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服从国家”

《瞭望》：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没有搞高层出席的大庆典，是何原因？

曹广晶：大坝封顶并不算重大里程碑，比如当年156米蓄水比它更重要，那时候正在搞三期验收，所以就没有举行隆重的仪式。三峡集团一直比较低调，很少主动搞大规模活动。

《瞭望》：三峡集团的经济效益主要靠发电，发电靠蓄水，但蓄水放水要听政府调度，政府还要考虑防洪、通航，作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国企，又有上市公司，如何平衡执行行政指令与生产行为？

曹广晶：三峡工程有调度规程，它相当于三峡运行的法律，在规程之内由三峡集团自己做主，规程之外有协调机制。水库调度方面我们服从政府统筹，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时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尽管有一些矛盾，这些年总的来说执行得很好。当然，正如上面说的，调度规程中还有值得优化的地方。长江电力在资本市场上表现也不错。

《瞭望》：三峡总公司于今年9月成立16周年时更名为三峡集团，会有什么实质变化？

曹广晶：集团意味着多元化，其实这个转变早已经开始，改名只是找个时机。从2003年以来，我们就在金沙江上开发溪洛渡等电站。除国内业务，集团已在马来西亚合作建设一个水电站，与巴基斯坦也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业务正在开展，资本运作也在加强。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三峡。

《瞭望》：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正在进行，有人建议后续工作资金从三峡集团的发电效益中解决，你有何看法？

曹广晶：三峡工程本身的使命和任务，该完成（除升船机外）的都完成了。以后怎么办，要看国家对三峡集团未来怎么定位，我们是国有企业，企业服从国家。□

所谓“钓鱼工程”的账单

在三峡论证期及上马之初，“上马概算”、“钓鱼工程”的质疑不绝于耳。近几年，三峡总公司一再对外宣布，三峡总投资将比原估算少花200亿元。

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兴建三峡工程决议指出，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70亿元（1990年价格）。

1993年，国家批准的初步设计静态投资概算调整为900.9亿元(1993年5月末价格)，其中，枢纽工程投资约500.9亿元，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费用400亿元；按照1994年的物价水平、贷款利息等因素测算，工程动态总投资估算为2039亿元。

今年9月27日，在三峡总公司成立16周年庆典大会上，该公司总会计师杨亚重申：三峡工程投资控制良好，在国家批准的初设概算内，预计最终投资不超过1800亿元。

杨亚说，截至今年8月底，三峡工程累计已完成投资约1514.68亿元，其中，枢纽工程静态投资完成约474.90亿元，三峡库区移民静态投资约411.93亿元，价差约334.50亿元，贷款利息约151.43亿元，三峡库区移民概算外补偿费约141.92亿元。

二十年前，资金问题是“反对派”的主要反对理由之一。李锐撰文回忆，当时国家计委负责人跟他谈过：“三峡虽好，投资难办。”

在1992年的人大会议上及前后的上书中，一些人大代表和李锐、陆钦侃等“反对派”认为投资太大，非财力所能负担。其时，中国经济正处在低谷之中。

更尖锐的质疑是，当时提出的概算是“包不住”的。李锐1992年初上书中央领导人：“国际经验数据，河流大水坝工程投资，由于工期过去时长、物价上涨和资金利息等原因，最后结算一般为早期概算的四倍以上；葛洲坝未计利息近四倍，巴西依泰普为七倍（无移民、通航问题）。”

李锐、孙越崎还分别指出，据建设银行1987年计算，三峡工程动态投资最高可超5000亿元。

2005年，三峡办主任蒲海清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详解200亿是如何“节约”出来的：物价指数没有预期高；发行债券的利率比贷款低；引进消化吸收工作快，设备价格降低；提前发电挣钱。

实际投资还须消化原来设计当中没有考虑到的，或者新的政策提出来的部分，如按杨亚给出的数据，移民补偿费在概算外增加约141.92亿元。另如地灾治理，在原概算外增加110多亿元。

库区生态治理资金远超地灾，未被列入三峡工程投资概算，也未从三峡工程实际投资中支出。据2001年国务院批准的规划，2001～2010年，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投资总额达392亿元。

真正的三峡大考还未到来
7月20日早晨八点，洪水以每秒7万立方米的流量，超越1998年洪水峰值，进入三峡水库。此时，年逾八旬的三峡工程设计领导小组组长、原国务院三峡办副主任、原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魏廷铮，平静地关注着这座2003年开始蓄水、通航发电的三峡水库所经历的第一次“大考”。

