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央企重组报道

央企或减至80家 国资投资运营公司试点文件年内出台
2017-07-19 09:16:19
来源：凤凰财经综合


据财新报道，国资委正在着手拟定关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配套文件，该文件将把所有央企按照产业集团（公司）、投资公司、运营公司三类划分，文件将于年内出台。“三类公司”从数量上看，大致为产业集团（公司）50多家、投资公司20多家、运营公司2-3家，所有央企都将纳入分类，进行改组或者兼并重组，这意味着未来央企规模可能缩减至80多家。据了解，国资委更希望突出产业集团（公司），且不考虑继续扩大运营公司的试点范围。

6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出国资委要“牵头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实施资本运作”。这意味着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将进一步扩容。

据人民日报援引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报道，“经过试点摸索，央企的功能定位日益明确。未来中央企业将主要分为三类，即实体产业集团、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

那么，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各自干什么？从此前投资公司、运营公司的试点探路可以摸出一二。目前在中央企业层面，共有十家投资运营公司试点，其中八家投资公司，两家运营公司。2014年5月，国资委提出在两家央企进行投资公司的试点，7月首先明确了中粮和国投作为第一批投资公司试点。2016年8月，投资公司第二批试点企业出炉，包括神华、宝钢、武钢、招商局、五矿、保利和中交集团。

在运营公司试点方面，目前有两家主要以基金形式设立的试点公司。2016年8月18日，国内最大的国有风险投资基金——中国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成立，中国国新作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扮演了主发起人和控股股东的角色，基金总规模2000亿元。2016年9月26日，另一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诚通集团，牵头发起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基金总规模达到了3500亿元，基金80%的投资将用于国有重点骨干企业结构调整。如此大规模的国资风投基金、国企结构调整基金，全球罕见。目前，两家试点企业主要管理4只基金，总规模合计8500亿元。

其中，国企结构调整基金已参与了中国国航、中国电建非公开发行项目，发起设立了中国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发展公司；国资风投基金投资了亚太卫星宽带通信（深圳）有限公司等。基金的发起和实际运作，把中央企业、地方企业、金融企业和社会资本等各方资金集聚起来，为央企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供了融资新渠道和投资新机制。

而8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据人民日报报道，在管控模式上，“小总部、大产业”成为趋势，资本运营和资产经营在试点企业分离开来。国投总部变小，原来的14个部门减至9个，更强调集团的投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具体的产业运营则主要由控股、参股的产业集团去承担，并使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中粮总部员工从610人减至240人以内，形成了“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三级管控架构。

据人民日报6月19日报道，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侧重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推动产业集聚和转型升级，优化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投资公司肩负产业使命，未来旗下可能有若干资产千亿元级别的产业集团，甚至包括两三个全球500强企业，谋求相关产业的做强做大。

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侧重提升商业类企业的国有资本运营效率，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运营公司无产业使命，关键是通过市场运营实现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在资本运营中，也会培育新兴产业，但培育成熟后有可能出售或转给相关的国有投资公司。

与此同时，中央企业还将继续保留相当数量的实体产业集团，专注做强实业、做优产业，参与国际竞争。

据了解，针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国资委已明确，试点企业要发挥基金作用，打造国有资本投融资新渠道；发展金融业务，初步搭建起资本运营基础平台；承接划入股权，探索存量国有资本的合理流动。不过，这绝不是要脱实向虚，而是要通过资本的聚集运营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繁荣。

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国资委将按照“一企一策”的原则，明确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授权的内容、范围和方式，拓展授权内容，加强授权力度，但授权不是一放了之，而要权责对等、放管结合。


目前，国资委已明确将精简43项国资监管事项。其中取消26项，今后国资委将不再直接规范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行为，取消中央企业年金方案、中央企业子企业分红权激励方案等事项审批，由企业依法自主决策。下放9项，今后延伸到中央企业子企业的管理事项原则上归位于企业集团，中央企业子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等审批权限也都交给企业集团。授权8项，包括经理层成员选聘、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职工工资总额审批等企业呼吁多年的事项。这些国资委取消、下放、授权的职能，相当一部分将由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来承担。

