理、自信多得一塌糊涂的执政党人，应该比那个境界要高得多吧？
如今，中央八条规定出来后，不让大吃大喝了，不让请客送礼了，不让出差借机游山玩水了，过节不许铺张浪费了，台历挂历不许印了，高档酒店餐饮门可罗雀了，高档烟酒跌价了，连公共场所都不能吸烟了。官儿，好像没当头了。
同时，盯官的人倒是更多了，网上反腐曝光的力度在不断加强，众目睽睽之下难免有闪失。湖北高院一庭长与女律师开房被曝光，沈阳卫生局局长和妇婴医院女院长开房被曝光，二人皆因此丢了乌纱帽。看来偷情有风险，开房需谨慎。实在憋不住，那就搞车震！
有人统计，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3 /200。也就是说，司法人员和官员的犯罪率分别是民众的6倍和2倍。有人说，当官成了一个危险的职业。
难道官不聊生的时代，真的到来了？
其实，只怪原来当官太舒服了。当官既然好，当然要听话服管，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勤拍着舔着点儿没坏处。当然有时心累、不痛快发发牢骚也无妨。官不聊生还只是一个“中国梦”。只要还没有把权力关进笼子，或者锁笼子的钥匙还没有掌握在老百姓手里，只要你别太贪，只要你别站错队，那么当官就无疑还是一个最稳定、最有油水、相对来说最安全的职业。
民怨也好，官怨也好，整个社会好像都是怨气十足，似乎没有什么人没怨气。不过，民怨和官怨则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种怨气：民怨是一种无奈的呻吟，而官怨则是一种矫情的撒娇。呻吟到死可能也没人搭理；而撒娇，上面则心领神会。
@老徐时评，精彩时评！请关注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微博：老徐时评
请关注微信公众帐号：laoxushiping
请关注凤凰博客、新浪博客：老徐时评

[31 12:18] 四圈: 美网友热议中国反腐：美国什么时候能有“中纪委”？
[31 12:21] 四圈: 除了股市，中国已经进入一个难得的“清明时代”。
[31 12:22] 四圈: 管不好股市，早晚也得被“纪委”。

[31 13:11] 雄起广州7万入库: 美国没有中纪委也照样可以查尼克松克林顿

@作家草军书 沈阳卫生局长与医院女院长开房这事在官场太平常太普遍，视频那么详细，显然是被谁特意盯上了。女院长愿意主动贴钱开房让局长睡，是因为局长能决定她前途利益。卫生局长调她去任何一家医院，一句话的事；教育局长调教师去哪个学校任职，一句话的事。关键还是权力制约问题。如果没权力，谁愿让这糟老头睡

童工黑工背后：劳动力缺口被夸大
珠三角近期接连被曝光企业违法雇佣东南亚劳工和国内童工，用工荒真的已经需要童工和黑工来填补吗？而调查显示，国内劳动力供应在2020年前并没有特别大的缺口。
珠三角童工黑工填补用工荒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工人回家过年，最难过的无疑是老板们。本来就被人力成本压得喘不过气来，工厂如果再停工，企业经营就成了问题。此时，廉价的东南亚黑工、中国童工竟然成了应对“用工荒”的对策。
据媒体报道，珠三角一些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招工不力的情况下，转向聘用东南亚“黑劳工”。这些东南亚劳工在中国可以获得比本国工资高出一两倍的收入。而中国老板也只需要付出国内工人三分之二的成本就可以招聘到工人。而且他们每天可以工作十五六个小时。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其中明确规定：企业若需要引进外国人，只能是中高端人才，不能是低端劳务。而对未办理手续擅自聘用外国人的用人单位，公安机关在终止其雇用行为的同时，可以对用工单位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承担遣送私自雇用的外国人的全部费用。
尽管违法成本不低，但对于遭遇“用工荒”的珠三角工厂，和极度渴望来中国赚钱的东南亚劳工，这种违法的利益链难以轻易斩断。