1949年7月，魏廷铮跟随有“治江泰斗”之称的林一山奔赴武汉治水。正赶上汛期，武汉被淹得一塌糊涂，乘坐的火车在水里面跑。从这一刻起，他就和长江结下了不解之缘，先后陪同毛泽东、邓小平几代领导人考察长江，提出了长江流域的完整治理开发规划。他还亲自主持设计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葛洲坝[11.11 -0.18% 股吧]水利枢纽工程。而三峡工程从规划到设计完成，则耗费他近40年心力。

如今，面对这次大考，这位在长江流域治水之路上走过大半个世纪的学者型官员，有着自己独特的观察。三峡究竟为长江水患治理带来哪些效应？长江水患治理还面临哪些困局？近日，本刊记者独家专访了魏廷铮。

这只算一次“小考”

《瞭望东方周刊》：你怎么看三峡工程面对的这次“大考”？

魏廷铮：这只算一次“小考”，但产生的是“大考”的效应。从三峡大坝本身的安全性来讲，现在只是“小考”。现在上游来的洪水流量7万立方米/秒，这在宜昌也就是十多年一遇，而三峡大坝的防洪标准是百年一遇。真正的大考是百年一遇、千年一遇的洪水。百年一遇的流量就是83700立方米/秒，比今年的7万还要多13700，到那时水库的水位蓄到165.9米。

但对防洪能力而言，这是三峡的一次“大考”。1998年上游来了68000立方米/秒的流量，下面就淹得一塌糊涂。今年上游不仅来了7万立方米/秒的洪水，而且洞庭湖、鄱阳湖、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的降水，都比1998年来得更集中。这一次跟1998年洪水规模差不多，上游的洪峰还稍大一点。

但是今年的长江堤防淹没区，基本安然无恙。1998年淹没区蓄的洪水大概是八九十亿立方米左右，蓄的水跟这次三峡水库差不多。可以说，1998年洪水是淹在农田里，现在是蓄在三峡水库里面，当时那么多水量要是蓄在三峡里，防洪也不会那么紧张。今年把1998年的问题解决了，不就是大考的效应么！

《瞭望东方周刊》：刚提到“千年一遇、百年一遇”这些不同的标准，当初在设计三峡工程时，对它的防洪能力，设计的极限究竟是多少？

魏廷铮：三峡的防洪标准是按百年一遇设计的，当上游来的洪水达到83700立方米/秒，下泄的流量是56700立方米/秒，剩余蓄在水库；如果是千年一遇的洪水，上面来的流量是99000立方米/秒，下泄大概7万立方米/秒流量，下游防洪要受点影响，这是从大坝的工程安全标准考虑，保证大坝的水位不超过175米。实际上，大坝能挡万年一遇的洪水，就是105000立方米/秒。历史上万年一遇的洪水发生在1870年，洪水流量是110000立方米/秒，这是真正的大考，那时候的洪水如果现在来的话，三峡能把110000削弱到70000。这几个标准设计时就有，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三个标准具体来说对抗洪意味着什么？

魏廷铮：百年一遇的洪水，中下游防洪要保证安全，长江的干堤，主要的城市不能垮，这是要跟国家保证的。千年一遇的洪水，要配合应用中下游的分蓄洪区，主要城市不决口。万年一遇的洪水，下面要配合得多一些。总的一条就是，有了三峡工程以后，不能再发生毁灭性的洪水灾害，这是三峡工程建成后的目标。这也是三峡初步的功能，将来上游不是还有几十个水库么，要配合起来统一调度的话，中下游的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作用，紧张的抗洪抢险就不需要了。

泄洪背后的冲突

《瞭望东方周刊》：有舆论质疑三峡工程的泄洪，是以下游为壑，增加了中下游的防洪压力，从规划设计目标考虑，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魏廷铮：现在水利部要求，三峡来水流量7万时，下泄4万流量，保证荆江大堤和沿江重要堤防的安全，保证洪水不上堤，不到警戒水位。最终是为了使三峡保留更多的库容，来更大的洪水，也能装下。现在221亿立方米的库容只蓄了70亿，这算是非常安全的防洪调度。