从管企业迈向管资本，国资委将更加突出国有资本运营。

据人民日报报道，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国有企业历史上全新的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试点投资、运营公司，最终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集中，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集中，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优化配置。”彭华岗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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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拒绝淡马锡模式
据媒体报道，中国财政部和国资委将出台国企改革计划，放弃淡马锡模式，确保国企能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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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7年7月20日 16:58 英国《金融时报》 吴佳柏 上海报道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大部分已拒绝通过金融控股公司——这些公司旨在最大限度提高收益——管理国企，以去掉国企政治色彩的计划。
即将出台的中国国企改革计划是一个最新迹象，表明提高国企效率和盈利能力的目标正居于次位，而首要目标是确保国企能支持政府的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
控股公司的使用是基于新加坡财富基金淡马锡(Temasek)的一种模式，它曾被视为国企私有化与现行制度之间的中间途径。在现行制度下，高管任命要经过中共的批准，而且政治考量往往先于商业考虑。
但据官方媒体《上海证券报》(Shanghai Securities News)周四报道，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SASAC，简称：国资委）计划将淡马锡模式控股公司的数量限制在两三个以内，未来央企规模可能缩减至80多家。

这一即将发布的计划是由财政部和国资委基于2015年通过的国企改革纲领建立的。
国资委现在对淡马锡模式已态度冷淡。据《财新网》(Caixin)报道，国资委不考虑继续扩大运营公司的试点范围。国资委认为推行淡马锡模式会加强中国经济的“虚假”投资——通过在现有资产间转移资金而产生利润，但并没生成新的经济活力。
中国经济
中国经济减速的肇因
瑞银独立经济顾问马格纳斯：作为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支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并使得人们日益担心金融风险的肇因。中国要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就应转变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这要求改革相关的政治、制度框架。

缩减规模也是此次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该计划要求将央企数量从目前的101家减少到90家以内。
Nan Ma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三峡
徐瑾：金融改革要点不仅在于金融体系，更在于国企与财政，要解决资产质量恶化，不仅需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也需要扬弃投资拉动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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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7年7月17日 06:28 FT中文网财经版主编、首席财经评论员 徐瑾

如果中国发生经济危机，那么很可能将是从金融领域爆发。
这一观点近年逐渐成为主流看法，那么问题来了，下一步中国金融改革如何推进？在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本次会议的信号意义相当明显，会议决议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这意味着目前中国官方对于金融风险存在有足够认识，金融安全作为政策底线的看法得到更多共识。
金融安全等说法也在中央经济会议中多次出现，FT中文网日前也组织《中国风险》专题，从去杠杆、金融自由化、房地产泡沫、利率汇率等热点领域不同角度展开讨论。

对善于从官方文件措辞中找到各类暗示的市场人士来说，本次会议被解读为规则最高，条文更被逐句分析，唯恐诠释不够——但从历史来看，国家主席出席金融工作会议并非没有先例。回看本次会议要旨，核心在于重申金融安全，代表了重视金融风险、强化与改善未来监管以及对慎对金融创新的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当务之急，在于辨别可能风险，降低金融危机出现的不确定性。在今天，金融和产业难以分割，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分类其实过于落伍，问题在于中国金融系统中，谁在花钱，谁在挣钱。
新兴市场
投资新兴市场十大风险
经历了严峻的1月和2月后，新兴市场近来多数资产类别似乎全都在上涨。但分析师们警告，新兴市场仍面临一些重大风险，如中国新近宣布的“微刺激”可能刺激不了经济，债务违约可能冲击中国房地产行业等。