比洋黑工更好用的，恐怕要算中国童工了。仍然在珠三角，深圳一家名为可立克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被调查出使用童工。
这些大概只有12岁左右的孩子，每天工作12小时，每个月的工资为固定的2000元，没有任何加班费。这些过完彝历新年的孩子，往往能够在这种企业工作两三年。
使用童工的违法成本更低。根据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规定》，使用童工从事营利性生产劳动的，每使用一名童工，罚款600-1200元。
看起来童工和黑劳工既可以满足企业政策生产，又能够降低人力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但中国的劳动力真的紧缺到需要童工和黑工来填补的地步吗？
现实劳动力缺口并不严峻

一提到“用工荒”普遍认为是人口结构变化导致劳动力供应不足。不过一些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的劳动力结构确实在发生逆转，但在2020年以前，并不会出现巨大的劳动力供应缺口。
2004年开始，由于出口大幅增长，沿海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激增，超过了劳动力供给，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开始产生。
2008年，虽然经济下滑导致劳动力需求放缓，但就业供需形势并没有明显逆转。此后在刺激政策下，劳动力需求继续回升，供给紧张的状况进一步扩大。
2013年，劳动力供给开始转向负增长，但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在增加。海通证券预计，2013年以后，每年新增劳动力需求在1000万以上，而劳动力供给却每年减少100万以上。到2020年，预计每年减少400万以上。

不过海通证券数据还显示，目前每年从农村转入的劳动力也有将近1400万，这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城镇就业处于紧平衡状态。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增速减缓至6.5%左右，普遍担心的“就业”红线也不存在。
海通证券预计，按照当前的人口速度，中国农村“被就业”的1.4-1.6亿农民将在2020年前后被吸收殆尽。届时，中国经济将完全跨入一元经济时代。
这也意味着，在2020年以前，中国的劳动力缺口问题并不十分严峻。所谓“用工荒”并非劳动力供应上出现了问题。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童工、洋黑工这样的问题？
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升级

即使算上违法成本，企业使用童工和黑工的成本也远远低于雇佣国内工人，在制造业利润逐步走低的情况下，选择童工和黑工是市场的选择。除了相关部门严格监管和执法，不能完全用道德标准去衡量企业这种行为。
廉价的东南亚劳工，已经是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的有效补充。与其让非法利益链攫取暴利，不如探索新型劳务合作管理模式，让他们进入中国取得合法务工资格，特别是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监控和保障。
在劳动力供应偏紧的情况下，廉价的劳工会进入底层产业，弥补劳动力供应缺口。而国内工人为了竞争，也会主动提高职业技能。不过这需要政府对企业提供更多职业技术培训优惠，否则企业很难有动力。
童工的出现令人心酸之余，更多需要反思。报道中获悉，家长普遍知道孩子出门打工。这是对教育体制的讽刺。提高教育质量，是人口红利升级到人才红利的关键。不能让孩子在12岁的年纪就对教育和学习失去信心。
中国目前并没有权威的青年人就业指标，但从每年应届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可以看出，就业市场并不认可目前大学生的整体素质。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教育无用”的观念，进而刺激童工现象的蔓延。
即使如此，黑工和童工也无法解决中国劳动力市场失衡的问题，只能算是一定程度上的补充。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提升劳动者素质和待遇是重中之重，弥合长期以来产生的二元结构下的差距。
过去中国经济主要靠工业投资驱动，主要依赖于廉价劳动力和资金，特别是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令农民工更多参与低端制造业的工作。但目前这些传统因素正在消失，尤其随着富士康等大型企业从沿海迁向内陆，西部省份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水平，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出现返乡潮。