从三峡发电公司角度来说，可以蓄得更多一些，最好下泄流量在两万五，水库可以充分利用来发电。不过，防汛指挥部发调令给三峡公司决定是否开闸，对指挥部来说，库容越大越好。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工程，三峡的防洪功能和发电功能之间怎么协调？

魏廷铮：这个应该由国家来协调，照顾各方面，求得最大的综合效益。中央1958年就有过一个针对长江流域规划的决定：统一规划，全面发展，适当分工，分期进行。规划是统一的，全面发展，既要照顾防洪，也要照顾发电，也要照顾航运，几个方面的关系都要照顾到。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是谁在协调？由长江委出面吗？

魏廷铮：长江委现在协调不了，应该由国家综合部门来协调。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是国务院的机构，以前主任是李鹏总理，后来是朱基总理，再后来是温家宝总理，现在变成常务副总理李克强。

《瞭望东方周刊》：有媒体报道，2008年三峡集团公司曾为了发电，在汛期蓄水，一度没有执行长江委的调度令，今年在抗洪中表现却很积极，你怎么看？

魏廷铮：2008年这次蓄水还是适可的。145米的水位没有动，正好来了一场洪水，跟今年汛期一样。当时觉得不蓄，放下去就可惜了，三峡公司就蓄了一点。这实际也不是三峡公司自己要蓄的，是湖北、湖南两省提出来，你的水不能放下来，否则，我就要上堤防汛。湖北省首先提出，你要保证我的防汛安全，水库要蓄水。这样，三峡才蓄了大约几十亿立方米的水。

支流为何险情不断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长江的干流，在三峡的调节下，相对安全。但支流似乎险情不断。有人认为是湖泊的消失所致，你认为原因在哪？

魏廷铮：湖泊对洪水有调蓄作用，但这个功能不大。下雨的时候湖水慢慢地涨，等到发洪水的时候已经涨满。这就要把湖泊围起来，让它干掉，洪水来的时候把水放进去。现在就是洞庭湖全干了，也就200亿立方米库容，况且不可能全干了。同时长江的泥沙在江里流速快，大都入海了，到湖里水面一放大，水流减缓，容易淤积。这次支流的灾害和湖泊的消失，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次支流的灾害不少都是山洪。更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和农村规划中，没有很好地把洪灾因素纳入考虑。随着支流附近的人口增多，一些地区觉得，人多了没办法，于是在一些根本不能住人的区域，硬要把人安排进去。结果山洪一来，冲毁一大片，不少地方人口不能及时转移，应对的措施也不多。

支流广大地区一定要做好国土规划，山沟里面多种树，少住人或者不住人，容易产生滑坡泥石流的地方绝对不能住人。要知道，山洪往往来不及避让，一个暖湿气流遭遇较强冷空气时，集中下100或200毫米雨，这是山洪期间气象的特殊性，但一些地方主政者不了解。这是思路的一个转变，以前说控制这些灾害，现在要多想怎么去避免，减少损失。

《瞭望东方周刊》：支流灾情不断，也有舆论认为是地方配套资金不够，比如江西省，就说没钱修堤防了。

魏廷铮：不光是这样，江西有几个水库，比方说这次出事的抚河，有个廖坊水库，修低了。修建时主要有个思想，反对修高坝大库，坝修高了要移民，当时的移民条件不够、安排不好，移民多了要到他这里闹事，所以水库大坝尽量压低，但是防洪功能不管。另外修水电的人有一个思想：下面不想修，指望上面修一个龙头水库，上面蓄水，下面的不考虑。我们做流域规划的时候，都希望他修高一点。但最后地方自己设计的时候改低了。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要改低？

魏廷铮：他不考虑综合利用，只考虑部门利益。坝修低了，工程就小了，花钱就少了，电量损失不多。从发电的角度讲，修高一点低一点影响不大，他要调节就修所谓的龙头水库。所以现在支流上普遍有这个问题，这些水库现在的库容防洪作用不大，只顾发电，太可惜了。

《瞭望东方周刊》：历史遗留的防洪工程问题，需要解决的还有哪些？

魏廷铮：还有围堤，在湖区围的围堰，堤防标准很低，容易决口。最近九江说有险情，水利部解释说1998年九江决口的那个地方，今年没有决堤，是别的地方。其实九江那地方本来就没有江堤，原来是个湖区，后来围垦开辟了农场，好多中央机关的人下放到那里，把堤坝加固了一些，堤都是土堤。这次很多有水患的围堰，本身谈不上水利工程，都是自己围成垸子在里面种地，没有规划，也没有认真地按照安全标准做好。