中国债务问题备受关注，但是与别国有所不同，中国的债务问题不在于家庭债务，甚至也不在于政府债务，而主要体现在企业债务，其中重头是国企债务过高。国企债务不断做大，是否意味着国企盈利情况上佳呢？众所周知的情况是，国企的资本回报率远低于民企，央企某些年份核算下来甚至不足2%。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低的资本回报率水平上，诸多国企有意愿与能力大力加杠杆呢？这方面，经济学始终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甚至半个世纪前的理论也仍旧有效。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其著名的《短缺经济学》中曾经诊断，国企具有软预算约束特征，换言之，国企的生存不以是否获得利润为归依。对国企及其领导者而言，扩大规模、而不论扩大规模是否会导致亏损，是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扩大了规模，国企就不用担心倒闭（“大而不能倒”）、就不用担心被别人收购（而可以去收购别人）、就更容易得到各种优惠与垄断待遇、也更容易得到进一步的银行贷款、领导也更容易升迁。
从给国企放款的银行而言，不论国企是否效率低下，贷款给国企都是政治正确、包赚不赔的生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给予国企的隐性信用背书，令国企仅仅排在地方政府之后，成为银行的理想客户。在银行自身急需扩张规模的情况下，将天量贷款贷给国企，成为系统最优解。
从政府角度而言，放任国企加杠杆也有充分理由。达到历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最大抓手，从无例外，是尽可能刺激各类投资，而国企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论是基金投资还是房地产投资，国企们总是轻松从中得到最大的订单，可以说，国企的杠杆正是乘着投资的东风一路飞扬。而降低杠杆所需要做的事情——僵尸企业破产倒闭、债务违约——却不是各地政府希望发生在自己辖区内的事情。
中国故事并不独特。2017年初，我去东京访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了解日本曾经的金融危机历史，进而从中得到对于中国的启示。
从房地产泡沫、人民币升值以及资本账户自由化以及外部经济压力等现象，当下中国在金融领域，很类似八十年代末期日本。当时的日本，之前也经历了多年两位数高增长，虽然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但是开始享受资产泡沫的繁荣，经历了日元升值与股市暴涨，更不用提房地产升值。
什么都在上涨的日本暴富岁月，随着日本央行在1989年的骤然收紧而急转直下，一切最终成为美丽的泡影。日本企业经历了沉痛的去杠杆过程，日本经济也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亚洲金融危机之中，日本也开始试图改变，迎来小泉首相与经济学家竹中平藏领导的结构性改革，但是一切都显得有点过晚，时间也不够多，竹中本人在也对我感叹小泉政权一共存在只有五年半的时间，做一件大的事情可能就需要两年时间（参见《对话竹中平藏：日本太舒服而没法改变》）。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不少日本人回想起往事，都在想如果一切重来，或许不会选择80年代的狂欢，毕竟一切享受在命运中其实都被暗中标价。
日本经验告诉中国什么？首先，在中国流行说法往往把矛头指向广场协议，认为日本经济危机是美国强迫日元升值下的“阳谋”，但在日本主流看法并不如此。即使亲自参与广场协议制定的日本前财务官行天丰雄先生，也对我表示日本后面一系列经济问题完全是自己的问题，不是美国的问题。
其次，更重要的是，日本经验告诉我们依靠债务难以永远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存在投资拉动的特征，到一定阶段会出现关键转折点，投资回报率低于资金成本的现象，这其实意味着投资无法覆盖资本成本——如果此刻减少投资调整经济，其实完全可以避免随后的巨大代价，但是如果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回落，继续加大投资，其结果将是吹大泡沫，造成各种资产荒置。对于日本来说，这一转折点在80年代中期，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之后，表现为民间投资回落以及实体经济难做的草根抱怨。
最后，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2009年之后继续加杠杆以及加大债务比例的主体，主要是国企。如今不少国企昂首阔步企业晋升世界五百强，但是其背后的原因以及代价，则令人深思。更值得担忧的是，当下一些国企在占据宝贵信贷资源之后转手分配卖出，其实成为金融市场二道贩子，构成另一层意义的影子银行。
说到底，金融和实体难以区别，风险在产业层面体现为资产质量的恶化，在金融层面转而体现为债务问题；而债务过多之所以成为问题，是由于与这些债务相对应的资产是无效资产，不足以产生利息成本之上的回报。也正因此，中国金融改革要点不仅在于金融之内，更在于国企与财政，要解决资产质量恶化的问题，不仅需要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革，也需要政府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扬弃。
换言之，40年前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被给定的任务，即对国企进行市场化改造，到今天仍旧没有完成。这才是中国国企债务飞扬的主要原因。中国国企过去以低效著称，曾经经历过朱镕基式暴风骤雨改革，如今国企改革，很可能还需要一次类似的结构性改革，当下时点可能是国企改革的历史三峡。
泡沫鼎盛时刻，凡事多带有七彩晕环，一切不可能都成为可能，小到京沪房产轻松相当于上市公司一年利润，大到乐视之类敢想敢做的野心故事。然而，泡沫背后一切都是“债”的力量，但是债的特点就是不仅需要归还，而且随着时间会越滚愈大，甚至造成雪崩。
“这些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局。” 希望，这次不一样。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econhomo），邮箱jin.x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