而新一代农民工在获得更多教育机会的同时，对于从事低端制造业的意愿并不强烈，这对企业潜在的用工成本增加构成压力。此外，如今的大学生数量也从10年前的100万上升到700万，相当于一半新增劳动力，更意味着人力资本的崛起。
从12年上市公司新增就业看，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个领域，意味着未来必须发展和人力资本匹配的服务业经济模式。这就对接下来的改革推进提出了更大的要求。
接下来打破国企垄断、真正释放效率、发展服务业，不仅可以解决就业压力，还可以减轻经济对于投资的依赖，进而降低债务杠杆率。至于放开计划生育和延迟退休等政策措施，难以在短时间内起到成效，将需要长期规划和调整。
结语
中国亟待从依靠“人口红利”过渡到依靠“人才红利”。预计接下来简政放权、发展服务业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就业将成为改革计划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本来看这篇文章很好，但竟然又遇到了一个什么“雄起广州”的玩意不断发垃圾帖子，我看帖的兴趣立刻没有了。
有人是找一个借口攻击“计划生育”来做幌子，但他们本质是国外利益集团“趁火打劫”中国计划的一个马前卒。

他的是主贴，在前面，你凭什么说你看的兴趣没有了？难道你看帖倒着看，先看后面的？你这就是造谣污蔑说谎话

我是商人，我推动生育政策改革 (2014-01-03 08:28:53)转载▼
标签： 财经
梁建章：我是商人，我推动生育政策改革
2014-01-02 10:59:01 南方周末

我们先谈谈“是”是什么的问题。
《说文解字》里，“是”指的是夏至时分太阳走到空间的基准点上。由此，“是”引申出“正确”、“善”等含义。《淮南子》中有“立是废非”的说法。“是”还意味着“遵从、以之为法则”，《荀子》中有“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之语。
我们已经很少谈及“是”的上述含义了。尽管，“是”也许是我们使用最多的汉字。我是教授，我是政协委员，我是商人，我是官员……当人们习惯用这样的句子向别人介绍自己，却往往忘记了“是”字之前，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我”，而“是”字之后，是这些称谓应该正确遵从和恪守的职业法则。
这也就是南方周末为何以“我是”为纲，来编辑这一期报纸。我们让17位著名或不著名的人士来阐释“我”，更阐释他们的人生规则。他们或是“兢兢业业”，向内寻找本职工作的意义；或是“不务正业”，向外拓展人生价值的外延。无论向内还是向外，他们都在遵照内心的信仰和规则，确立自己的“是”，写下大写的“我”。
我是什么，我便拥有什么样的时代。