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望东方周刊》：这么些年来，你感觉我国整体上的治水思路，有什么变化？

魏廷铮：最早周总理提的防洪方针是，要“蓄泄兼筹，以泄为主”，尽量把水放下去，因为长江水量太大，像大禹治水那样，保证排水道、排洪道必须畅通。

《瞭望东方周刊》：就是用大禹的那套方法？

魏廷铮：也不完全是。还要修三峡大坝，大坝是主体，负责蓄水。蓄和泄，两个都要搞。从形势来判断，泄水要放在前面，把水放到海里去，因为长江洪水都蓄起来不可能。

现在看来，蓄做得不够。现在全世界都在闹水荒。水资源能蓄要多蓄一点，能蓄的地方尽量蓄水。总之多蓄一点水有好处。

《瞭望东方周刊》：蓄水程度为什么会不够？

魏廷铮：因为怕修高堤大坝。修了这些，会淹没一些地区，就要移民。当时怕修水库主要是怕移民，怕得要命。确实当时移民做得太差，对老人的安置，对民生的照顾，做得很不够。当时国家没钱，都要国家出钱，出不起。

《瞭望东方周刊》：历史上一直有围湖开发的做法，1998年洪水过后，国务院提出过“退田还湖”的政策，这算是治水思路上的调整吗？怎么想起来推出这个政策？

魏廷铮：当时防汛的时候，说老实话，太急，哪些地方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不应该严防死守，哪些地方应该分蓄洪，哪些地方应该确保，应该区别开。当时事情紧急，所以都要严防死守。回头再看有些地方不值得严防死守，应该让出来。我估计“退田还湖”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给洪水一个空间，人从河里、湖里把围垦的垸子退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有报告指出，当时“退田还湖”的政策推进速度特别快，有的是双退，人退，田也退。有的是单退，人退，田不退。最后似乎遇到了阻力。

魏廷铮：不合理的围垦要退掉是应该的，合理的当然退不了，一定要符合客观实际。任何事都得有规划，强扭的瓜不甜。最后双退的没有了，剩下的都是单退，但是单退等于没有退，就是人换个新房子，在湖里照种不误，摩托车一骑，拖拉机一耕，种子一撒，庄稼成熟照收不误。

1998年以后，有好多时间都是依靠1998抗洪精神。但科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现在中央要靠科学实践。任何事情主观意志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1998年抗洪后我们究竟吸取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魏廷铮：1998年抗洪还是传统的方法，拼人力，洪水之后，中国科学家防灾减灾的研究成果，开始相应得到重视。但之后采取的措施含有多少科学技术的成分，很难说。

当时花了很多钱，在长江干支上搞“隐蔽工程”。就是哪个地方有漏水，有隐蔽的漏洞，就全面的打板桩，或者做防渗墙，不管好坏，一道修理，花了几百亿。

作用很有限。所谓隐蔽工程怎么找出来？隐蔽在哪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中国人早就总结了。堤防这个问题的影响因素很多，哪里有问题，哪里处理，需要加固的进行加固，不需要的再加固，没有意义。毛病就犯在老是一刀切，一个口号覆盖全面。

一大批科技力量没得到充分应用

《瞭望东方周刊》：1998年的那些安全隐患现在都消除了吗？

魏廷铮：还没有大水来考验。今年水位比1998年要低三四米呢，武汉水位只是二十六七米。要到真正的保障水位，城陵矶是34.4米到35米，武汉29.73米，那时候才能检验出来。

《瞭望东方周刊》：防洪体系需要科学性，实际上，从1998年开始，长江治水的理念，据说就已经由经验型向科技型转变，现在我们的防洪体系中，支撑防洪决策的技术条件如何？

魏廷铮：洪水的科学调度是有一套体系的，每一个洪水年份都不一样，但总能找到一些典型。现在软件这么发达，可以做大量的调度模型，最后由电脑来精确调度。一条河流像长江这样，至少有一百几十年的资料，准备十个、二十几个的调度模型，都可以编出来。但是，现在有很多资料，都没有很好地利用，没有编出像样的模型，这方面的科学技术开发很差劲。

《瞭望东方周刊》：什么原因导致的？投入不够？

魏廷铮：说老实话，现在就是扯皮。各个部门，你考虑防洪，你考虑发电，你考虑航运，都是大部门，只照顾自己的利益，都想按各自的模型调度，最后出来的这个模型就行不通。

不是缺钱，这能花多少钱？主要是人的思想统一不起来。个人都强调自己的一面。还是人的因素起作用，不要针锋相对，锱铢必较。应该是考虑它的综合效益，大家该让步的要让步，不要过分强调自己的部门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还有什么其他难以协调的关系?

魏廷铮：涉及的部门跨了几个大部，地方又跨了几个省。而且越是小单位越要强调各自的利益。

比如湖南、湖北两岸的要求就不一样。长江的水位在关键的时候，要影响到洞庭湖和荆江的关系，原来两边争论的时候，长江的水位差一厘米，就要打架。湖南说我本土的水，也就是南水，我不怕，我怕北水，也就是来自长江的洪水，长江尽量少向洞庭湖进水。湖北就说你这个洞庭湖应该多分水，长江水位低一点，我好防洪。三峡大坝没起来之前，两家都维持现状不准动。三峡大坝起来以后，现在两家都在对三峡提要求，湖北要求汛期三峡泄流应该控制在十万立方米每秒以下，湖南说长江入洞庭湖的四个口，应该给控制起来。

连小地方像一个荆州和一个常德这两家的矛盾就不好办，原来常德说长江进水进多了，防汛受不了，要求控制。但是现在，它又缺水了，开始找三峡要求放水，三峡放水又只能进洞庭湖，到不了常德。这些矛盾有些是无知，有些是对科学的认识太缺乏了。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要协调各部门各地区的利害关系，进行科学调度。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是否需要更高的层面来自上而下地引导技术开发？

魏廷铮：上面的人应该明白，不明白就容易瞎指挥。其实长江水利委员会有这么大一批技术力量，现在很可惜，没得到充分应用。此外，现在市场经济发展以后，大家都在想办法弄钱，认真做技术开发的人少了，想方设法去弄钱的人多了，这就麻烦了。

三峡175米蓄水三度尝试终实现 正常运营待时日
175米是三峡工程的正常运行水位，……这不仅是对工程本身负责，也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这还意味着，在经历2008、2009 年两次冲击未果后，三峡蓄水进程的高歌猛进势头，终于得以善始善终。

　　事不过三

　　175米，这是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以来第一次企及的高度，尽管作为设计指标和必须达到的任务，它已整整高悬了数十年。

　　10月26日，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在大坝坝顶正式宣告目标成为现实，他的身边，来自国务院三峡办、水利部、环保部等的官员，不远千里，目击了这一特殊时刻。

　　这也意味着，在经历2008、2009年两次冲击未果后，三峡蓄水进程的高歌猛进势头，终于得以善始善终。

　　按照最初设计报告，三峡工程拟于2003年围堰挡水发电，2007年蓄水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而现实的情形是步步提前，2003年蓄水至135米，2006年蓄水至156米，2008年即开始冲击175米。

　　回忆2008年第一次冲击未果的情景，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坦言，虽然当时175米蓄水已具备了条件，但在蓄水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崩岸和小滑坡，也出现了4.1级地震，“有些房子建在土基上，不是岩石基础，水一泡，就沉陷，有些房屋也会出现裂缝，当时有1万多人受到影响”，加之当年汶川地震的背景，“最后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就不让往上蓄了”。那时，最高水位定格在172.8米。

　　第二年的9月15日，三峡蓄水再度开启，然而“下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遭受严重干旱”，郑守仁说，为缓解下游旱情，三峡水库加大下泄流量，给下游补水，“蓄水后期，长江来水偏枯，基本是来多少水就放多少水，所以没能蓄到175米”。

　　更要命的是，这次甚至只到了171.4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对南方周末记者反思，“专家研讨认为蓄水起始期可能晚了一些，如能提前可能都不是那个（蓄水失败）结果了。”

　　对于彼时的三峡集团而言，压力不言而喻。因为“只有达到了这个蓄水位，三峡工程才算是达到设计标准，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是对工程各方面和部件的基准考验，通过这个考验才算合格”。沈国舫解释。

　　而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前总经理陆佑楣院士看来，“175米是三峡工程的正常运行水位，……这不仅是对工程本身负责，也是对国家和人民负责。”