我是抱着做企业的心态去研究人口问题的，我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
微博上，我有两个账号，区分着我的两个身份：一个是“携程梁建章”，7万粉丝，发了40条微博；另一个则是“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59万粉丝，发了700多条微博。
“关注人口问题”的这个梁建章显然更忙。最初，我是这样对朋友季琦说的：“本想闷声做几年学术，不过人口政策的调整真的要尽快呼吁。”
我是个喜欢研究问题的人。2007年，携程在纳斯达克上市，在国内几乎没有对手了。自己还年轻，也不缺钱，我于是决定去美国读书——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一开始的研究方向还是创业、人力资源等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被一连串的数据震惊了：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以及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在育龄夫妇大多是双独的上海，生育率已降到世界最低值0.7。中国未来面临的是人口萎缩而不是人口爆炸。
我曾和朋友在云南捐助希望小学，欢送仪式上那一张张灿烂的笑脸至今难忘，一份教育部的报告却又让我沮丧：2009年全国小学的数量比上年减少了2万多所，小学生则比上年减少了260万。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老化后，年轻人相对老人的数量将迅速减少，整个社会的创业与创新能力也会随之衰退——中国的人口问题如此紧迫，让我决定出来行动。一开始是当作纯学术问题来考量，后来当作社会问题来做。
我是抱着做企业的心态去做这件事的：它有一定风险，但对社会影响巨大，值得去做。我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责任，尽责任去改变现状。
同样，企业家的视角也让我选择了不一样的路径。我喜欢用严谨的统计和数据分析来研究社会问题。以往质疑现行人口政策的人，大都是从人权、法律等角度出发，但经济这个角度没有讲得很透彻。我希望从这个角度切入——经济学讲究人的自由选择，用经济来调节人的选择比较合理；采用行政命令，往往会对社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我觉得政府也更容易接受这样一些观点。
我也给自己下一个可控的指标：经过一段时间，让人群中70%到80%的人都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需要改革，至少是放开二胎政策。到那个时候，民意如此，我相信决策层再不动不太可能。
011年，我和北大教授李建新合写一本书，使用的就是这种跨界的合作方法：李建新从社会学的角度，我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共同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
后来，我又联合了许小年、陈志武等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共同签署了一份建议书，呼吁尽快进行生育政策改革。经济学家的声音以前是没有的。
最近的这几篇关于张艺谋超生、河北喝农药自杀的“超生”父亲等文章，也都是与黄文政合写的。他是北京某金融公司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擅长从环境资源的角度做一些推理，也是出于责任感在花很多时间做这个事情。
坚硬的制度在一点点松动。2011年，我的《中国人太多了吗？》一书被几家出版社拒绝。一年后，这本书得以出版，社会上反思人口政策的声音也慢慢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来谈论，如任志强这样的网络“大V”，还有陈志武这样的经济学家。
2013年，中央决定启动实施“单独二孩”政策，这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重大调整，让人欣慰。但我还是认为：步子仍可以更大一些。
我们希望国家能认识到“孩子是最珍贵的资源”，也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的一个新起点。此外，像征收社会抚养费这样的政策也该结束了。
（南方周末记者范承刚采访整理）
===============================================
推荐两本书：《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危局：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联合国人口司前官员：政策调整难阻中国“未富先老” (2014-01-09 13:36:13)转载▼
据《参考消息》1月9日报道，【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1月7日文章】题：取消独生子女政策可能太晚了(作者联合国人口司前司长约瑟夫·夏米)为了缓解未来几乎确定无疑的迅速老龄化、劳动力减少和性别失衡等问题，中国政府已经调整其独生子女政策。这一决定表明，不管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为何，政府都不能避免人口变化的可怕后果。这种在人口政策上的中途调整将产生微弱的影响，因为中国正在以比其他国家都快得多的速度走向老龄化。这一点，再加上减少的劳动力人口和危险的性别失衡，将给政府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

　　新政策将允许夫妻中任何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再生第二个孩子。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原因是担心迅速增长的人口将给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努力带来沉重负担。

　　由于过去40年出生率和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国的平均寿命已经提高10岁，达到75岁。由于生育率大幅下降，而人们的寿命不断提高，中国的人口过去40年里迅速老龄化。采取独生子女政策还加速了中国青少年人口比例的大幅下降，从1970年的40%下降到了如今的16.6%。

　　与之相比，15-64岁的工作年龄人口从56%增加到了73%，大大高出更发达国家62%的平均水平。这种非同寻常的年龄结构转变使得中国可以大大获益于人口红利，这是一种由于需要供养的儿童和老年人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出现的短期生产力优势。过去40年中，中国的供养比例(即供养每个退休人员的工作年龄人口)很高，从最初的14个工作年龄人口供养一名退休人员，到现在8个供养一个退休人员，而相比之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供养比例则是3：1，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为5：1。

　　决定中国未来人口的关键性因素是生育率。如果中国目前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大约1.6个孩子的水平保持下去，中国的人口在12年后可能达到14.4亿的峰值，然后就会开始下降，到本世纪中叶可能达到13.3亿，到本世纪末则为8.68亿。

　　然而据中国官员和一些学者的估计，独生子女政策的放松可能导致每年多出生200万人，大概增长10%，把目前的出生率从平均每名妇女1.6个孩子提高到大约每名妇女生育1.8个孩子。在出生率提高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14.5亿，然后到本世纪末下降到大约10亿。即使如此，人口也将继续老龄化，到2050年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25%，供养率可能下降到2.6个工作年龄人口供养一名退休人员。如果中国决定进一步放宽“二胎政策”，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口可能达到500万，生育率可能能够达到替换水平。在立即替换的情况下，中国未来的人口不会下降，而是将在本世纪中叶稳定在大约16亿。然而，中国人口将继续变老，老年人的比例将增加到20%，潜在的供养比例将下降到3个工作年龄人口供养一名退休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