　　实际上，早在2001年，国务院三峡建委就开过专题会议研究175米蓄水时间，在众多支持者看来，既然条件具备，水不蓄上去便是白白流走，少蓄一米水，一年便少发两三亿度电。

　　俗语说，事不过三，国际大坝委员会主席贾金生甚至强调，“实现这个预定目标是正常行为，是应该实现，也必须实现，而且应该尽早实现。”

不容有失

　　对于前两次试验性蓄水，三峡工程的支持者们并不认为是失败，曹广晶就曾对记者解释，“既然叫试验性蓄水，就带有探索性，发现什么问题还可以降下来，不一定一步到位。”

　　但他也承认，蓄水有个保证率的问题，在枯水年蓄不到位是正常的，但长期蓄不到位也是不正常的。

　　然而，时移世易，长江水文局近年调查发现，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加之长江上游干支流上陆续有大中型水库建成蓄水，使得每年9月、10月间三峡水库来水量下降趋势逐步加快。来水不够，如何成功蓄水？

　　2010年，为确保万无一失，三峡集团决定再度提前蓄水，“拦蓄9月份汛末洪水资源进行蓄水，减轻10月份蓄水压力”，而时间表较2008年提前了18天，较2009年则提前5天。

　　兼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曹广晶曾坦言，这次三峡集团公司历经一年多的认真准备，相关运行监测单位做好了枢纽安全监测、机组试验、泥沙监测、地震监测等各方面的监测试验工作，第三次冲击175米于9月10日如期推进。

　　这一再度提前策略得到了诸多权威专家的支持，陆佑楣院士就曾建议，“把握好起蓄的时间，大胆提前蓄水，不然拖到后面又蓄不上去。”

　　忧虑者最直接的担心是，提前蓄水会不会造成泥沙的淤积，危及重庆港。中国水利水电科学院的研究显示，“对三峡水库淤积不产生大的影响，即使遇大水大沙年，也可通过机械清淤的方式加以清理，不影响重庆港的正常运行。”

　　而著名水工地震专家陈厚群院士也乐观地排除了地震危害，认为前两次蓄水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库区地震的频次尽管有所增加，但震级较小，对枢纽和库区无危害性影响。

　　2010年7月，三峡集团公司将试验性蓄水方案修改完善，上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审批，当月29日方案即经专家审查，获批。

　　虚惊两场

　　但陆佑楣仍止不住担心，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和郑守仁院士苦思冥想，今年的三峡蓄水还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担心的一种可能，就是库区发生大规模塌岸。”

　　2008年那次蓄水即因地质灾害而被迫中止，郑守仁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后，国务院三峡办每年都组织有关省市部门或单位的地震、地质灾害、生态与水环境、泥沙淤积、城镇居民点建筑桥梁等设施进行检测，另外对大坝、发电机组等也进行了检测，检测证实所有建筑物运行正常安全。

　　然而，就在蓄水稳定逼近175米时，意外还是发生了。10月3日巴东县东韍口发生M2.3级地震。但经测定，地震强度、频次均低于2008年、2009年蓄水同期，虚惊一场，“蓄水初期没有出现135米及156米蓄水时的微震、极微震频发的现象。蓄水至175米后，2011年度库区水库诱发地震活动发生重大变化可能性不太大。”郑守仁说笃定地说，“水库库区地震99.9％都是小于三级的微震或极微震，最大的4级，但也小于可承受的5.5级。试验性蓄水所出现的问题均在初步设计预期之内，符合水库蓄水的规律。”

　　10月12日，三峡水位顺利冲破170米，待到172.8米以，因为是首次蓄水，为有利于三峡库岸稳定，三峡集团特意放慢了上蓄的速度。

　　另一场意外又不期而至，10月21日，巫山望峡危岩滑坡体突然发生滑坡，滑坡土石方约2万方。所幸后来证实，此危岩滑坡的重要原因是多个煤洞长期挖煤挖空了下面山体所致，与三峡蓄水无直接关系。

　　陈厚群院士算过一笔账，距坝址16公里以内的近坝区，就算上面检测出的滑坡体全都滑到库里，加起来也就十几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的库容是393亿立方米，只占百分之几，所以也不会影响水库的寿命。

　　终于，46天后，三峡工程水位标志牌175米处，沾上了第一道水迹。

三峡的变与不变

　　现在，175米线上的三峡已不见昔日江水滚滚了，利用开发成为最为期待的关键词。

　　7年前，“三峡工程是一项具有防洪、发电、航运、旅游、养殖等巨大综合效益的宏伟工程”，而当下，对三峡工程功能似乎有了新定义：防洪、发电、通航、补水，少了“旅游”和“养殖”，增添了“补水”功能。曹广晶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蓄水后不是不再提旅游和养殖，而是没有以前说的那么多了，毕竟“网箱养殖会污染水体环境”，而提出“补水”也是因为去年干旱才显示出三峡工程调水、补水的重要性。

　　记者走访巫山县时，当地不少百姓无奈于又丢了一份便捷的生计，“蓄水后，现在政府已经下令不允许网箱养殖了。”

　　防范风险的措施依旧不能片刻停息，10月23日，长江巫山巫峡口段龚家方滑坡对岸仍能见到重庆地勘局107地质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使用仪器密切监测。记者从巫山县了解到，距离龚家方滑坡不到10分钟航程的望霞危岩体，同样令航道部门担心。10月21日凌晨，此处约3万立方米土石下挫，目前，仍有近7万立方米危岩滑移后悬停在陡壁上，时刻危及着长江航运。

　　连续上涨的江水，似乎让记者到访的巫山有些措手不及。

　　从龙门峡进入小三峡，原本狭窄的峡江现已是平湖一样呈现在游人面前。在北岸离水面约四米的崖壁上，一条长3.5公里的栈道仍在紧张修建中。峭壁上，还来不及装饰的水泥桩柱与周围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而因为175米蓄水，小三峡猕猴的投食场已被淹没过两次，现不得不再往高处挪移，当天，巫山县有关部门正在岸边开辟新的投食场。

　　还是一江看似清澈的水，却不能喝。家住江边的几位巫山人告诉记者，没蓄水之前，浅处的江水几乎清澈见底，可以直接舀起来喝，如今，政府告诉他们江水多是污染物超标，不能直接引用，于是，他们不得不挖水窖，接雨水度日。

　　按照巫山县旅游规划，小三峡部分景区将被安装上灯饰，以开发三峡夜游项目。该县副县长陈绍丛向南方周末坦陈，对巫山而言，蓄水后的三峡神女无恙，机遇与挑战并存，在不能引进重化工等污染项目的前提下，如何富县强民而又保护好库区生态是当前摆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他甚至认为，没有其他大项目，仅靠旅游，一方水土难以养育一方人。

　　正常运营仍待时日

　　“只有蓄到了175米，才能知道是否会出现新问题，才能在实践中取得经验。”陆佑楣说。对三峡工程的考验，从蓄水175米后正式开始。

　　郑守仁仍不免担心，防止新的地质灾害仍是蓄水175米后头号问题。蓄水后，5311公里库岸将饱受高水位浸泡，库岸再造不可避免。

　　至于水资源开发，郑守仁强调，“统一调度很重要，因为上游干支流在2012年、2013年像金沙江、大渡河、乌江、嘉陵江上，都会有一些大型水电站和水库运行，这就需要国家层次上进行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机制、应急机制。”

　　从10月26日开始的175米高位蓄水，一直要持续到今年底，之后，按计划退库至来年汛前的145米，届时将形成30米高近300平方公里的消落带。枯死的植被，泛白的岩壁，与库岸没遭破坏时的葱郁景观相比，俨然“两重天”。郑守仁院士坦言，如何修复消落带，仍是摆在决策者和有关部门面前的重要问题。

　　提前到达的成功，容易滋生冒进的势头，郑守仁院士已经向三峡建委领导建议，“今年蓄到175米，并不意味着明年就可以正常运行了，还是建议需要一定时间。”

　　参照国内外一流水库的经验，蓄水175米水位后运行初期的3年至5年内可能会产生一些崩岸、滑坡等地质灾害，需进行防范，5年之后仍要继续监测监控，“所以并不是讲试验性蓄水175米一年就够了，初步设计当时对隐发问题暂定了6年观测时间，现在试验性蓄水成功，到2013年还有三年时间，那时再正式运行，时间上还是与初步规划是一致的。”

　　他坚信，“三年之后，对三峡有不同意见的，都会逐步改变看法”，而至少此刻，“有些时候不能把问题讲的太满，要留有余地，我们也不愿意对三峡讲的太满。”